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语言学家、哲学家、政治家。1767年生于波茨坦。1787—1789年就读于法兰克福大学和格廷根大学，1801—1810年任普鲁士宗教和教育大臣，致力于教育事业的改革。1809年创建柏林大学，即现在的洪堡大学.1810—1819年任外交官。1819年以后辞去公职，专门 从事学术研究。

在德国近代史学者的笔下，他是一个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民主政治家，能干老练的外交家，学者型的社会活动家。他又是一个追求完美人性的教育改革家，科研与教学相统一的新型大学的创建人，因此常为西方教育史家提到。他有时出现在西方美学史、文艺理论的著作中，被描绘为席勒(Friedrich Schiller)和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思想的继承者，德国古典主义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类学家也经常提到他，因为他继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康德(Immanuel Kant)之后，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从事过“人的研究”，比较过民族、文化的异同。最后，在语言学史著者的眼中，他是一个伟大的语言理论家，普通语言学的奠基者。

洪堡特对许多语言都有广泛的认识。他研究过欧洲的巴斯克语、美洲的印第安语，非洲的埃及语和亚洲的梵语、汉语、日语等多种语言，是比较语言学创始人之一。他善于突破历史局限，透过个别的语言现象，深入考察人类语言的普遍特性。在语言的本质和功能、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语言的文化内涵等多方面的问题上，他都做了富有创见性的研究和探讨，为现代语言学思想奠定了基础，被誉为德国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洪堡特第一篇有关语言学的著作是1820年6月29日在柏林学会宣读的一篇报告《依照语言发展的不同时期论语言的比较研究》，在这篇文章里他起草了他所设想的语言哲学体系的纲要。1828年，他发表了《论双数》一文，这标志着他在语言研究上完全转向理论研究的开始。他一生中最后也是最大的一项工作是《论爪哇岛上的卡维语》的写作，这篇巨著共分三卷，陆续出版已在他去世以后的1836—1840年。书中附有一篇长达300多页的绪论，题为《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这篇绪论是洪堡特语言理论的代表作，对其后的语言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洪堡特有关语言的创造性特征的论述，是他的语言理论的精髓。他认为语言绝不是一个实体或已完成的事物，而是一种创造活动，是人的心灵不断地用声音来表达思想的活动。语言所要表达的意义内容是十分广泛的，其运用手段却极为有限，这些手段并不为个人独有，而是所有语言使用者的“共同本质”。对于语言和民族的关系问题，他认为语言是民族的最大特征，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它们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语言随着民族的成长而发展，它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同时它又是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载体。所以，研究语言不能孤立地看问题，应该与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的研究相结合。洪堡特把语言置于具体民族的文化背景之中，进一步考察了语言在人们认识世界和处理事物的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他认为语言从精神出发，再反作用于精神。任何语言都具有接受一切事物并且将其付之于表达的灵活性，但无论怎样都不会对人的认知活动形成绝对的制约。在他看来，语言是人类本质的组成部分，其萌发是由于人类的内在需要，而不是仅仅产生于维持外部交际的需要。洪堡特细致地考察了许多语言，以词的语法形态为主要依据，将世界语言分为三类：孤立语粘着语和屈折语。他认为汉语是典型的孤立语言，梵语则是典型的屈折语，包括粘着语在内的所有其它语言处在这两种极端类型之间。世界上的语言有比较完善和不太完善的区别。但没有优劣之分。即使是最野蛮的部落的语言也不应该予以歧视，或贬低它的价值，因为每种语言都是人类原有的创造语言的能力的表现。

洪堡特的语言哲学思想宏大深邃，对20世纪的语言学产生了深刻、持久的影响。欧洲语言学界魏斯格贝尔等的“新洪堡特派”，美国的萨丕尔、沃尔夫的语言学说都在不同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他的语言思想，他的许多富有创见的理论观点至今仍有极其深刻的意义，为当代语言学研究者所瞩目。

《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主要包括马来民族各部落的居住环境和文化状况、导论的对象、对人类发展过程的总的考察、特殊精神力量的影响：文明、文化和教养、个人和民族协同作用、对语言作更详尽的考察、语言的形式、语言的一般性质和特点、语言的语音系统、内在语言形式、语音与内在语言形式的联系、对语言动作的详细分析、词的孤立、屈折和粘着和以词的统一性的进一步考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