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推动古籍整理研究工作顺利开展,探讨新世纪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建设的任务与特点,按照《山东大学国家重点培育学科中国古典文献学科2007-2009年工作规划》的要求,古籍整理研究与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召开。参加此次大会的专家、学者共分为六个学术小组,分别围绕“文献学理论与方法”、“目录学与古籍整理”、“语言学与石刻文献”、“地方文献与专题文献”、“经学与专题研究”、“文学与版本学专题”六个大会主题,由北京师范大学韩格平教授、西北大学贾三强教授、华中师范大学董恩林教授、中山大学黄仕忠教授、天津师范大学周延良教授、济南大学张玉春教授六位学术小组组长分别主持了六场大会分组发言,各小组成员发言积极,讨论热烈,提出并解决了许多专业性的问题。
本次研讨会收到60余篇论文,质量高,涉及面广,显示了古典文献学良好的研究现状和积极的上升趋势。大会收到的论文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的问题:一、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问题。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古典文献学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借助西学框架,在传统学术积累的基础上,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现在怎样建设这门学科,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的未来和发展前景,关注这一问题的论文有6篇。二、对古籍整理研究思想及方法的探讨。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古典文献学的研究思想和方法已经基本确定,但仍然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和更新,与会专家、学者在传统思想和方法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新的理念和方法,值得关注,关于这一方面的论文有11篇。三,古籍数字化问题。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古籍数字化的问题是古典文献学面临的重大机遇和挑战,相关论文有3篇。四、古籍整理研究的具体成果。许多学者在本次研讨会上宣读了自己古籍整理研究的最新成果,这些成果主要涉及传统版本目录校勘学研究、专题研究、专书研究和专人研究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中涉及传统版本、目录、校勘学研究的论文有17篇,专题研究的论文有16篇,专书研究的论文有2篇,专人研究的论文有5篇。本次大会取得的具体成果是十分丰硕的,通过总结参会论文的内容和探讨的热点,与会专家、学者认为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在未来应该主要重视和加强以下五个方面:
一、应该加强文献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当今的古典文献学受朴学影响很大。它以辑佚、训诂、校勘、笺注为主要研究手段,以古籍的整理、文献史料的汇编,以及版本、目录学研究等为形式。这些研究手段和形式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是,就学科的完整性和未来的发展空间而言,古典文献学仅停留在实证研究的层面是不够的,还需要加强理论层面的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的理论水平,相对于其他学科还有些薄弱,它的理论化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升,需要下力气总结文献学的基本理论,增强它的理论内涵。
二、应该注重与其他学科的交流、互动,加强综合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一门基础性学科,支撑了众多以古代文化学术为研究对象的专业、学科的研究工作。同时,中国古典文献学又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只有以各学科的知识积累为基础,不断充实自己的研究内容,才能保证研究成果的准确性、可靠性。因此,要以接纳、包容的心态,积极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转变古典文献整理研究的传统状态和模式,建立新的研究型古籍整理模式,加快知识重构,把古典文献学建设成一个开放的学科,赋予它新的学术角色和学术价值。
三、应该进一步推进古籍数字化建设。近年来的古籍整理大量利用计算机技术,取得了大量成果。古籍数字化方面最为显著的成果是《四库全书》全文检索数据库、《国学宝典》数据库、《四部丛刊》数据库等。这些成果极大地减轻了查找古典文献资料的负担。但是,古籍的数字化不能仅仅满足于为检索提供便利,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古籍整理与计算机技术的结合,在诸如书志目录撰写、古文字字形索引等方面加强工作,以减少古籍整理研究者的劳动量,提升古籍整理研究的水平和速度。
四、应该注意加强对海外古汉籍的研究,关注海外古籍整理研究成果。海外保存着大量珍贵的中国古代文献典籍。古籍研究需要尽可能多地利用这些资料。海外有许多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的学者,他们取得的大量高水平成果是不可忽视的。海外的古典文献学研究,具有一些独特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对国内的治学者具有很好的启发意义。因此要在尊重自己研究优势的基础上,加强与海外同行学者的交流,吸收和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和方法。
五、应该重视出土文献和民间文献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出土文献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20世纪以来,大量地下文献陆续出土。这对古典文献研究来说,是一个福音。但是,由于上世纪的出土文献大多没有公布,原始资料还掌握在考古发掘人手中,也由于已经公布和整理的出土文献还存在很多文字释读方面的争论,导致了学术界在研究和利用出土文献方面存在许多困难。因此,我们应该加强这两个方面的工作,争取尽快对20世纪的出土文献进行汇编、整理和出版。包括谱牒、石刻、文书、日用杂书、剧本、唱本等在内的民间文献是研究民间历史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全貌、深刻认识中国历史和当代国情的第一手珍贵资料。由于其流传范围相对狭小,收藏十分分散,故而至今尚未得到全面系统的收集整理,湮没失传的可能性很大。因此,对民间古文献的抢救和整理,也就成为当今学术界刻不容缓的任务。应该集合各高校及各级政府文化部门和单位的力量,分县市、按地域地收集、整理、出版这些民间古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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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厚重的典籍甫一上手,便让人感受到一种扑面而来的学术气息,虽然我个人的专业背景与古籍整理的细枝末节并非完全对口,但书中的宏大叙事和对文献学发展脉络的梳理,依然令我深受触动。我尤其欣赏作者在探讨不同历史时期文献整理方法演变时所展现出的那种精微的洞察力。例如,书中对宋代以来刻本校勘学从萌芽到成熟的分析,不仅仅停留在对具体版本差异的罗列,而是深入挖掘了其背后的社会需求和士人精神的投射。我记得书中有一章节详细对比了不同流派在处理异文时的原则差异,那种严谨的学术态度,让人不禁感叹,原来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阅读方式,背后承载了如此深厚的学问积累。每次翻阅,都仿佛置身于一座巨大的古代图书馆中,每一个字、每一页纸背后,都藏着先贤们呕心沥血的智慧。那种对“存真”与“传信”的执着追求,是任何时代都无法磨灭的精神财富。
评分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与其说是在学习知识,不如说是一次对中国传统治学精神的深度对话。我关注的焦点更多地集中在如何将这份沉甸甸的文献遗产,以一种更符合现代传播规律的方式呈现出来。书中关于数字化整理的讨论虽然点到为止,但其提出的关于数据标准化和元数据构建的挑战,却让我深思良久。这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更是如何理解和重新定义“文献”本身边界的哲学命题。我曾尝试将书中的一些理论应用到我正在整理的家族口述史料上,虽然领域相去甚远,但那种对细节的苛求和对语境的还原,却是相通的。这本书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没有将古籍整理视为一种陈旧的技艺,而是将其定位为一种持续演进的、与时代同步的文化工程。它激发了我重新审视手头工作的动力,意识到每一次对文本的审视,都是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
评分坦白讲,这本书的学术深度对非专业读者来说,确实构成了不小的挑战。有些章节涉及的文献学专门术语,初读时略显晦涩,需要反复查阅并结合上下文才能勉强理解其深意。然而,正是这种“难啃”,才使得它具有了非同一般的价值。它不是那种追求快速消费的“快餐式”读物,而是需要沉下心来、慢慢品味的“老茶”。我最欣赏的部分,是作者在论述学科发展时,那种宏观的历史视野。他将不同时期的文献整理活动,置于更广阔的文化史和社会史的背景下进行考察,使得原本枯燥的“校勘”和“考证”,焕发出鲜活的生命力。它让我明白,每一次对古籍的整理,都不仅仅是文字的游戏,更是特定时代思想和权力结构的侧面反映。这种穿透力,远超出了我原本的预期。
评分当我合上书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时,脑海中回荡的不是具体的书目或版本信息,而是一种强烈的文化认同感。这本书以一种近乎虔诚的态度对待中华文明的知识载体,它所蕴含的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之情,是极具感染力的。虽然我主要关注的是艺术史的研究,但书中关于文献的源流和流变分析,为我追溯图像、拓本的最初形态,提供了可靠的方法论支持。我发现,很多看似偶然的艺术现象,深究起来,都与古代文献的流传和解读息息相关。这本书就像是一把万能钥匙,打开了通往更深层次学术探究的大门。它不仅仅是文献学领域的专业参考书,更是一部关于如何以严谨态度对待知识传承的时代宣言。
评分这本书的结构安排极为清晰,逻辑层次感极强,使得即便涉及如此庞杂的文献史料和理论建构,读者也能大致把握其内在的脉络。我特别留意了其中关于“学科建设”部分的内容,它探讨了如何在新形势下,使古典文献学保持其学术活力与社会相关性。这部分内容,对于身处快速变革时代的学者而言,无疑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它促使我思考:我们究竟需要培养怎样的新一代文献学者?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扎实的考据能力,更需要跨学科的视野和对前沿信息技术的敏感度。书中对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梳理也相当到位,展现了一种开放包容的学术胸襟,令人感到振奋。感觉这本书像是一份沉甸甸的行动纲领,为未来的文献学发展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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