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美国经济在90年代经历了高速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全球化、新技术，灵活的市场，以及强劲的投资推动的。这一描述可以说同样或者更加适合于中国，

过去十年的一个自然结果是，美中两国贸易得到了快速发展，两国之间的一些贸易冲突与其他周期性的冲突也相伴而生，但是，克林顿政府的目标之一是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正如本书第5章所阐述的那样．使中国获得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待遇(PNTR，也就是以前的最惠国待遇)，以及在此基础上促成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下通称WTO)都是克林顿政府的目标。

上述目标有其相当明显的经济理由：消除美中两国之间的贸易壁垒是两国的经济利益所在。中国加入WTO被认为对其经济改革进程特别重要。

但是，本书并不是一本纯经济学论著。它还论及美国政府在政治约束和种种复杂情况下(例如，与中国问题有关的许多政治约束和复杂情况)面临的经济政策决策是什么，它又是如何做出这些经济政策决策的。学者们很少考虑政策制定的种种约束条件。一个很好的例子是1999年4月朱镕基总理的访美之行。中美双方都希望在朱镕基总理访美期间就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待遇达成协议。但是白宫后来退却了。特别是在美中关系处于1999年的最低点时，这看起来是一个重大的错误。虽然美国做出这一决策的官方理由是中国在某些议题上没有做出充分的让步(例如，美国财政部希望为经纪公司获得一笔更好的交易)。其真正的理由却是，白宫估计在1999年春季美国国会几乎肯定会否决白宫与中国达成的协议。随着事态的发展，美中两国在1999年11月达成了协议，该协议于次年顺利地获到了美国国会的批准。这一成就是克林顿政府相当重要的政绩之一。在美国90年代经济政策的研讨会上，前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Rubin)说，鉴于当时的政治约束，他认为白宫的上述决策并不是一个错误，

企业界对没就中国正常贸易关系待遇达成协议的抱怨是白宫最终说服国会投票赞成该协议的重要因素，不过如果国会在4月份做出了相反的决定，也许就听不到这些抱怨了。有些人并不一定认为这样的政治约束确实存在，并悲叹学者和新闻记者很少能说明政策制定者必须做出的实际决策到底是好是坏。

这些复杂的问题几乎出现在90年代经济政策的每一个领域。与前几任政府试图运用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同，克林顿政府没有向美联储主席时不时地施加放松货币政策的压力是否明智?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7—1998年救助受金融危机打击的东亚国家时是做得太少还是做得太多?在国会中的共和党人试图减税以及民主党人试图扩大政府支出的情况下，克林顿政府是如何能够实现预算盈余的?为大学奖学金和资源再生等利国利民的事业减税是一个好的创意吗?政府是否应该把所有的网络规制都交给民间部门，尽管政府首先需要启动这种规制?分解微软公司是不是一个合理的目标?经济模型的预测表明，除非《全球环境变化京都议定书》包含购买污染水平，尤其是从发展中国家购买排放指标的条款，否则美国政府的经济成本将会很高．鉴于此，克林顿总统是否应该签署该协定?克林顿总统是否应该否决国会的《工作福利提案》?这一改革公共救助体系的方法不同于克林顿总统原先的提议?而且较之更为苛刻，对全国医疗卫生体系进行根本改革的努力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本书要说明的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不单纯是经济学问题，而且也是在一定的制度、政治和历史背景下的经济政策问题。

不同的国家有迥然不同的具体问题。然而，不管怎样，类似的经济问题和政治约束在任何需要做出重要决策的地方都会出现，尤其是正在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国家。作为本书的编辑，我们希望中国的读者能够从本书获益。

我们非常感谢张永，是他提议将本书译成中文，并卓有成效地将该想法变为现实。我们也要感谢各位译者，他们在非常紧张的时间表下完成了翻译工作。最后，我们要特别感谢中信出版社的肖梦女士促成本书中文版的出版。

杰弗里·法兰克尔

彼得·奥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