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进兴，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余英时先生的学生，曾任教于台湾大学、台湾清华大学与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2008年荣任中研院院士。主要论著有《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优入圣域》、《圣贤与圣徒——历史与宗教论文集》、《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哈佛琐记》、《半世纪的奋斗》等。

作者近十年的研究聚焦在宗教文化史与史学理论两个项目。首先，在宗教文化史方面，基于以往孔庙研究的基础，从事比较研究与儒教宗教性质的探讨。在“优入圣域”的阶段，孔庙被视为传统中国里政治与文化力量的汇聚点，以分析统治者与儒生集团在历史上的互动。在“圣贤与圣徒”阶段，则进而拓展此一成果，除了由概念上借着儒、释、道三教互比，厘清儒教的宗教性质，并且挪用孔庙从祀制与基督教封圣制（canonization）进行跨文化的比较。另外旁及其他武庙、通俗小说、像设与毁像的探讨。其次，在史学理论方面，则取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作为关注对象，检讨当下史学研究的因应对策。作者以前现代的治学精神，做后现代的事业：透过大量直接阅读后现代的名家，进而梳理出与史学的关联，必要时且切入中国史学的议题，达致交相切磋、知己知彼的效果。攸关的论文，则结集成册为《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

作者主要学术著作均被引入大陆，简体字版如下：

《优入圣域》 陕西师范大学，1998

《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 陕西师范大学，2002

《圣贤与圣徒》，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三联书店，2008

我不是儒家的，但对孔子有很高的敬意。我在孔子墓前三鞠躬，结果闹了个小风波。因为周围的人都在围观，把带我去的那个教授搞得很窘。他说：“你鞠一个躬就够了。”很多人以为我在拍电影。

我们常讲一些很抽象的“道统”、“治统”，你把这些概念放到具体的祭祀制度里，轮廓就出来了。两千年中国怎么样变化，儒生集团跟统治集团怎么较劲，一目了然，都记录在孔庙发展史上。

它还写了统治集团所认同的思想是什么，因为能够进孔庙一定经过皇帝的批核。这样做出来的中国思想史，跟我们以前所想象的就有些不一致。每一次儒生推举哪个人可以进孔庙都有一连串的理由，从地方、社会到学术，你可以看到很丰富的东西。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人研究孔庙，因为可以解答经济、政治的很多问题。

——摘自《时代周报》第42期黄进兴访谈

目录

目次

新版序

原序：孔庙因缘

壹 个人观点

一、所谓“道德自主性”：以西方观念解释中国思想之限制

的例证

二、“道德自主性”与“责任伦理”：康德与韦伯的分歧点

三、孟子的“四端说”与“道德感说”

四、十年之后：后记

五、韦伯论中国的宗教：一个“比较研究”的典范

六、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迷思或事实?

贰 皇帝、儒生与孔庙

七、清初政权意识型态之探究：政治化的道统观()

八、道统与治统之间：从明嘉靖九年(1530)孔庙改制论皇权与祭祀礼仪

九、权力与信仰：孔庙祭祀制度的形成

十、学术与信仰：论孔庙从祀制与儒家道统意识

十一、孔庙的解构与重组：转化传统文化所衍生的困境

叁 理学、考据学与政治

十二、“朱陆异同”：一个哲学诠释(池胜昌译)

十三、理学、考据学与政治：以《大学》改本的发展为例证

十四、“学案”体裁产生的思想背景：从李绂的《陆子学谱》谈起

十五、“学案”体裁补论

肆 附录

十六、荀子：孔庙从祀的缺席者?

十七、以序为书：评介《朱熹的历史世界》

新版序

从1981年初次造访台北孔庙，至2001年旁及武庙而收笔，自己摸索孔庙文化整整二十年。

对这样一个“封建制度”，人们不禁浮起一个疑问：耗费如许的时间是否值得？答案却是肯定的。就学术而言，确是丰富之旅。以今日的眼光回溯，重印《优入圣域》倘还有些许学术意义的话，大概是攸关“孔庙”的研究。它所彰显的“国家宗教”(state religion)的性格，别具意义。

过去数十年的宗教史与人类学都集中在“民间宗教”(popular religion)、“民俗信仰”(folk beliefs)、或“原始宗教”(primitive religion)的研究，并且取得十分丰硕的成果。反观“国家宗教”或“帝国祭典”却乏人闻问，其原因存于传统社会里，“国家宗教”与政治脱离不了关系。因此一旦帝制崩解，作为“国家宗教”的孔庙祭典遂无所依托；而后尤受政治情势的拖累，人们视之为专制政体的文化象征，喻为万恶的渊薮。民初“打倒孔家店”的激情，以及文革“批孔”的浪潮，便是此一心结的表征。

然而时过境迁，今日我们容可以较超然的观点(detached view)，来审视儒教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文化意义。尤其在制度性的实践层次，孔庙祭典确是极佳的具体指标。

要之，在帝制中国，孔庙祭典概由人君与士人统治阶层所笼断。它不但为官方所主导，并且展现“公共宗教”(public religion)的特质。惟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缘浸淫于西式“私人宗教”(private religion)的范式，反而习焉不察，无从捉摸其独特的宗教性格；从而判定儒教非为宗教。针对此一盲点，重启孔庙的探讨适可发掘历史的原貌，进而厘清传统中国信仰的多元面相。

惟拙作主要聚焦于上层政治与文化力量的较劲，较少顾及地方的特色。其实，各处孔庙的状态均略有出入；譬如：南京孔庙，除了政教象征，环绕其间尚有商业聚落的现象；而台北孔庙，则由地方士绅集资兴建，成为民间修筑孔庙的特例。凡此，均难一概而论。

此外，孔庙的数据蕴藏有丰富的历史讯息，足可解答传统社会诸多的提问。举其例：山东曲阜档案已发表的文献，即载有清代的物价、文字狱，或者明代以降，中央政府与地方(曲阜一域)的互动、人君与自视“天下第一家”孔府的紧张性等等。

记得1995年在美国华盛顿召开孔庙研讨会，会场爆满，远远超过其所能容纳的人员，多数人竟只能席地而坐。与会学者从礼制、社会、思想、音乐、建筑各方面进行严肃的探讨，所有论文后来由哈佛大学出版社集结成册。近年，从历史、宗教学、人类学、社会学各领域出发，探讨孔庙文化更不在少数。简之，孔庙经历多年的冷漠，今日能重获青睐，何其有幸。这与传统孔庙“门前车马稀”，恰成鲜明地对比。

另外尚值一提的，1994年拙作《孟子的“四端说”与“道德感说”》始揭孟子伦理与西方“道德感说”颇有相契之处。原初的做法只不过是项“思想的实验”(thought experiment)，拟举证西方18世纪的“道德感说”，较康德的伦理更契合儒家伦理，借此证明新儒家援康德入儒的局限。不意近日看到施若特教授(Michael Slote)也援引休谟(Hume)的“道德感说”(moral sentimentalism)疏通孟子伦理，图欲表彰“德性伦理”(virtue ethics)的特色。令人惊奇万分，盖“闭门造车，出则合辙”，委实不易。而我自己则全然同意儒家伦理较接近“德性伦理”的类型，而不类康德的伦理(Kantian ethics)或效益论(consequentialism)者。

末了，感谢北京中华书局愿意再次为拙作刊行较为理想的读本，这种严谨的出版态度，令人敬佩。此一改版删除了原繁体字版的“附录”部分，另增录《孔庙从祀的缺席者》和《以序为书》二文，希冀较贴近原书的意旨。

黄进兴

志于南港中研院史语所

2008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