十至十三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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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
作者:施建雄
出品人:
页数:288
译者:
出版时间:2010-01
价格:25.00元
装帧:
isbn号码:9787010085494
丛书系列:
图书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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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本书共分三部分来论述中国10-13世纪期间史学的发展历史过程,它们是:官修史书制度的演变与史学的发展;历史编纂的推进与历史观的演变;文化认同在史学领域里的建树。

绪论

上篇 官修史书制度的演变与史学的发展

第一章 官修史书制度的继承与发展

一 承前启后的五代史馆修史活动

二 两宋官修史书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三 元代官修史书的演变

第二章 史学领域的百花齐放

一 纪传体史书编纂的新格局

二 编年体史书的修撰

三 丰富多彩的历史著述

中篇 历史编纂的推进与历史观的演变

第三章 历史编纂的推进

一 各部史书体例运用的得失

二 史表的功能及时代特点

三 主要史书体裁“第三极”的形成

第四章 正统论对史家思想的冲击与回应

一 前期“正统论”思想体系的形成及其发展

二 后期“正统论”与历史发展实际相背离的理论思维

三 “正统论”的时代特点

下篇 文化认同在史学领域里的建树

第五章 《辽史》的编纂特点与历史文化认同

一 契丹社会历史演进的客观记录

二 民族交融历史经验的总结与文化认同的生动写照

三 编纂思想的丰富与编纂技巧的灵活运用

第六章 《金史》的时代特点与编纂成就

一 《金史》的时代内容与民族交融的历史特点

二 文化认同的历史内涵

三 《金史》的编纂成就

后记

辽宋金元之际的知识转型与社会变迁 本书旨在深入探究自辽、宋、金至元朝(约公元十世纪至十四世纪中叶)近四百年间,中国思想文化与知识体系所经历的深刻变革。这段历史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关键的断裂与重塑的阶段,其复杂性不仅在于北方游牧民族政权与南方汉人政权的并存与交替,更在于儒学在宋代理学兴起后的再定位,以及佛教、道教、民间信仰等多种思想资源的互动与融合。 一、 时代的背景:多重帝国格局下的知识流动 不同于以往的统一王朝,辽、宋、金、元构成的多重帝国体系,为知识的生产、传播与接受提供了全新的场域。辽(契丹)与金(女真)政权,作为非汉族建立的政权,其统治策略必然涉及如何吸纳、改造或抵御汉地既有的政治文化传统。本书将聚焦于考察这些“边疆帝国”如何构建其统治合法性的话语体系。例如,金代统治者对儒家经典的采纳,并非简单的全盘照搬,而是融入了其族群自身的叙事框架,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华夷之辨”的新图景。 在宋代,特别是北宋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科举制度的进一步成熟以及城市文化的兴起,知识的载体和传播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活字印刷术的改进,使得书籍的成本降低,知识的普及范围扩大,这直接冲击了过去由士大夫阶层垄断知识解释权的传统结构。同时,与辽金的交流,特别是对辽代先进的契丹文、女真文等民族文字的了解,也拓宽了宋代知识分子的视野,使其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的疆域与文化边界。 二、 理学思潮的勃兴与儒学的内转 本书将重点剖析宋代理学(程朱理学)的形成过程及其核心义理的演变。理学并非孤立的哲学思潮,而是对唐末五代以来佛教禅宗挑战的回应,是对既有儒学(汉学、古学)在社会实践中遭遇困境的反思。 1. 早期探索与范式确立: 从周敦颐、邵雍、张载到二程(程颢、程颐),理学的早期探索致力于重构宇宙论(太极、理、气)和心性论(性、心、意),试图为道德实践提供一个坚实的本体论基础。 2. 朱熹的集大成与体系化: 朱熹的贡献在于将前人的思想熔铸成一个宏大而严密的哲学体系——“格物致知”成为其修身与治国的核心方法论。本书将细致分析朱熹对《四书》的重新诠释,以及这种诠释如何渗透到教育、选官乃至日常生活规范之中。这种“内转”的倾向,使得宋代儒学更加注重个体道德的完善与心性的涵养,但也引发了对政治实践脱节的批评。 3. 理学的多元发展与地方化: 面对地域差异和个人体悟的不同,理学在南宋晚期并未形成铁板一块。本书将考察如陆九渊(心学)等人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如何在不同地域的士人精英中获得了不同的接受度和阐释方式。 三、 宗教与世俗知识的交织 辽宋金元时期,宗教信仰的力量空前强大,这深刻地影响了世俗知识的生产。 1. 佛教的世俗化与教团组织: 禅宗在宋代的鼎盛并非只停留在哲学思辨层面,它广泛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寺院不仅是信仰中心,更是重要的经济实体(庄园、借贷)和知识中介(刻书、藏书)。本书将探讨“禅净合一”的趋势如何使得佛教的教义更易于被普通民众理解和接受。 2. 道教的复兴与图谶的流行: 尤其在金元之际,道教在宫廷和民间均有所发展。金代对道教的推崇,与宋代对儒学的固守形成了对比。此外,与社会动荡相关的图谶、预言和神秘主义思想在民间持续流传,构成了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知识景观。 3. 史学与官方叙事的构建: 史学作为维护统治合法性的重要工具,在这一时期呈现出高度的竞争性。官修史书(如《宋史》的编纂)反映了新王朝对旧王朝的定性与评价。同时,民间史学(如笔记、野史)则以更灵活的方式记录了时代的侧面,反映了士人对官方叙事的补充与质疑。 四、 元代:帝国整合中的文化重塑 元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其对知识体系的影响是结构性的。 1. 儒学与“色目”知识的碰撞: 元代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启用汉族文人,但其对儒学的采纳是实用主义的,其重点在于维护帝国稳定与行政效率。同时,元代通过丝绸之路带来的色目人群及其科学技术(如天文、医学、历法知识),为中国知识界带来了西域的异质性资源。本书将考察这些异域知识是如何被纳入或排斥于传统的汉地知识体系之外的。 2. 戏曲文学的兴盛: 随着科举制度的长期停罢和文人阶层在政治舞台上的边缘化,大量的知识分子转向了通俗文化领域。元曲的繁荣,标志着以口语和通俗叙事为载体的知识表达方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命力。戏曲不仅是娱乐,更是承载伦理观念、历史评说和世情洞察的重要载体。 3. 地方志与实用知识的积累: 在大一统帝国的行政体系下,地方志的编纂活动空前活跃。这些地方志不仅是地理和物产的记录,更是地方士绅构建地方认同、积累实用知识(水利、农桑、赋役制度)的重要文本。 通过对辽宋金元时期政治、哲学、宗教、社会风俗等多重维度的考察,本书力图展现这一复杂时代知识体系的动态演化过程,揭示其内部的张力、断裂与最终的整合,为理解中国后世的知识格局奠定坚实的基础。

作者简介

施建雄,男,1966年8月生,福建永春人,历史学博士。现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族重新组合时期历史学发展途径研究”,相继在《史学史研究》、《学术研究》、《江海学刊》、《南开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多篇文章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政治学》等全文转载。

目录信息

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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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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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让我对十至十三世纪的中国史学发展有了前所未有的宏观认识。以往阅读历史,多是关注史实本身,对于史书是如何被写成、史学思想是如何演变,了解甚少。而这本书则恰恰填补了我的这一认知空白。作者在梳理这一时期的史学发展时,并没有局限于某一位史家或某一部著作,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整个史学界,从史料的搜集、整理、辨析,到史学理论的构建、史学体例的创新,都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阐述。我尤其被书中关于“私家史学”与“官修史学”的互动关系所吸引。在权力与学术交织的复杂环境中,这两股力量是如何相互影响,又如何共同推动了史学的发展,作者给出了精彩的解答。此外,书中对史学研究方法的现代化进程也有着深刻的解读,例如,如何从大量的史料中提炼出有价值的信息,如何构建严谨的论证体系,这些都对我今后的阅读和思考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总而言之,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观察历史学自身发展演变的宏观视角,让我得以理解中国古代史学是如何在不断的探索与创新中,一步步走向成熟和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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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为我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古代史学研究内在逻辑的窗户。我原以为,史学史的研究,无非是列举一些重要的史学家和他们的代表作,但这本书则通过对十至十三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过程的细致考察,展现了史学研究是如何在继承中创新,在借鉴中发展。作者在梳理这一时期的史学发展时,特别强调了史学方法论的演进。例如,从早期以纪事为主的编年体,到后来更加注重史实分析和观点表达的纪传体,再到笔记体、杂史等形式的兴起,每一种体例的出现和发展,都蕴含着史家们对历史叙述方式的探索和创新。我尤其欣赏书中对不同史学流派的比较分析,它们之间的异同、争鸣,都极大地丰富了我对史学发展多元性的认识。从这本书中,我不仅了解了具体的史学成就,更重要的是,我学习到了如何去分析一部史学著作背后的逻辑,如何去理解史家们的研究方法,以及他们是如何在有限的史料中,构建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历史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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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让我对十至十三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认识,可以说是从“知道有”,变成了“了解其所以然”。我原以为,史学的发展,不过是史书越写越多,史学家越多越多,但这本书让我看到,这背后是知识分子不断追求学术真理、探索历史规律的艰辛历程。作者在分析史学著作时,不仅仅关注其内容,更深入探讨了史家们的思想背景、治学方法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局限。我尤其喜欢书中对“史观”的解读。不同的史家,对历史的看法和评价,往往是截然不同的,而这些“史观”的形成,又受到社会、政治、哲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本书通过对这些复杂关系的梳理,让我看到了史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它不只是关于历史的学问,更是关于如何认识世界、如何理解人生的学问。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不仅增长了史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它激发了我对历史的敬畏之心,以及对知识追求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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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审视十至十三世纪的中国史学。在我看来,史学的发展不仅仅是史料的积累和理论的进步,更是一种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的精神探索。作者在书中,不仅仅是在梳理史学著作,更是在描绘一群在特定历史语境下,有着独立思考和独特追求的知识人群体。我尤其对书中关于“史德”的讨论印象深刻。在那个时代,史家被寄予了很高的道德期望,他们的著述不仅仅是为了记录历史,更是为了传承道德、教化后世。这种“以史为鉴”的观念,是如何贯穿于史家们的治学理念中,书中给出了丰富的例证。此外,作者在分析不同史家观点时,并没有简单地给出对错的判断,而是试图理解他们思想形成的历史土壤,这体现了一种更为深刻和包容的学术态度。阅读这本书,我不仅仅学到了史学知识,更重要的是,我感受到了那种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对历史的敬畏之心。它让我明白,史学研究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知道过去,更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下,反思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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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给我带来的最大触动,是它如何细腻地勾勒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历史洪流中的思考轨迹。十至十三世纪,那是一个风云变幻、政权更迭频繁的时代,从北宋的繁荣到南宋的偏安,再到元朝的崛起,每一次动荡都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历史的认知和叙述方式。我原以为历史学的发展不过是史料的堆砌和考证的深化,但这本书让我看到了更深层次的、人文精神的嬗变。它不是简单罗列某位史家写了什么,而是深入剖析了在特定的政治、社会、文化语境下,史家们为何会选择这样的叙事角度,他们关注的重点是什么,他们的史学观又受到了哪些哲学思想、宗教信仰甚至民间传说的影响。我尤其对其中关于“正史”观念的演变印象深刻。在不同的朝代,人们对于“正统”的界定,对于史书编纂的权威性,都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实践。这本书通过对大量史学著作的细致梳理,揭示了这些微妙的变化,让我体会到历史写作并非是铁板一块的客观呈现,而是充满了时代精神的烙印和知识人主观能动性的体现。阅读过程中,我常常会联想到当下我们如何看待历史,我们又会如何书写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史学”。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是阅读此类学术著作最令人着迷的部分。它让我意识到,理解历史,不仅要理解“发生了什么”,更要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发生”,以及“当时的人们是如何理解和解读这一切的”。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观察历史学自身发展的独特视角,让我重新审视了历史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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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更像是一次与古代史家们的深度对话。我原以为,十至十三世纪的史学发展,无非是《资治通鉴》之后的一些延续,但这本书彻底颠覆了我的认知。作者深入挖掘了这一时期蓬勃发展的各类史学著作,从官修史书到私家撰述,从通史编纂到断代史研究,再到地方志、年谱等细节的梳理,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充满活力的史学图景。我尤其欣赏书中对史家个人治学理念和思想倾向的剖析。比如,在面对同一段历史事件时,不同史家是如何选择侧重点,如何进行评价,他们背后隐藏着怎样的价值取向和政治立场。这让我意识到,历史写作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摆事实”,而是充满了主观判断和价值选择的过程。书中对于史学理论的探讨,如“求是”精神、“实录”原则的演变,也让我对“何为真实的历史”这一根本性问题有了更深的思考。从这个角度看,这本书不仅仅是在讲述史学史,更是在探讨历史的本质,以及人类认识和书写历史的永恒命题。我从中获得的,不仅仅是知识的增长,更是思维方式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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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在想,我们今天所知的历史,究竟是如何被我们所“知道”的?这本书,尤其是它关于十至十三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梳理,恰恰回答了这个问题的一大部分。我原以为,历史写作就是按时间顺序记录事件,但这本书让我看到了,在这背后,有着无数的学者,在默默地耕耘、思考、争辩。作者对不同时期史家在史料运用、观点阐释上的差异,进行了细致的比较分析。我特别喜欢其中关于“史笔”之辨的探讨,即史家在记录史实时,如何平衡客观与主观,如何在不失真的前提下,表达自己的见解。这让我深刻地体会到,历史写作是一种充满智慧的艺术。书中对佛教、道教等宗教思想对史学的影响,以及民间传说、文学作品如何渗透到史学叙事中的分析,更是令人耳目一新。这打破了我以往对历史写作的刻板印象,让我看到,史学的发展是如此多元和复杂。阅读本书,就像是在穿越历史的长廊,与那些古代的史家们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听他们讲述他们的治学之道,他们的历史观,以及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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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这本书,我对十至十三世纪的中国史学发展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我原本以为,史学只是单纯地记录和整理史实,但这本书让我看到了史学背后更深层的思想价值和文化内涵。作者通过对这一时期史学著作的精细解读,揭示了不同朝代、不同学派的历史观、方法论以及它们所处的时代背景。我尤其被书中关于“义例”和“体例”的讨论所吸引。这看似枯燥的学术术语,在作者的笔下却变得生动起来,它们反映了史家们在构建历史叙事时所遵循的原则和逻辑,也折射出他们对历史真实性、客观性和价值判断的不同追求。我印象深刻的是,书中对南宋史学如何回应金朝统治,以及元朝史学在融合各民族文化背景下的发展特点的论述。这些都让我看到了史学在面对历史巨变时所展现出的强大生命力和适应性。本书的语言虽然严谨,但并不晦涩,作者善于将复杂的学术问题用清晰易懂的方式呈现出来,使得我这个非专业读者也能从中获得深刻的理解和启发。总而言之,这本书不仅是一部学术专著,更是一扇通往中国古代思想世界的大门,让我得以窥见那些古代史家们如何在历史的洪流中,用他们的笔墨构建着对过往的理解和对未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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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章节安排和论证逻辑,让我对十至十三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脉络有了清晰而深刻的认识。作者在梳理这一时期史学思潮和学术成就时,并没有局限于孤立的史学家个体,而是将其置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进行考察,这一点非常值得赞赏。我尤其欣赏书中对不同学派之间争鸣和互鉴的精彩描绘。例如,关于地方史志的兴起,关于笔记体史书的繁荣,以及它们如何与官方史书形成互补或竞争的关系,作者都做了详尽的分析。这让我看到,史学的发展并非是单线条的直线前进,而是充满了多元化的探索和枝节的生长。我对书中关于“鉴史”功能的探讨也颇感兴趣。在那个战乱频仍的时代,历史叙述不仅仅是记录过去,更被寄予了“资治”的厚望,承担着为现实统治者提供借鉴和教训的重任。这种功能性的历史观,是如何在不同史家那里得到体现和发挥的,书中给出了丰富的例证。同时,作者对史料批判和考证方法的演进也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让我了解到,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方法是史学不断走向成熟的基石。阅读这本书,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重要的是,它激发了我对史学研究方法论的思考,让我对如何更有效地进行历史探究有了更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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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阅读体验,堪比一次精妙的考古发掘。我原本以为,十至十三世纪的中国史学,在经历了唐朝的辉煌之后,可能进入了一个相对沉寂的时期,但这本书彻底颠覆了我的这一认知。作者通过对大量不同类型史学著作的深入挖掘和精辟分析,展现了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蓬勃景象和丰富内容。我尤其对书中关于“史源”和“史料”问题的讨论深感兴趣。在古代,史料的获取和辨别是史学研究的基础,而不同的史家在处理史料时,所展现出的不同智慧和态度,都反映了他们治学理念的独特性。我印象深刻的是,书中对一些地方史志的分析,它们虽然不如官方史书那样宏大,但在记录地方风俗、人物传记等方面,却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这让我意识到,史学的发展,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共同推动的结果。这本书,就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向导,带领我穿梭于古代的史学世界,让我得以窥见那些被历史尘埃掩埋的珍贵思想和治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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