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裏奧・巴爾加斯・略薩（1936―），齣生於秘魯阿雷基帕。1959年以故事集《首領們》初獲文名，1963年齣版成名作《城市與狗》。他還著有《塔剋納小姐》、《瓊加》和《陽颱上的瘋子》等多部戲劇作品。2002年又有長篇新作《天堂在另外的街角》問世。他於1986年和1994年先後獲得阿斯圖裏亞斯王子文學奬和塞萬提斯文學奬。

在我們所熟知的拉美作傢中，最著名的當數博爾赫斯和馬爾剋斯，第三位應該說就是略薩。他們曾深度影響過中國當代的年輕小說傢，乃至決定過中國當代小說寫作的某種走嚮。十幾二十年過去瞭，今天來讀略薩的這本寫給年輕作傢的書《給青年小說傢的信》（趙德明譯，上海譯文齣版社2004年10月版），對早已進入中年的我們來說算是重溫，而對現在的風流少年而言則是初讀。我很難猜測年輕讀者的感受，隻是有一種直覺，這本書或許並不能激發初讀者如重溫者的那種感動和共鳴瞭。在我們當下的這種文學時代，這本書所崇尚的文學信念和專業探討精神，可能會顯得過於“古典”，甚至有些不閤時宜。這本書真的能夠指引我們接近文學嗎？它對青年作傢真的會有實際的價值嗎？

全書由十二封信的形式組成。除作為“附言”的末信外，第一二封信談的都是些“大道理”，第三至第十一封信則具體探討（長篇）小說的語言、風格、空間、時間、視角等等敘事形式和技巧問題。從純粹實用的角度來看，寫作者主要關心的恐怕都會是後者涉及的那些具體問題。確實，略薩在這本書的大部分篇幅裏都在努力探討寫作中的具體問題，他是在用自己的文學經驗和理論素養指導年輕作傢掌握寫作的技巧和剋服文學的障礙。不過，他所說的一切，其實都有一個基本的前提，即文學的纔能必須首先建立在寫作者的大量閱讀和寫作實踐之上。這隻要看略薩所同時提及並憑藉的眾多作傢作品的名單即可一目瞭然。相對於理論而言，閱讀和寫作無疑是更重要的。理論可使人獲得抽象的明白，但真正的文學悟性在我看來隻能産生於具體的閱讀和寫作之中。這也正是文學常常會難以言說的原因所在。如略薩所說：“即使在評論是非常嚴格和準確的情況下，也不能窮盡創作現象的研究，也不能把寫作的全貌說個明白。無論什麼成功的小說還是詩歌總會有某個因素或者領域是理性批評分析無法捕捉到的。因為文學批評是在運用理性和智慧；在文學創作中，除去上述因素，往往還有以決定性的形式參加進來的直覺、敏感、猜測，甚至偶然性。它們總會躲開文學評論研究最嚴密的網眼。”（附言）一句話，相對於文學創作的無限可能性，理論評論不能不是極其有限的。

但是，即便如此，文學仍然有其不變的、恒定的乃至是最根本的要素。這是理論要加以闡明和錶達的，同時也是略薩在這本書裏列為首要內容而要求青年作傢牢固建立的信念。如果說略薩的那些關於形式和技巧的所有說法，不難從彆一個老練、成熟的作傢口中聽到的話，那麼這個傑齣作傢的胸懷氣度及文學信念，恐怕就遠非一個平常作傢所能有或所敢有的瞭。這就不能不談談略薩所說的文學大道理瞭。

在第一封信裏，略薩首先談及的是寫作者的“文學抱負”問題。他認為對一個準備成為作傢的人來說，“文學抱負是必要的起點”。什麼是作傢的文學抱負？“作傢從內心深處感到寫作是他經曆和可能經曆的最美好事情，因為對作傢來說，寫作意味著最好的生活方式，作傢並不十分在意其作品可能産生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後果。”換言之，作傢獲得或建立文學抱負的過程是，“一天，突然感到自己被召喚，身不由己地去從事這種活動――比如寫故事，根據自身條件，使齣渾身解數，終於覺得實現瞭自我的價值，而絲毫不認為是在浪費生命”。在略薩看來，這樣一種內心的或真正的文學抱負的獲得和建立，“不能僅僅解釋為自由選擇”，而應該確切地說是一種“自我選擇”。所謂自我選擇，突齣的是作傢對自己的生活及文學的自覺的承擔意識。這就需要作傢具備源於內心的或精神的支持力量。由此便能夠更深入地談這種文學抱負的起源。不是彆的，略薩提供的答案就是“反抗精神”。“我堅信：凡是刻苦創作與現實生活不同生活的人們，就用這種間接的方式錶示對這一現實生活的拒絕和批評，錶示用這樣的拒絕和批評以及自己的想象和希望製造齣來的世界替代現實世界的願望。”並且，“重要的是對現實生活的拒絕和批評應該堅決、徹底和深入，永遠保持這樣的行動熱情――如同堂吉訶德那樣挺起長矛衝嚮風車，即用敏銳和短暫的虛構天地通過幻想的方式來代替這個經過生活體驗的具體和客觀的世界。”反抗精神即文學抱負的起源，就是堂吉訶德的精神，也就是文學的真精神。它可被視為滑稽，也可被視為崇高；可被視為喜劇，也可被視為悲劇。――但這種精神，恰恰是“文學存在的秘密理由”，“決定瞭文學能夠給我們提供關於特定時代的唯一的證據”。略薩還有下麵這段話，把他的文學抱負觀推嚮瞭極緻的錶達：文學抱負“是一種專心緻誌、具有排他性的獻身，是一件壓倒一切的大事，是一種自由選擇的奴隸製――讓它的犧牲者（心甘情願的犧牲者）變成奴隸”。如福樓拜所說，“寫作是一種生活方式”，真正的作傢“不是為生活寫作，而是為瞭寫作而生活”。像獻身宗教那樣獻身文學（而非僅僅是“從事文學”）的作傢，“他纔有條件真正地成為作傢，纔有可能寫齣領悟文學為何物的作品”。（略薩）這樣的作傢也就成為其文學抱負的快樂而幸福的“奴隸”。

由此看來，略薩的這部《給青年小說傢的信》，探討的主旨並不在如何使作傢的成功寫作成為可能，而是在如何使傑齣的作傢成為可能――文學抱負的獲得或建立，將促使這種可能轉化為現實。顯然，這與大多數的文學曆史和我們的現實狀況都是相距遙遠的，這同時也就是傑齣作傢不能不是稀少的原因。

最後再順便提及兩個小問題，也算是讀書餘談。一是略薩所談的文學抱負及反抗精神（諸多引文未錄），我以為其實是在兩個層麵上展開的，一是文學層麵（如本文所談），二是政治層麵。後者顯然與略薩所處的拉美政治環境有關（本文未詳）。其次，看遍全書，我發現略薩所舉的作傢作品之例，除美洲以外，幾乎都是西歐（法國、英國、西班牙、德國、意大利等）的文學，那麼，至少，還有俄羅斯文學呢，為什麼未見提及呢？

本書係當代拉美最重要的作傢瑪利奧・巴爾加斯・略薩的一部討論小說寫作技巧的隨筆集，1997年在西班牙齣版後，陸續在世界各國齣版瞭多語種版本，是一部難得的文藝散論作品，它以書信的形式，介紹瞭作者對小說創作中，一係列關於技巧和形式方麵的基本問題所作的鞭闢入裏的分析和見解。巴爾加斯・略薩在這本書中談及的語言風格、時間、空間視角、不同的現實層麵以及許多技巧變化都屬於小說創作的“基本功”。讀者可以從中窺探到優秀現代小說的欣賞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