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浩遠，安徽滁州人，陝西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明清史博士生，師從蕭正洪先生。

《滁州琅琊山碑石誌》書稿簡介

時間:2010-07-13 15:40來源:滁州地方誌網 作者:王浩遠 點擊:199次

石刻在我國有著悠久的曆史，或是刻於山崖，成為摩崖石刻；或是鏤於石碑，成為碑銘。記功頌德，記遊記事，題詩抒懷，目的雖是各異，但都是古人遺留的珍寶。為我們研究當時、當地的社會麵貌，提供瞭寶貴資料。同時，石刻也是一門藝術，是提升城市文化品位、陶冶民眾情操、進行旅遊開發的重要題材。

滁州琅琊山，是一座集風光之美、人文之美於一身的名山。而石刻之美自然是構成這座名山不可或缺的條件。山間石刻不可勝數，時代最早者可以追溯到一韆二百多年前的唐代摩崖石刻，宋、明、清、民國，代有佳作，其中不乏名傢所書，“琅琊山摩崖石刻及碑刻”因而成為安徽省第四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對於文史研究者而言，石刻最重大的價值莫過於文字內容。長期以來，對琅琊山石刻缺乏係統的、曆史的內容考訂。民國十七年（1928年），琅琊寺住持達修和尚等人修纂瞭第一部《琅琊山誌》，留存瞭眾多詩文資料，但未說明是誌書藝文還是石刻抄錄。1989年由黃山書社齣版瞭新版《琅琊山誌》、安徽人民齣版社齣版瞭《琅琊山石刻選》。《琅琊山石刻選》，對琅琊山石刻進行拓片、照相，對於保護、宣傳琅琊山石刻藝術起到瞭重要作用。不過，《琅琊山石刻選》側重於書法藝術欣賞，對其內容的考訂隻能處於從屬地位瞭。此後陸續齣版的滁州市一些文史資料雖然都對琅琊山石刻有所涉及，但詳加考訂內容者甚少。

琅琊山，山名據說以“晉元帝初封琅琊，遠避索虜，龍潛於此，因得名雲。”（語見錢士完撰《琅琊開化禪寺給常住田記》碑刻）而琅琊山可考證的信史，始於唐大曆年間，刺史李幼卿與法琛和尚共建琅琊寺。大書法傢李陽冰為寺中庶子泉做銘題於石崖。現存的唐代摩崖石刻仍有六處。其中，大曆年間，滁州刺史李幼卿所作《題琅琊山寺道摽、道揖二上人東峰禪室》，並說“此官築斯地”。從而證明這是琅琊山寺的最早緣起。隨後又有皇甫曾、盧弘宣、錢可復等唐代知名人物的題刻。實為山中珍寶。這是已知的我市唯一的唐代摩崖石刻，在安徽省內也可謂罕有。

宋代，是琅琊山摩崖石刻發展的最高峰，現存的摩崖石刻大多為兩宋的遺跡。多以訪僧問禪、記遊抒懷為題，其中不乏詩作。

此時琅琊寺禪宗高僧雲集，《五燈會元》所記錄的琅琊寺住持就有廣照、智仙、繼詮、方銳，前來修禪拜謁者眾。劉汝言訪繼詮、杜符卿為繼詮題詩、王古呈詩方銳；建塔的記錄就有三處：錢公輔往觀廣照上人塔、固始徐氏為亡夫建捨利石塔、僧眾建釋迦捨利寶塔。

除瞭宗教題材，更多的則是錶現瞭古代文人的山水之樂。其中最知名的，莫過於歐陽修《醉翁亭記》名垂韆古，蘇軾所書的《醉翁亭記》碑刻就保存在“寶宋齋”中。字裏行間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雅趣。南宋初年，豪放派大詞人辛棄疾齣任滁州知州，大雪後登山遠眺，抒發的又是怎樣一種濟世救民的心情呢！另有蔣之奇、陳安石、晁端彥、曾肇、莫若晦等名人留下的石刻資料。這些石刻大多為其手記，曆時近韆年，仍能得見蘇軾、辛棄疾、曾肇手記，實乃萬幸。

經過瞭元代的荒蕪，硃元璋建立明朝，滁州更是贏得瞭“開天首郡”的名號。南京太僕寺在滁州設立官署，管理馬政。情趣高雅的士大夫們政暇遊山，詩文佳作自不必說，即使是山中的修葺營建，留下的石刻碑記，也是優雅的散文。

羅復《皆春亭記》、秦緻恭《重修醉翁亭記》、蕭崇業《遊醉翁亭記》、葉嚮高《重修醉翁豐樂亭記》、馮若愚撰《寶宋齋記》則是研究醉翁亭景區布局、營造、變遷的原始材料。錢士完《琅琊開化禪寺給常住田記》、李覺斯《兌換常住田記》，這些碑刻就是研究明代琅琊寺寺院管理的鑰匙。

瀋思孝、楊時喬針對明朝中期因循守舊、留戀酒鄉、長醉不醒的官場陋習，分彆撰寫瞭《解酲閣記》、《題醉翁亭記》，藉題發揮，仿佛是對明朝統治的深深憂慮，讀之令人深嘆。焦竑《琅琊寺悟經颱記》以“菩薩轉輪，生生世界。如來說法，萬萬恒沙”開篇，令人擊節，可見焦狀元文筆功力之深。仇維楨“雪鴻洞”碑刻、萬墀《移四老堂記置生祠跋》，文中流露齣對時代變遷、人生無常的感嘆，不正是對行將就木的明朝無奈的感嘆嗎？更有石璽《琅琊山植木記》在三百五十年後，得到瞭丁玲、方令孺的贊賞。更多的遊記題名，大多為南京太僕寺官員所為，因為明代文獻資料的缺失，這必然是研究南京太僕寺官吏任職沿革的絕佳資料，如時任太僕寺卿的石星紀年碑刻，就記錄著自己的生辰。

明代是琅琊山發展興盛的黃金時代，現存的石刻多為明代所遺。而其中碑刻又占瞭絕大部分，義理性命、長文抒情、大段議論，凸顯瞭明代士大夫的風貌，風采翩翩，如在眼前。

隨著明朝的滅亡，南京太僕寺撤銷瞭，琅琊山也不免物是人非。不過，清初的琅琊山，少瞭沉重的感慨，又迴歸到瞭山林雅趣的時代，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督學江南的李嵩陽為歐梅題“花中巢許”，在山中建“瑞鹿亭”，並為之作記；知州王賜魁為“讓泉”立碑，對齣瞭明代尹夢璧“寒流疏影”的下聯“翠積清香”。

清中期，琅琊寺也在皓清和尚的托鉢韆裏中，迎來瞭律宗的時代。今天皓清和尚及其弟子的墓塔碑銘，仍在琅琊寺後山靜看琅琊山色，似乎是一種冥冥定數一般的神奇。

清末，琅琊山慘遭兵燹。太平天國戰亂之後，醉翁亭、琅琊寺再化焦土。薛時雨、熊祖怡、達修又開始瞭重建的曆程。留下瞭薛時雨《重修醉翁亭記》、熊祖怡《重修豐樂醉翁二亭、立二賢堂、王歐二公祠祭田記》，正是為此不懈努力的見證。山水有幸，靈氣不衰！

不得不感謝達修和尚，二十八歲受知州熊祖怡之邀住持琅琊寺，直到六十四歲去世。大半生的命運都與山林契閤。今天我們在琅琊寺祇園內看見的民國巨型摩崖，可以說是達修的功德碑。如果沒有達修的大願之心，今天的琅琊寺、琅琊山不知是何等模樣呢。

達修所立《重修開化律寺功德碑》看見張勛的名字，有一種奇怪的趣味。看見施從濱的題刻，又不免聯想起軍閥混戰的民國初年，施劍翹為父報仇的故事來。而黃鐸《募修滁縣琅琊山開化律寺大雄寶殿緣起》、葉玉森《重建琅琊山開化寺藏經樓記》、戴季陶撰於琅琊開化律寺酴醿軒的碑刻，其中又隱隱有一絲傷感和落寞，對時局的不安，即使在佛的麵前，也不能免俗，真是令人感慨萬韆。

碑石中所記錄的一切都已經過去瞭，而碑石的字跡依然清晰，碑石所承載的曆史更加厚重。帶著曆史的體溫，帶著韆年的唐代直到民國的萬韆氣象，即使落寞也是那麼地有張力。這些碑刻是前人留給滁州的寶貴遺産，是不可多得的珍寶。但並不為人所知，或是所知有限，缺乏必要的保護。

作為一個滁州人，我自覺有這個責任，更有這個義務，來做這項基礎的工作。對琅琊山的石刻，進行較為仔細的調查，在此基礎上，對石刻進行文字釋讀、年代考訂、人物注釋。從而匯總為《滁州琅琊山碑石誌》書稿。既可以作為基本文獻資料使用，又能夠以此作為加強琅琊山石刻文物保護工作、推介滁州、提升滁州人文品位的一個重要的參考。

本書編寫體例以獨立的石刻（碑刻、磚雕）為基本單元，其下分列“石刻（碑刻、磚雕）原文”、“釋文”、“地點、紀年”、“人物”、“景物”、“評介”六大欄目。

經過兩年的時間，我對琅琊山的摩崖石刻及碑刻進行瞭較為係統、全麵的考察。對碑石文字進行抄錄、核對、照相，做到抄錄文字不齣現錯漏。這是做好考證工作的最基本的要求。在“石刻（碑刻、磚雕）原文”一欄中，盡可能附上原文拓片、圖片。盡量使用石刻中的繁體字、異體字、簡化字。通過拓片、圖片、原文，增強讀者的感性認識。

其次，即是對文字進行釋文斷句。“釋文”一欄，是把石刻原文改為今天標準的簡體字，加上標點符號，便於讀者閱讀。釋文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到讀者的觀感，決定瞭本書的可信度。沒有正確的釋文，更是難以理解古人用詞造句的深意，難以體現琅琊山石刻深厚的文化內涵。

在原文、釋文的基礎上，則是要進行詳實可靠的考據。這也正是本書能夠稱為“誌”的原因。紀年、人物、景物的考訂是考據中最關鍵的部分。

“紀年”在題刻上多有記錄，這樣的題刻隻需要說明此紀年為某朝某代即可。而對於沒有紀年的，則是根據題刻者及文中相關人物的情況進行考訂。如大傢熟知的“二賢堂”題刻，無紀年，僅有“濉陽杜易書”、“郡守魏汝功立”。針對這一情況，首先查找誌書，查明魏汝功為南宋滁州太守，以其任職期間，確定該摩崖題刻紀年區間。

“人物”是依靠曆代文獻，對石刻中所齣現的人名進行介紹。為瞭增強“人物”一欄的可信度，一般以權威史料為準。如《新唐書》、《舊唐書》、《續修資治通鑒長編》、《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宋史》、《明實錄》、《南京太僕寺誌》、《清實錄》等等。

琅琊山碑石之中，以明代為最多，本書中收錄四十九篇，與宋代碑石相比，尚且多齣近二十篇。明代題刻多為南京太僕寺官員所作。南京太僕寺是有史以來唯一設在滁州的國傢級政府機構。對滁州的政治、人文、社會生活産生瞭方方麵麵的影響，也是滁州曆史上最重要的時期。南京太僕寺職官錶載於清康熙《滁州誌》上，但大多隻存名錄，而無任職紀年。我依據《明實錄》以及明嘉靖《南京太僕寺誌》查找南京太僕寺官員任職情況，整理齣瞭起於洪武、終於弘光的南京太僕寺卿、少卿年錶。既為明代題刻中“人物”一欄作齣瞭較為詳盡的人物簡介，又糾正瞭康熙、光緒《滁州誌》的錯漏，填補瞭《滁州誌》的空白。

提及方誌，則需要說一說關於方誌使用的問題。方誌是記錄本地曆史的重要文獻，在很多情況下，更是唯一的文獻。方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滁州現存的傳統方誌有萬曆《滁陽誌》，康熙《滁州誌》、康熙《滁州續誌》，光緒《滁州誌》四種。使用方誌采取“時間就近原則”，以“景物”一欄來說，如唐、宋兩朝的景物，如庶子泉、日觀亭、玻璃沼等，一般以萬曆《滁陽誌》為準，時間相近，較為可信。而庶子泉在嘉靖太僕寺卿鄭大同題“濯纓”二字之後，光緒時已稱“濯纓泉”。這樣的景物名稱變化，則加以說明。

“評介”一欄，較為龐雜，或是對景物變遷的考訂；或是對石刻時代背景、深層曆史文化內涵加以說明；或是通過引用藝文，加深對石刻曆史文化內涵的認識等等。以宋代王鞏、馬景文、德圓、惠倫摩崖題刻為例，題刻涉及日觀亭，在“評介”中就抄錄瞭參與建造日觀亭的呂元中所作的《日觀亭記》，對日觀亭的位置加以考證。又如明代劉秉仁、吳遵、李敏、歐陽昱都作有《遊琅琊寺》、《登琅琊絕頂歌》，四方碑刻嵌在大雄寶殿後牆。其中，《遊琅琊山寺》皆為用劉梅國韻。一般推測，既然是次韻劉梅國，自然有劉梅國碑刻纔是。其實不然，劉梅國生活在明正德、嘉靖時期，而劉秉仁等四人則生活在嘉靖末期。四人與劉梅國並非同一時代，隻是次韻而已。以上情況及劉梅國《遊琅琊寺》詩則在“評介”中加以介紹。

《琅琊山碑石誌》書稿從開始寫作到基本定稿雖然經過瞭二年多的時間，即使加上曆年考察，從粗陋認識，到略有所知，直到認識較深，也最多是六年間的事情。相對於曆經韆年的琅琊山摩崖題刻、碑刻來說，那自然是微不足道的，況且寫作多是利用業餘時間完成的。倉促之中錯誤難免，文獻的考訂依據也局限在正史、方誌、詩詞、藝文之列，恐有不足。另外，書稿所收錄的琅琊山摩崖題刻、碑刻，隻是相對全麵，難以做到絕對全麵。不少石質風化、難以辨識的摩崖石刻，碑斷文殘、難以卒讀的碑刻，隻能忍痛捨去瞭。不能不說這是一種深切遺憾。(陝西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