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录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关于目录学理论基础、理论体系的研究未能深入下去，不了了之。关于“书目情报”的争鸣却拉开了帷幕。“书目情报”是彭斐章教授着力倡导，并身体力行加以建设的现、当代目录学的核心概念。90年代前期，“书目情报”研究堪称中国目录学研究的主潮，受潮之裹挟，目录学界唯“书目情报”是瞻，围绕着它发表了大量论文。然而到了1996年，正当书目情报理论进入收获季节，如《书目情报服务的组织与管理》、《书目情报系统理论研究》相继出版，书目情报理论无论队伍还是成果都达至最好状态的时候，却意外地受到了有力挑战。挑战者的代表刘国华认为，“书目情报”理论的兴起和繁盛不是因为它真的是一个合理的学科生长点，而是学科带头人积极倡导，追随者盲目呼应、集体造势的结果。“书目情报”理论存在着一些缺陷，突出表现在：1、汉语的“情报”是一个多义概念，不论“书目情报”论者怎样给“书目情报”下定义，都易引起理解的混乱，而且在“信息”替代“情报”已是大势所趋的时候，仍大提特提“书目情报”，显然有违学术规范。2、“书目情报”一词的使用过于随意，就像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书目情报理论倡导者和拥护者那里，"书目情报"经常与"书目情报系统“、”书目情报工作“、”目录“、”书目“、”目录学“等交叉使用，显得混乱无序、纠结不清、层次不明。3、书目情报理论究竟是自成为学，名正言顺地成为目录学或者是情报学的亚学科？还是继续保持”不明身份，扣着目录学这顶大了几圈的帽子？书目情报理论是现、当代目录学的别名、绰号吗？......对这些问题，书目情报理论的倡导者和拥护者都没有给予正面、深入的回答，令人疑问重重。除了认为书目情报理论疑点颇多，经不起推敲，刘国华对目录学界一直沿用的“目录学”一词，也提出质疑。他认为，“目录学”一词翻译不准确，不能与英文“bibliography”贴切对应，准确的汉译应该是“书目学”。相应地，由“书目-书目工作-目录学”构成的目录学核心概念体系不合逻辑，科学的表述只能是“书目-书目工作-书目学”，故而他竭力主张建立“书目学”，以取代传统意义上的目录学。对书目情报理论持怀疑态度的论文还有王波的《1990年以来的目录学研究：从“书目情报”谈起》。在该文中，作者除发表了跟刘国华某些相同的看法，还指出目录学研究应当预防“失语症”，对西方目录学概念的引进应有所节制，否则，当我们已习惯了用西方的概念讨论问题、发言写作，终究有一天会突然发现自己没有一套独特的话语系统了，离开了西方的学术话语，我们就成了学术哑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