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海东，华中师大博士，华中师大教师，师从周光庆先生。

朱熹是我国古代最早全面深入研究经典解释学的学人，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颇具特色的解释理论和解释方法，留下了一批精心结撰的经注类著作，将中国古典解释学的发展推向了一个高峰。本文试图全面地发掘、董理其经典解释学的原始零散材料，并借鉴现代解释学及其它相关学科的理论成果予以观照、厘析，较为深入地发揭、阐释其中所蕴蓄的经典解释学思想，在此基础上大致建构起朱熹经典解释学的体系、框架，从而将其主要内涵较为系统、完整地呈示于当下。除此，还试图刔发朱熹经典解释学相关理论、方法产生的原因与基础，揭示朱熹经典解释学的特点、得失与历史影响等。本文主体部分依照朱熹经典解释学本身潜在的“问题域”分为五章。第一章讨论朱熹的经典意义论，关乎朱熹对儒家经典文本自身特点的一些认识。首先，在经典意义的结构层次上，朱熹认为其意义主要存在于三个不同的相关层面，即文本语言的层面，作者意向的层面，文本与读者关系的层面，故相应地具有三个重要层次，即经典的文面含义，经典的深层意蕴，经典的延伸之义。其次，朱熹认为经典文本意义存在着差异性与同一性、可解性与不可解性、主导性与从属性等关系要素的对待。在他看来，经典文本意义之差异性与同一性的关系，实际上是现象与本质、个别与一般、文面含义与作者意图等之间的关系；经典文本的意义从总体上讲具有可理解性和可阐释性，但因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影响，其意义在解释者的实际解读过程中也客观地、局部地存在着不可解现象；在文本特定的意义结构之中，各意义单元之间的地位和价值是不平衡的，往往有着主导与从属的关联性的二元相对，是大小、精粗、轻重的相分相宜。再次，经典文本的意义与其语言关系密切。在朱熹看来，经典作者“因言以明道”，文本中“言”不仅作为作者之“道”的承载者而存在，而且“明白切至”，能够有效地将此“道”予以传导和开显，故经典文本的言意之间存在良好的对应关系，具有同一性。但是，有时也存在着不完全对称关系，具有参差性，这主要体现在“言不尽意”和“言外有意”上。朱熹还认为，其意与言的关系是本末关系，二者的价值、地位不可同日而语。第二章讨论朱熹的经典理解论，涉及朱熹对“理解”概念内涵、经典理解的根本特性、经典理解形成的机制等问题的论说与见解。理解形成的机制问题是本章探讨的重点。通过深入钩考和系统爬梳，阐述了朱熹在此问题上的基本看法：共同人性可在读者与文本、作者之间形成联结彼此的精神纽带，能使经典的理解成为可能，是理解得以形成的根本性前提；读者的先在结构如人生经验、阅读期待等，可参与理解而成为理解活动展开的起点，是理解得以形成的基本条件；读者以意逆志，与经典文本(经典作者)形成思维性沟通，最终使理解实际产生。第三章讨论朱熹经典解释方法论的形成问题，旨在揭示朱熹经典解释之根本方法形成的过程、历史文化背景等。朱熹具有方法论的自觉，对汉、宋儒者的解经方法及运用作过深刻的检讨和理性的反思。在他看来，汉儒以小学之法解经，专注于训诂考据、章句传注，能使文本解释“不离经意”，但疏于精神性的追溯与阐发，存在着“得其言而不得其意”等弊端；而宋儒以义理解经，着意考察和索求古代经典作者的“用心”，注重思想的体验与创发，有助于经典文本的深度解读，但往往脱离经典本文本意而空言遥度，委曲牵合。因此，有必要进行解释方法论的改革。朱熹认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汉、宋儒者的解经方法不可尽弃亦不可尽用，只能兼采其长而加以革新、发展。于是破除门户之见，对汉、宋之法辩证扬弃，创定了以文义训诂为基础、义理阐发为指归的解经模式，构建了小学解释和义理解释相结合的根本方法。本文认为，上述解经根本方法的构建，关联着如下一些深层次的现实原因、条件和基础：首先，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看，朱熹一方面是为了使经典解释能有补于世道人心的匡救，儒家伦常秩序的重建，另一方面是为了攘斥佛老，恢复儒学地位；其次，朱熹久受小学和理学的濡染涵润，既熟稔和重视传统的章句训诂之学，又尊服北宋诸儒的义理解释方法；再次，与儒家哲学认识论相关涉的“下学上达”说，是上述解经根本方法产生的哲学思想基础。本文认为，朱熹构建上述解经根本方法，并将其付诸经典解释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突越了汉学和宋学的樊篱，使其尖锐对立、不可通约的局面有所缓解。第四章接续上文所述方法论(根本方法)作进一步的探讨，系统地梳理朱熹在经典解读上的一些具体方法和手段，并作出深入论析。本章将朱熹经典解读的具体方法大致分为三类进行论析：第一类为“以潜心玩索为主的解读法”，多关乎解释者认知的深层心理机制，主用于“理解”方面，具体包含熟读深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体之以心、揆以常情、以类而推等方法。第二类、第三类分别为“以小学考释为主的解读法”和“以义理辨释为主的解读法”，主用于“解释”方面，前者主要是传统小学解释所使用的一些方法和手段，具体涵括分析句读、推以形音、随文释义、稽考文献等；后者是经典义理阐释和以义理为标准辨证疑义所使用的方法，在运用上主要表现为据义理辨经传伪讹、依义理定文辞训诂、讲明各经分殊之理、会诸经众理求大本等。第五章讨论朱熹的经典解释学原则、经典解释学特点及影响，是本文对朱熹经典解释学相关重要问题所作的一些总结或反思。首先，在前文论述的基础上，结合朱熹的经典解释理论与实践作进一步的抉发和总结，较为系统地抽绎、归纳出了朱熹经典解释学的一些根本原则：求真性原则、创发性原则、渐进性原则、融通性原则、深透性原则、崇理性原则。其次，通过对朱熹经典解释学全面反思，综合分析，概括总结了它的一些主要特点：它充盈着对“理”的诉求和追问，与宋代理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体现了宋代学术思潮的内涵、特点和取向，散发出浓郁的时代气息；它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开拓创新，表现出了很强的创造精神；它十分关注解释者修己治人等实践工夫，显示出了浓郁的伦理道德色彩和深厚的理性实践精神。同时，本文衡以现代学术理念或标准，也指出了朱熹经典解释学存在的一些局限性。最后，将朱熹的经典解释学置于深广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考察，揭示了朱熹经典解释学在宋末以后几百年间的中国学术史上乃至文化史上的独特作用及深刻影响。本文认为，其经典解释思想对于后世一些学人确立汉宋兼采、训诂与义理兼综之解经路向，形成崇实黜虚之学术精神，施用经典解读之具体方略，均产生过积极的作用；其经典诠解类著述，对宋末至清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教育、哲学、文化等有过重要的影响。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1)加强了研究的综合性、系统性(本文不仅能着眼于朱熹经典解释学的全局，对其进行多维考察、整体把握，给予较全面的清理和论述，于研究的广度有所拓展，而且对它的一些具体内容也能作出较系统的思考和探讨)，初步构建起了朱熹经典解释学的体系。(2)对以往研究者未曾涉足的问题作出了较为深入细致的探讨和论述。如：经典理解的根本特性；经典理解形成的机制；经典意义的差异性与同一性等；朱熹经典解释方法论的成因与哲学基础；会诸经众理求大本等解读方法；等等。(3)在研究方法上，能借鉴和吸收现代中外学者在解释学、语言学、训诂学、宋明理学、心理学、文学、历史学等学科领域所取得的相关理论成果，于研究对象多层面思考、多视点切入，并作出具有新意的现代阐释和理论概括，以演绎、彰显其丰富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