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浩，生于1963年，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兼研究生院外国文学系教授、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导师，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获台湾第四、五、七届梁实秋文学奖、英国文化协会主办的“地铁上的诗歌”英语诗歌竞赛最佳诗作奖等。主要作品有：诗文集《距离》；杂文集《子时》；武术研究专著《太极拳行知录》；文学研究专著《叶芝评传》、《英国运动派诗学》；文学与翻译评论集《说诗解译》、《窃火传薪》；译著《英国玄学诗鼻祖约翰•但恩诗集》、《德瑞克•沃尔科特诗选》、《二十世纪英语诗选》、《叶芝诗集》、《乔伊斯诗全集》、《耶胡达•阿米亥诗选》、《诗歌解剖》、《英国抒情诗》、《叶芝精选集》（编选）等。

有人认为，“对话”比“讲课”更有价值，因为“对话录”所记的往往是些脱口而出的老实话，不像那些三思而后言的“讲学”、“说教”等的官腔官调（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写在书前的译后感》）。对此我有一定同感。我虽自幼拙于言辞，但若遇到意气相投的对话者和感兴趣的话题，偶尔也会有电光石火、灵感频频、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时候。往往在这样的尽兴高谈之后，会兴起“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之叹，为稍纵即逝的思想火花和惊人之语难以落到纸上而惋惜。记得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我在小组的即兴发言被推举到大会上再讲，我说，“激情是无法重复的”，只好另讲一套。的确，有时候精彩的思想是伴随着激情而来的，而不是呆坐终日、搜索枯肠、绞尽脑汁可得。这，其实也就是诗的本质所在。然而，对话和即兴发言中虽不乏思想碰撞之“火花”，亦难免信口开河之“口误”，若要精确而深刻，还需加以审核校订。

近些年来，我很少写一本正经的文章。在读书“充电”的同时，常常琢磨如何捕捉即兴言谈中有价值的东西。恰巧，2003年开始的指导研究生的教学工作使我得以有机会与人对话，交流思想，以往闭门造车，孤陋寡闻的独白状态有所改变。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我发现，问答对话、口传心授其实是古今中外求学问道、释疑解惑、薪火相传的最有效的方法。孔子弟子门人记述的《论语》和《礼记》、佛陀弟子传人记述的“佛所说经”、柏拉图记述的“苏格拉底对话录”、朱子弟子门人记述的《朱子语类》、禅宗弟子传人记述的“五灯会元”、王阳明弟子门人记述的《传习录》等等都是古人弥足珍贵的听课笔记或随侍日志之类的教学实录。我想，古人单凭记忆和笔录，就能做到记述翔实且生动活泼；我们现在有各种各样先进的录音和文字处理设备，为什么就不能留下更多的（不敢说更好的）教学现场实录，以嘉惠后学呢？

国人常说，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所以不敢自秘。其实，世界上一切知识，都没有什么秘密可言，都可以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客观存在着的，只在于个人主观求与不求耳。求者也不过仅有闻道先后之别而已。佛家则以舟筏喻法，视知识为得渡的方便（手段），渡后即应舍弃。我们若抱着所谓的学术成果，以手段为目的，不肯放手渡人，岂不愚哉？西人则谓书籍是人类进步之阶梯，为学如登攀巨人之肩膀，深得知识积累、接力之旨。这意味着，知识的承传不仅仅是个人的事，而是知识分子对人类应尽的一种义务、一种根本使命。不仅应“为去圣继绝学”，而且还应为后来者当人梯，做铺路石。

孟子说，君子有三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即其中之一。知识传承的关键还在于有来学者。来学者须是“英才”，教学才成其为乐事；若是蠢才，则苦不堪言矣。钱钟书说，学问是二三素心人之事。余光中说，任何一个班上总是只有二三个人能有会于心，这是一个常数。验之以我不多的教学经验，我相信这些话一点儿也不夸张。常听知情者抱怨，现在有的高校为追求经济或其它实际效益，盲目扩招，录取人数大大超过人才常数；为照顾多数庸才，不得不降低教学标准，加之教师分身乏术，没有时间个别辅导，以至英才也受连累，得不到本应得到的更好教育，从而造成教学质量整体滑坡。至圣先师孔子虽云，“有教无类”，也不免有“朽木不可雕”之叹。他老人家招收本科生三千，录取研究生也不过七十二名，升学率仅为百分之二点四。任何学术的传承，都需选择合格的传人，这是不证自明的道理。否则大学就不需要入学考试，奥运会选手也不需要层层选拔了。如此说来，学术似乎只需在少数人圈子里口耳相传，秘而不宣可矣。其实不然，凡事皆有例外，我们不能排除在广大业余爱好者当中有无师自通但需要印证的英才之可能。至少专业的圈子与圈子之间也需要最低限度的交流或借鉴吧。更重要的是，书比人长寿，一部内容充实的教学实录对于后来的有缘人也许不无意义。佛家云，佛灭后，以经为师，就是这个道理。我常对人说，我是修小乘的，自了尚且不能，何况渡人。我颇同情胡兰成的态度，他说，我不普渡，你若有本事跟上来，我不妨拉你一把。我主业是做研究搞写作，教学乃属兼职副业，尽管现在我似乎已爱上了后者。老子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孟子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的印度上师说，虚荣心是修行者的最后障碍——他指的就是好为人师的虚荣心。我编此书的初衷可以说仅仅是出于无知和虚荣心（均属本能，然而教育与哺育同样出于本能），是为了展示我近五年来述而不作的粗浅鳞爪。凡人学艺，往往业余爱好且在初级阶段者最喜显白，我自然也不能例外。然而，书出之后，它就不再属于我了；将独立发生何等作用，也不再受我控制了。读者倘有所获益，则善莫大焉；倘为我所误，则罪在我一人。相信读者自会明辨是非。

书的题名出自今古两个典故。一是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把译介外国文学比作从别国窃火的说法；一是庄子《养生主》篇里的薪尽火传之喻。我与鲁迅可谓同行，此书的主要内容也是外国文学的研究和翻译，所以不妨从他那里借（窃）个火。传薪则有把窃来的火种传下去的意思。人必死，道不灭。履道之迹或有助于后来者继续前行。书的内容按文（语）类形式排序：第一辑演讲录；第二辑授课录；第三辑答问录，由外及里，对象分别为大众、学生、弟子，暗示入门、升堂、入室渐进之序。

此书实际上是多人对话与合作的结果，从萌芽到收获历时五年有余，仅文字整理和校订就花了大约一年时间。由衷地再次感谢成就此书的所有同道和朋友。感谢我的学生们，他们为此书的制作付出了大量的辛劳和时间；尤其是赵元和程文，他俩不仅参与整理录音，而且还参与了翻译、校对、甚至写作（不过，他俩的序文只代表各自的观感，不宜全认做事实本相）；我从他们那里学到的东西恐怕不比他们从我这里学到的少（因为我的吸收能力更强）。感谢所有知名和不知名的东道和听众，他们的热情和耐心既是对知识的尊重，又是对我的莫大鼓励；他们之中有些人已经与我成了朋友。感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特别是此书的责任编辑孙静女士，没有他们的慧识和合作，此书的问世是不可能的。我的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把此书的编写追加为2008年度所级重点科研项目，在此也一并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