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浩远，安徽滁州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明清史博士生，师从萧正洪先生。

《滁州琅琊山碑石志》书稿简介

时间:2010-07-13 15:40来源:滁州地方志网 作者:王浩远 点击:199次

石刻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或是刻于山崖，成为摩崖石刻；或是镂于石碑，成为碑铭。记功颂德，记游记事，题诗抒怀，目的虽是各异，但都是古人遗留的珍宝。为我们研究当时、当地的社会面貌，提供了宝贵资料。同时，石刻也是一门艺术，是提升城市文化品位、陶冶民众情操、进行旅游开发的重要题材。

滁州琅琊山，是一座集风光之美、人文之美于一身的名山。而石刻之美自然是构成这座名山不可或缺的条件。山间石刻不可胜数，时代最早者可以追溯到一千二百多年前的唐代摩崖石刻，宋、明、清、民国，代有佳作，其中不乏名家所书，“琅琊山摩崖石刻及碑刻”因而成为安徽省第四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对于文史研究者而言，石刻最重大的价值莫过于文字内容。长期以来，对琅琊山石刻缺乏系统的、历史的内容考订。民国十七年（1928年），琅琊寺住持达修和尚等人修纂了第一部《琅琊山志》，留存了众多诗文资料，但未说明是志书艺文还是石刻抄录。1989年由黄山书社出版了新版《琅琊山志》、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琅琊山石刻选》。《琅琊山石刻选》，对琅琊山石刻进行拓片、照相，对于保护、宣传琅琊山石刻艺术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琅琊山石刻选》侧重于书法艺术欣赏，对其内容的考订只能处于从属地位了。此后陆续出版的滁州市一些文史资料虽然都对琅琊山石刻有所涉及，但详加考订内容者甚少。

琅琊山，山名据说以“晋元帝初封琅琊，远避索虏，龙潜于此，因得名云。”（语见钱士完撰《琅琊开化禅寺给常住田记》碑刻）而琅琊山可考证的信史，始于唐大历年间，刺史李幼卿与法琛和尚共建琅琊寺。大书法家李阳冰为寺中庶子泉做铭题于石崖。现存的唐代摩崖石刻仍有六处。其中，大历年间，滁州刺史李幼卿所作《题琅琊山寺道摽、道揖二上人东峰禅室》，并说“此官筑斯地”。从而证明这是琅琊山寺的最早缘起。随后又有皇甫曾、卢弘宣、钱可复等唐代知名人物的题刻。实为山中珍宝。这是已知的我市唯一的唐代摩崖石刻，在安徽省内也可谓罕有。

宋代，是琅琊山摩崖石刻发展的最高峰，现存的摩崖石刻大多为两宋的遗迹。多以访僧问禅、记游抒怀为题，其中不乏诗作。

此时琅琊寺禅宗高僧云集，《五灯会元》所记录的琅琊寺住持就有广照、智仙、继诠、方锐，前来修禅拜谒者众。刘汝言访继诠、杜符卿为继诠题诗、王古呈诗方锐；建塔的记录就有三处：钱公辅往观广照上人塔、固始徐氏为亡夫建舍利石塔、僧众建释迦舍利宝塔。

除了宗教题材，更多的则是表现了古代文人的山水之乐。其中最知名的，莫过于欧阳修《醉翁亭记》名垂千古，苏轼所书的《醉翁亭记》碑刻就保存在“宝宋斋”中。字里行间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雅趣。南宋初年，豪放派大词人辛弃疾出任滁州知州，大雪后登山远眺，抒发的又是怎样一种济世救民的心情呢！另有蒋之奇、陈安石、晁端彦、曾肇、莫若晦等名人留下的石刻资料。这些石刻大多为其手记，历时近千年，仍能得见苏轼、辛弃疾、曾肇手记，实乃万幸。

经过了元代的荒芜，朱元璋建立明朝，滁州更是赢得了“开天首郡”的名号。南京太仆寺在滁州设立官署，管理马政。情趣高雅的士大夫们政暇游山，诗文佳作自不必说，即使是山中的修葺营建，留下的石刻碑记，也是优雅的散文。

罗复《皆春亭记》、秦致恭《重修醉翁亭记》、萧崇业《游醉翁亭记》、叶向高《重修醉翁丰乐亭记》、冯若愚撰《宝宋斋记》则是研究醉翁亭景区布局、营造、变迁的原始材料。钱士完《琅琊开化禅寺给常住田记》、李觉斯《兑换常住田记》，这些碑刻就是研究明代琅琊寺寺院管理的钥匙。

沈思孝、杨时乔针对明朝中期因循守旧、留恋酒乡、长醉不醒的官场陋习，分别撰写了《解酲阁记》、《题醉翁亭记》，借题发挥，仿佛是对明朝统治的深深忧虑，读之令人深叹。焦竑《琅琊寺悟经台记》以“菩萨转轮，生生世界。如来说法，万万恒沙”开篇，令人击节，可见焦状元文笔功力之深。仇维桢“雪鸿洞”碑刻、万墀《移四老堂记置生祠跋》，文中流露出对时代变迁、人生无常的感叹，不正是对行将就木的明朝无奈的感叹吗？更有石玺《琅琊山植木记》在三百五十年后，得到了丁玲、方令孺的赞赏。更多的游记题名，大多为南京太仆寺官员所为，因为明代文献资料的缺失，这必然是研究南京太仆寺官吏任职沿革的绝佳资料，如时任太仆寺卿的石星纪年碑刻，就记录着自己的生辰。

明代是琅琊山发展兴盛的黄金时代，现存的石刻多为明代所遗。而其中碑刻又占了绝大部分，义理性命、长文抒情、大段议论，凸显了明代士大夫的风貌，风采翩翩，如在眼前。

随着明朝的灭亡，南京太仆寺撤销了，琅琊山也不免物是人非。不过，清初的琅琊山，少了沉重的感慨，又回归到了山林雅趣的时代，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督学江南的李嵩阳为欧梅题“花中巢许”，在山中建“瑞鹿亭”，并为之作记；知州王赐魁为“让泉”立碑，对出了明代尹梦璧“寒流疏影”的下联“翠积清香”。

清中期，琅琊寺也在皓清和尚的托钵千里中，迎来了律宗的时代。今天皓清和尚及其弟子的墓塔碑铭，仍在琅琊寺后山静看琅琊山色，似乎是一种冥冥定数一般的神奇。

清末，琅琊山惨遭兵燹。太平天国战乱之后，醉翁亭、琅琊寺再化焦土。薛时雨、熊祖怡、达修又开始了重建的历程。留下了薛时雨《重修醉翁亭记》、熊祖怡《重修丰乐醉翁二亭、立二贤堂、王欧二公祠祭田记》，正是为此不懈努力的见证。山水有幸，灵气不衰！

不得不感谢达修和尚，二十八岁受知州熊祖怡之邀住持琅琊寺，直到六十四岁去世。大半生的命运都与山林契合。今天我们在琅琊寺祇园内看见的民国巨型摩崖，可以说是达修的功德碑。如果没有达修的大愿之心，今天的琅琊寺、琅琊山不知是何等模样呢。

达修所立《重修开化律寺功德碑》看见张勋的名字，有一种奇怪的趣味。看见施从滨的题刻，又不免联想起军阀混战的民国初年，施剑翘为父报仇的故事来。而黄铎《募修滁县琅琊山开化律寺大雄宝殿缘起》、叶玉森《重建琅琊山开化寺藏经楼记》、戴季陶撰于琅琊开化律寺酴醿轩的碑刻，其中又隐隐有一丝伤感和落寞，对时局的不安，即使在佛的面前，也不能免俗，真是令人感慨万千。

碑石中所记录的一切都已经过去了，而碑石的字迹依然清晰，碑石所承载的历史更加厚重。带着历史的体温，带着千年的唐代直到民国的万千气象，即使落寞也是那么地有张力。这些碑刻是前人留给滁州的宝贵遗产，是不可多得的珍宝。但并不为人所知，或是所知有限，缺乏必要的保护。

作为一个滁州人，我自觉有这个责任，更有这个义务，来做这项基础的工作。对琅琊山的石刻，进行较为仔细的调查，在此基础上，对石刻进行文字释读、年代考订、人物注释。从而汇总为《滁州琅琊山碑石志》书稿。既可以作为基本文献资料使用，又能够以此作为加强琅琊山石刻文物保护工作、推介滁州、提升滁州人文品位的一个重要的参考。

本书编写体例以独立的石刻（碑刻、砖雕）为基本单元，其下分列“石刻（碑刻、砖雕）原文”、“释文”、“地点、纪年”、“人物”、“景物”、“评介”六大栏目。

经过两年的时间，我对琅琊山的摩崖石刻及碑刻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考察。对碑石文字进行抄录、核对、照相，做到抄录文字不出现错漏。这是做好考证工作的最基本的要求。在“石刻（碑刻、砖雕）原文”一栏中，尽可能附上原文拓片、图片。尽量使用石刻中的繁体字、异体字、简化字。通过拓片、图片、原文，增强读者的感性认识。

其次，即是对文字进行释文断句。“释文”一栏，是把石刻原文改为今天标准的简体字，加上标点符号，便于读者阅读。释文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读者的观感，决定了本书的可信度。没有正确的释文，更是难以理解古人用词造句的深意，难以体现琅琊山石刻深厚的文化内涵。

在原文、释文的基础上，则是要进行详实可靠的考据。这也正是本书能够称为“志”的原因。纪年、人物、景物的考订是考据中最关键的部分。

“纪年”在题刻上多有记录，这样的题刻只需要说明此纪年为某朝某代即可。而对于没有纪年的，则是根据题刻者及文中相关人物的情况进行考订。如大家熟知的“二贤堂”题刻，无纪年，仅有“濉阳杜易书”、“郡守魏汝功立”。针对这一情况，首先查找志书，查明魏汝功为南宋滁州太守，以其任职期间，确定该摩崖题刻纪年区间。

“人物”是依靠历代文献，对石刻中所出现的人名进行介绍。为了增强“人物”一栏的可信度，一般以权威史料为准。如《新唐书》、《旧唐书》、《续修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史》、《明实录》、《南京太仆寺志》、《清实录》等等。

琅琊山碑石之中，以明代为最多，本书中收录四十九篇，与宋代碑石相比，尚且多出近二十篇。明代题刻多为南京太仆寺官员所作。南京太仆寺是有史以来唯一设在滁州的国家级政府机构。对滁州的政治、人文、社会生活产生了方方面面的影响，也是滁州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南京太仆寺职官表载于清康熙《滁州志》上，但大多只存名录，而无任职纪年。我依据《明实录》以及明嘉靖《南京太仆寺志》查找南京太仆寺官员任职情况，整理出了起于洪武、终于弘光的南京太仆寺卿、少卿年表。既为明代题刻中“人物”一栏作出了较为详尽的人物简介，又纠正了康熙、光绪《滁州志》的错漏，填补了《滁州志》的空白。

提及方志，则需要说一说关于方志使用的问题。方志是记录本地历史的重要文献，在很多情况下，更是唯一的文献。方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滁州现存的传统方志有万历《滁阳志》，康熙《滁州志》、康熙《滁州续志》，光绪《滁州志》四种。使用方志采取“时间就近原则”，以“景物”一栏来说，如唐、宋两朝的景物，如庶子泉、日观亭、玻璃沼等，一般以万历《滁阳志》为准，时间相近，较为可信。而庶子泉在嘉靖太仆寺卿郑大同题“濯缨”二字之后，光绪时已称“濯缨泉”。这样的景物名称变化，则加以说明。

“评介”一栏，较为庞杂，或是对景物变迁的考订；或是对石刻时代背景、深层历史文化内涵加以说明；或是通过引用艺文，加深对石刻历史文化内涵的认识等等。以宋代王巩、马景文、德圆、惠伦摩崖题刻为例，题刻涉及日观亭，在“评介”中就抄录了参与建造日观亭的吕元中所作的《日观亭记》，对日观亭的位置加以考证。又如明代刘秉仁、吴遵、李敏、欧阳昱都作有《游琅琊寺》、《登琅琊绝顶歌》，四方碑刻嵌在大雄宝殿后墙。其中，《游琅琊山寺》皆为用刘梅国韵。一般推测，既然是次韵刘梅国，自然有刘梅国碑刻才是。其实不然，刘梅国生活在明正德、嘉靖时期，而刘秉仁等四人则生活在嘉靖末期。四人与刘梅国并非同一时代，只是次韵而已。以上情况及刘梅国《游琅琊寺》诗则在“评介”中加以介绍。

《琅琊山碑石志》书稿从开始写作到基本定稿虽然经过了二年多的时间，即使加上历年考察，从粗陋认识，到略有所知，直到认识较深，也最多是六年间的事情。相对于历经千年的琅琊山摩崖题刻、碑刻来说，那自然是微不足道的，况且写作多是利用业余时间完成的。仓促之中错误难免，文献的考订依据也局限在正史、方志、诗词、艺文之列，恐有不足。另外，书稿所收录的琅琊山摩崖题刻、碑刻，只是相对全面，难以做到绝对全面。不少石质风化、难以辨识的摩崖石刻，碑断文残、难以卒读的碑刻，只能忍痛舍去了。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深切遗憾。(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