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浩如煙海的莎士比亞研究文獻中，本書輯譯瞭從政治哲學的視角解讀莎劇的文章。因為“政治哲學對於解讀莎士比亞的作品是必不可少的”，因為詩原本就是傳達政治哲學教誨的最佳形式。在莎士比亞的時代以及更古老的時代，“詩的內容和效用之獲得意義，源於詩人政治上的高貴性。詩不是自為的，它隻有依係於那些激勵最優秀的行動者的目標，纔會獲得生命”；莎士比亞用他的詩（戲劇）錶達瞭對政治事物的關切，並揭示瞭政治與哲學的復雜關係。

莎士比亞藉由浪漫主義而成為“現代最偉大的詩人”，浪漫主義亦藉由莎士比亞發揚光大， 浪漫主義所塑造的莎士比亞如今仍然深深支配著我們的理解。 本書編者認為，要看清莎士比亞的真正麵目，還應有一個視角和途徑，這就是政治哲學，通過這條路徑，我們能看清原初意義上的詩，能辨識齣莎士比亞與浪漫派的不同：浪漫的抑或政治的莎士比 亞，是我們當下必須麵對的抉擇。

本書的視角獨特，想必會給人們許多新的啓示。

編者前言

如書名所示，這裏所輯譯的文章大多是從政治哲學的視角解讀莎劇。在浩如煙海的莎士比亞研究文獻中，突然冒齣一類“政治哲學”的研究，也沒什麼好稀奇——畢竟我們早已見過不少各式各樣的花哨，聽到過許多時髦的新名詞。

也許，這一“花哨”與其他都不同呢？說到對莎劇的政治哲學研究，還得追溯到五十年前：1964年，布魯姆和雅法閤撰的《莎士比亞的政治》（Shakespeare’s Politics）齣版。布魯姆在序言“政治哲學與詩”中強調，“政治哲學對於解讀莎士比亞的作品是必不可少的”，因為詩原本就是傳達政治哲學教誨的最佳形式，隻不過，現代人將詩與政治更進而與哲學分離開來，追求純粹之詩或純粹之哲學，遺忘瞭中間那片紛雜變幻的政治之域。在莎士比亞的時代以及更古老的時代，“詩的內容和效用之獲得意義，源於詩人政治上的高貴性。詩不是自為的，它隻有依係於那些激勵最優秀的行動者的目標，纔會獲得生命”；現代人則認為，“詩超越瞭對政治的基本公共關懷，藝術傢更近乎反政治的波西米亞人，而不是心係政治的賢人”——不錯，如今隻要哪位“藝術傢”受到監禁或流亡，立刻就會被奉為充滿自由精神的大師而廣受追捧。正是這種現代詩學使我們看不到，莎士比亞用他的詩（戲劇）錶達瞭對政治事物的關切，並揭示瞭政治與哲學的復雜關係。不過，這一現代詩學觀念拜誰所賜呢？布魯姆說：

自浪漫主義運動興起以來，人們對詩的性質的理解發生瞭變化。如果還把詩看作是自然之鏡，或把詩解釋成實際在教導什麼，如今會被視作對藝術聖殿的褻瀆。人們相信詩人們沒有什麼意圖，詩人們的史詩和戲劇自成一體（sui generis），不應由政治社會或宗教的標準來評判。由於莎士比亞的戲劇被認為僅僅是文學作品，它們便與激發行動者生活的那些重要問題毫不相乾。

浪漫主義處在思想史上的什麼位置？它是盧梭的子嗣，施特勞斯曾稱它“比任何一種形式的古典主義都更明顯地是現代的”。在現代性的三次浪潮中，浪漫主義明顯是一個重要的推動力。因此，布魯姆和雅法這兩位政治學教授來研究莎士比亞，絕不僅僅齣於對文學的興趣，而是齣於通古今之變的問題意識：既然浪漫主義如此現代，就值得對浪漫主義的詩乃至浪漫主義所塑造的莎士比亞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同時，要迴到古典的詩乃至古典的政治哲學，莎士比亞也是一個繞不過去的關節點，因為莎士比亞與浪漫主義有著莫大的關聯。

浪漫主義對莎士比亞的神格化是莎劇批評史上最重要的一章。[1] 大施勒格爾（A. W. Schlegel）用德語翻譯瞭17部莎劇，小施勒格爾（F. Schlegel）徑直宣稱“莎士比亞的詩完全是浪漫性的”，“莎士比亞作品的總匯性如同是浪漫藝術的核心”；[2] 歌德把《威廉·邁斯特的學習時代》（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獻給莎士比亞，並把《哈姆雷特》搬進這部成長小說，讓主人公解說哈姆雷特的性格；[3] 雨果認為莎士比亞代錶瞭現代詩的最高形式（即戲劇）的最高頂點，柯勒律治則給我們留下瞭兩大捲莎評。[4] 這些浪漫派巨頭以不同的方式對莎士比亞頂禮膜拜，使莎士比亞的聲名越齣英倫，遠播四海。但是，這一切隻因他們在莎士比亞那裏找到瞭浪漫主義的諸種美學原則：天纔、想象力、情感、自由、個體、瘋狂……盡管莎士比亞戲劇飽含政治哲學義涵，現代的浪漫詩人們卻對之視而不見，隻見到美的流溢——小施萊格爾雲：“所謂美，是一種無利害關係的快感的對象，完全獨立於需求和法則的強製之外……現代詩的終極目的隻能是最高的美而不會是彆的，即隻能是最大限度的美的完善”，而“所有現代作傢中，是莎士比亞最完美、最準確地刻畫瞭現代詩的精神”。[5]

莎士比亞藉由浪漫主義而成為“現代最偉大的詩人”，浪漫主義亦藉由莎士比亞發揚光大，[6] 浪漫主義所塑造的莎士比亞如今仍然深深支配著我們的理解。布魯姆生前所寫的最後一本書《愛與友誼》（Love and Friendship）再次探討莎劇，相關內容其後以《莎士比亞筆下的愛與友誼》為題抽齣來單獨齣版（Shakespeare on Love and Friendship，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年），序言中說：“莎士比亞能登上如今這般不可置疑的高度，多賴於浪漫派的關係。但是，浪漫派的插手敗壞瞭莎士比亞，而浪漫派自己卻紮下瞭牢固的根基。”

我們如何纔能看清莎士比亞的真實麵容呢？也許，政治哲學便是一條路，通過這條路，我們能看清原初意義上的詩，能辨識齣莎士比亞與浪漫派的不同：浪漫的抑或政治的莎士比亞，是我們當下必須麵對的抉擇。自布魯姆等人導夫先路以來，政治哲學學刊《解釋》（Interpretation: A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上便不斷刊載研讀莎劇的妙文。本書中的文章基本選自此刊。三年前，劉小楓老師把文章交給內子翻譯，後又囑我編輯此書，而今書成，隻覺字裏行間布滿瞭時光的影子。

譯者在翻譯時或參照硃生豪先生譯本，或參照方平先生主持的詩行體譯本（《新莎士比亞全集》，河北教育齣版社，2000年），非特彆注明外，均據方平本，特此說明。

彭磊

2010年12月於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

[1] 浪漫派的莎評文獻匯編，見Jonathan Bate，The Romantics on Shakespeare，London：Penguin，1992。相關中譯可參《古典文藝理論譯叢》第三冊與第九冊，人民文學齣版社，1962-1964年，以及《莎劇解讀》，張可、元化譯，上海教育齣版社，1998。

[2] 《古典文藝理論譯叢》第九冊，前揭，頁99-100；《浪漫派風格——施勒格爾批評文集》，李伯傑譯，華夏齣版社，2005，頁247，另見頁71：“浪漫詩是漸進的總匯詩。”總匯性（Universalität）是施勒格爾核心的詩學觀念。

[3] 莎士比亞之名即是威廉，威廉·邁斯特（Wilhelm Meister）似乎可以譯成“大師莎士比亞”。

[4] Coleridge’s Shakespearean Criticism，2 vols.，Thomas M. Raysor編，London：Constable，1960。

[5] 《浪漫派風格——施勒格爾批評文集》，前揭，頁22，20。引文有所改動。

[6] 就筆者所見，兩部介紹浪漫主義的文集均闢專章討論莎士比亞與浪漫主義的關係，參見A Companion to European Romanticism，Michael Ferber編，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2005，頁29-48；A Companion to Romanticism，Duncan Wu編，Cambridge：Blackwell Publishers，1997，頁512-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