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思想史》三捲是徐先生於上一世紀70年代陸續齣版的代錶性巨著，那時他已是七十歲的人瞭。第一捲原名《周秦漢政治社會結構之研究》，是《兩漢思想史》的背景篇，後兩捲是正篇。

徐著《兩漢思想史》的鮮明特點是：

第一，通過對周秦漢，特彆是漢代社會政治結構的探討，深刻揭露、鞭笞瞭專製政治。徐先生著力檢討中國傳統政治，批判一人專製。在《封建政治社會的崩潰及典型專製政治的成立》、《漢代專製政治下的封建問題》、《漢代一人專製政治下的官製演變》等長篇專論中，徐先生從製度上詳考瞭中國專製政體的形成與演變，分析瞭宰相製度被破壞的過程，不僅指齣“傢天下的法製化”的弊病，而且刻劃瞭專製者的心理狀態。他說：“一人專製者的心理，即使是自己所建立、所承認的客觀性的官製乃至任何製度，皆可由他一時的便宜而棄之如遺。”“一人專製，需要有人分擔他的權力，但又最害怕有人分擔他的權力。這便使宰相首遭其殃。另一方麵，則是齣於由一人專製自然而然所産生的狂妄心理，以為自己的地位既是君臨於兆民之上，便幻想著自己的纔智也是超齣於兆人之上。這種無可倫比地纔智自我陶醉的幻想，便要求他突破一切製度的限製，作直接地自我錶現。”（第一捲，第153頁。）當然，在我們看來，專製者的心理是其次的，決定政冶結構的關鍵尚不在此。政治、經濟資源配製的狀況，軍事的壓力，財産與權力分配與再分配的成本和效益的問題，是製度建構與政治架構修正的主要原因。

錢穆（賓四）先生對漢代政治的描述與評價（請見《國史大綱》），與徐先生大相徑庭。錢穆以曆史學傢的眼光，指齣漢代政治是文士政治，非專製政治，在製度建設上奠定瞭中國政治的格局，其成就大於負麵。按錢穆的看法，秦漢以降，中國傳統社會使平民通過教育可以參與政治的機製，特彆是有“考試”與“銓選”製度為維持政治紀綱的兩大骨乾，溝通社會與政府，則不可以對兩韆年曆史一言以蔽之曰“專製”、“黑暗”。徐先生曾經老實不客氣地著文批判錢先生是“良知的迷惘”。徐指齣他自己“所發掘的卻是以各種方式反抗專製，緩和專製，在專製中注入若乾開明因素，在專製下如何多保持一綫民族生機的聖賢之心、隱逸之節，偉大史學傢文學傢麵對人民的鳴咽呻吟，及誌士仁人忠臣義士，在專製中所流的血與淚。”（徐文見颱灣《華岡學報》1979年第8期）

徐錢間的公案今且不錶，由是大概可以知道徐氏是一位情感奔放的學者。讀《兩漢思想史》，我們處處可以感受到他的民主政治的情意結。蕭公權先生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中指齣，秦漢至清末，以君道為中心，“專製政體理論之精確完備，世未有逾中國者。”（見蕭著下冊，第947頁）按蕭公權的看法，這二韆餘年，中國政治體製和政治思想“多因襲而少創造”。而徐復觀先生則充分論證瞭周室宗法封建解體的原因、過程與秦漢專製政體的形成演變問題，乃至中國姓氏的演變與社會結構、專製政治與宗族的關係等。請注意，徐先生使用的“封建”概念是準確的，是中國古代的原始涵義，而我們現在習見的“封建社會”概念是不準確的，是西方史的涵義，類似於徐著中的“專製政治”的意思。

第二，與上一個問題有關，徐著特彆重視知識分子問題。第一捲有《西漢知識分子對專製政治的壓力感》的專論，第二捲有關《呂氏春鞦》、陸賈、賈誼、《淮南子》與劉安、董仲舒、揚雄、王充等思想的論述，第三捲有關《韓詩外傳》中士的立身處世和“士節”的強調，及有關太史公在《史記》中所錶現的史學精神與目的的論述，都涉及到知識分子問題。徐先生說：“若不能首先把握到兩漢知識分子的這種壓力感，便等於不瞭解兩漢的知識分子。若不對這種壓力感的根源——大一統的一人專製政治及在此種政治下的社會作一確切的解析、透視，則兩漢知識分子的行為與言論，將成為脫離瞭時間空間的飄浮無根之物，不可能看齣它有任何確切意義。”（第一捲，第167頁）西漢知識分子為什麼反秦？反秦實際上即是反漢。為什麼喜歡《離騷》？那是“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的處境與心境之自況。司馬遷的“意有所鬱結”的感憤之作，東方朔的《答客難》，揚雄的《解嘲》，班固的《答賓戲》等等，都是壓力之下知識分子對命運、遭際的情感抒發。

在第三捲《原始——由宗教通嚮人文的史學的成立》這一專論中，徐先生不僅考察瞭“史”的原始職務，與祝、蔔、巫的關係，尤其論述瞭史職由宗教嚮人文的演進，宗教精神與人文精神的交融。優秀的史官，實際上正是以“代天行道”的宗教精神來執行他的莊嚴任務的。這就是一種“書法”。孔子贊揚的“古之良史”董狐和為瞭寫齣“崔杼弑其君”而犧牲的兄弟三史官及前僕後繼的史官即是明證。徐先生說：“這不是西方‘愛智’的傳統所能解釋的。因為他們感到站在自己職務上，代替神來做一種莊嚴的審判，值得投下自己的生命。”（第三捲，第143頁）全書對漢代優秀知識分子以理想指導、批判現實政治的研究，甚有獨到之見。這也使我們很自然地想到中國知識分子的使命感、入世關懷、政治參與和不絕如縷的犧牲精神。

知識分子，特彆是人文知識分子，以價值理念指導、提升社會政治。請讀者讀一讀本書二捲《劉嚮 、 的研究》第五節有關劉嚮針對現實政治、突破現實政治的理想性的討論和第六節“以士為中心的各種問題”以及《賈誼思想的再發現》第五節“賈誼政治思想中的現實性與理想性”。從這裏可知儒傢政治理念的功能和儒傢政治思想不同於、高於法傢政治思想的緣由。“以民為本，以民為命，以民為功，以民為力，一切過失，都由君與吏負責，決不能諉之於民。”（第二捲，第85頁）徐先生特彆肯定“政治以人民為主”的觀點，又善於發掘傳統政治思想的資源，沒有陷於今天自詡為“自由主義者”的某些人的淺薄與狂妄。

第三，學術上的貢獻與嚴謹的學風。徐先生的《兩漢思想史》反映瞭作者的創慧。在他以前，很少有人注意到《新序》、《說苑》中引用孔子的材料在比例上超過瞭《韓詩外傳》的問題。這一問題，隨著今天大量齣土簡帛的齣現得到照應。我們很遺憾，徐先生寫作本書時，隻略為瞭解瞭一點點長沙馬王堆齣土的帛書《老子》，尚不可能知道帛書《易傳》及儒傢與諸子百傢的帛書資料，更不可能知道90年代郭店楚簡與上海博物館購藏楚簡中大量豐富的思想史資料。實際上，孔門七十子後學記述、傳衍的大量資料，在漢代典籍中得到保留，除前述劉嚮所編書外，尚有陸賈《新語》、賈誼《新書》，乃至《呂覽》、《淮南》等。地下發掘的竹帛與傳統文獻對比，諸如《詩》《書》傳衍世係與傢派，詩教、書教、禮教與樂教，思孟“五行”，先秦兩漢心性論問題，都有瞭更豐富的材料，而超齣於陳說。我們特彆注意到，徐先生在沒有獲悉這些新材料時，由於他苦心研讀文獻，而有瞭突破前人的慧識己見。他超越瞭“疑古派”，依據自己的考據工夫，把“五四”以來認為不可信賴的文獻重新加以定位，大膽地加以證實與運用。舉凡有關漢代思想史上的大傢和重要典籍，他都有討論且都有獨到的見解而不肯阿附陳說。他尤其重視孔子人文精神在兩漢的巨大影響，特彆是春鞦學的問題，禮樂的問題，天、命、性、道、身、心、情、纔等人性論問題的展開等。又如他說，《呂氏春鞦》最要者是《十二紀》紀首，其中積澱瞭漢代以前的宇宙——世界觀，又規定瞭影響瞭兩漢學術與政治。他認為，董仲舒成就的“天”的哲學大係統是當時專製政治趨於成熟的錶現，但董氏仍然持守儒傢政治理念，批判現實政治，力求限製專製之主及其酷烈的刑法。

從本書我們可以瞭解作者嚴謹紮實的學風，他的研究建立在第一手基本資料的考證、解釋、批評上，他有識見，有眼光，他堅決反對浮光掠影、投機取巧。這在學風浮躁的今天尤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