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沃尔泽（1937- ），哈佛大学哲学教授。著名政治哲学家，复合平等的倡导者，以对分配正义的研究著名。除了《正义诸领域》以外，沃尔泽还著有《圣徒的革命》、《义务》、《政治行动》、《弑君与革命》、《正义与非正义战争》、《激进原则》、《宽容》等。沃尔泽以其对西方文明的反思以及对政治观念与原则的细致分析，参与致电当代重大政治与思想的讨论之中，他与泰勒、麦金太尔等人一道，在当代思想界复活共同体的价值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简介：

迈克尔·沃尔泽(1937— ),哈佛大学哲学教授。著名政治哲学家,复合平等的倡导者,以对分配正义的研究著名。 《正义诸领域》是从分配的角度对正义所做的研究。作者认为,在任何社会,正义存在于社会诸善的分配之中。不同的物品应有不同的分配原则。作者归纳与证明了三种不同的分配原则,这就是市场交换、需要与应得。不同的物品应遵循不同的分配原则,这便是作者所说的多元的正义、复合的平等。

导读：

这是一部将哲学与社会政策联系起来的著作,而且,其论述方式是迷人的和富有成效的。

——丹尼尔·贝尔

这本才华横溢的书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起点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分配正义概念……沃尔泽对我们所交换和渴望得到的物品的敏锐而富有洞见的考察,是我们这个时代中对分配正义所做的最重要的阐释之一。《正义诸领域》应当而且必将使对分配正义的辩论变得超越所有现有认识。

——查尔斯·泰勒

这是一本令人着迷的重要著作:沃尔泽提出了一种新的复杂的平等理论,并通过纵观历史与现实中异常丰富的社会和政治意识形态与制度安排来支持他的理论。

——朱迪斯·雅维思·汤普森

何为平等?何为正义?什么样的社会称得上是公正的社会?沃尔泽教授以一种不同于传统自由主义的方式重视审视了这些问题,进而提出了一种新的和富有说服力的平等理论。本书充满洞见,处处显现出一个人文学者对于人类处境的深切关注,而作者清晰有力的哲学论证更令我们对社会公正问题有更加深刻的了解。

——中国政治大学教授 梁治平

中 文 版 序

迈克·沃尔泽

我非常高兴看到《正义诸领域》被翻译成中文,并希望这本书能够对在中国必将日益热烈的有关分配正义的辩论有所助益。经济改革及其所带来的新的不平等使哲学反思不可或缺。事实上,在全世界,我们所说的“全球化”这个政治与经济进程纠缠在一起的网络正在制造越来越大的不平等,因此,有关正义的辩论确实日甚一日地重要起来。

“复合平等”的论点在我看来,仍然像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写这本书时一样具有说服力。我希望在中国背景中,继而在全球背景中,思考复合平等,将会使事实比一九八三年显得(甚至)更加明显——我并非在像一些批评者所指责的那样宣扬某种道德相对主义。《正义诸领域》在美国和英国思想性和专业性杂志中引发的相对主义争论,大都使我感到不愉快;我参与其中是不情愿的,因为我真正想写的是社会诸善具体的和日常的分配,而不是重大的抽象的哲学问题。那些例子是这本书的灵魂;而使用它们,即艰难地对它们进行条分缕析的目的决不是要捍卫一种极受约束的相对主义观点——即支配特定物品的分配的标准是,而且应当是,与那些物品在分配和获得它们的人们的生活中的意义有关的。在我看来,这个观点在当时,而且直至今天,是一个相当显而易见的命题。它考虑到不同文化和国家中不同分配安排的合法性,但它本身却是普适的;它的用意是防范各种无时无处都制造最危险的不平等的各种(基于财富或权力或出身与血统的)暴政。除了承认这两种价值能够在不同的时空以不同的方式实现、实际上也已经得到实现以外,我“为多元主义和平等辩”不带任何相对主义色彩。(我也想承认可能存在着大一统的等级制社会——尽管这些社会在社会科学虚构中远比在现实世界中更可能出现——以至于多元主义和平等都不可能在这些社会中实现。)

另外两种对《正义诸领域》的论点的批评或忧虑在我看来更为严重,并且也可能更令本书的新读者感兴趣。第一种批评质疑了我对各种人类才能所表达出的乐观态度和才能在人群中传播的方式。我认为,人们擅长于不同的事物,而且有许多不同的事物供人们去精通,因此,只要各分配过程的自治得到尊重,一系列广泛的才能将产生一系列广泛的分配。不同的人将开始拥有不同的物品;没有人会在每个地方都取得成功。

但如果确实存在一切可能的方面,或至少在他们的社会所重视的所有方面都极具才干的人,那情况又会怎样呢?而如果确实还有另外一些对任何领域都不擅长的人——他们不能在学校里取得好成绩或在工作中表现得胜任,他们不知道如何才能在政治领域中进行有说服力的辩论,他们没有特殊的体能,他们在家庭里没有表达爱和关心的能力,没有精神上的敏感性,那情况又会怎样呢?我的观点是,毫无疑问,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世界上有一些看起来像那样的人,但我并不相信他们实际上确实是那样的人。当代被社会大量排除在外的人,新下层阶级,日益增多的生活在社会边缘的男人们和女人们,都不能被看作人类不平等的证据。相反,如果人们在每个领域都失败了,我们就应该把这看作一种不能把各领域分开并保持它们自治的系统性失败的一个标志:某种才能或某一组才能,某种善或某一组善,支配着所有其他的才能或善。如果我们能够打破这种支配局面,我们就会看到新的男人们和女人们——先前消极的、不讨人喜欢的、甚至微不足道的人——突然在意想不到的方面有所擅长并一举成名,甚至可以说在他们自己的领域中取得领导地位。这是我在这本书里打的赌;而且,我仍然打这个赌。它是一种平等主义政治必要的赌注。

第二种批评或忧虑集中在复合平等中国家的地位和人们对政治的理解上。在本书中,我赋予政治权力双重地位。一方面,它与其他社会物品一样是一种社会善,有它自己的意义(我描述并捍卫了它在民主生活中所具有的意义),并且有它自己的分配机构和标准;像其他物品一样,它通常是一种值得拥有的好东西,但像其他物品一样,它也被不同的人予以不同的重视,一些人猛烈地追逐它,而另一些人则对它漠不关心或相对不关心。另一方面,政治权力体现在国家中是维护、修订和捍卫所有分配领域的边界的必要工具。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人能够对它无动于衷。正如托洛茨基对辩证法进行论述时所说的:如果你不对政治感兴趣,政治就对你感兴趣。

我可能对权力的第二方面论述得不够。当然,这两方面并非不一致。当我们民主地分配权力时,我们大概是在反映它的可能用途并寻找将会很好地使用它的人。虽然如此,达到并维护复合平等,要求权力的恰当使用,这个事实使权力成为与所有其他善不同的一种善。国家预防任何其他社会善的暴政,但预防国家暴政的又是什么呢?答案在于宪政、有限政府、一个致力于捍卫所有社会物品的自治并能够捍卫所有社会物品的自治的——而我并没有对其中的任何一种做出充分的论证——有能力的参与性的公民整体。我应当考虑到它们对当下的中国将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并且,我希望复合平等的这个方面被中国的读者们继续研究下去并详细予以阐述。

我同样没有充分强调的是,不论必要的限制是什么,我们同样需要一个能够充分发挥积极作用的国家。国家权力的价值可以通过历史的和当代的例子来阐明。我们可以思考国家官员如何在现代早期运用他们的权力破坏基于出身和血统的旧贵族制(而只保留其社会地位)的政治地位。而且,我们还可以再思考它们在二十世纪是如何运用它们的权力为市场的帝国主义行径设定限制条件的。我承认,在这两种情况下——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欧洲的君主专制主义与我们自己时代的极权主义,在各领域间划定或重新划定边界的必要工作造成国家权力超越它自己的正当边界而扩张。因此,国家必须回到它正当的领域中。但这仍然是政治工作,而它的成就依赖于致力于复合平等的在国家中掌权的人。

当然,复合平等也必须从所有领域内部来捍卫:通过工会抵制资本的暴政;通过教师坚持他们学校的独立性,拒绝服务于狭义的政治(或宗教)目的;通过医疗保健专业人士寻找帮助他们最脆弱的病人的途径;通过福利制度避免使人们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或者免除被市场原则左右的命运。尽管如此,国家仍然是所有这些情况中人们最后诉诸的机构,无论何时,只要各领域内部的努力失败了,国家就介入其中,而且常常如此。出于这个原因,尽管我更喜欢一种高度多元化的和非中央集权的政治,即《正义诸领域》所要求的,我也仍然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对强权国家和对民主公民资格的强烈理解有着坚定的立场。

全球化有一天必将要求,也许它已经要求,国际服务机构来保卫不同的分配领域。但我怀疑这仍然将是现有国家要做的工作。它今天所采取的形式是这样的:国家必须为全球市场对它的公民们的影响设定界限;它必须保卫它自己的福利、教育和政治过程的自治。我说这些的意思并不是赞成政治孤立主义或经济孤立主义;我所提倡的防卫要求参与全球经济并与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密切合作;它将常常使跨越国界的合作成为必然。我只是想论证,复合平等不会在全球帝国主义化的市场中生存下来,就像它不能在一个全球化的帝国主义国家中生存下来一样。正如论证多元主义和平等的论点意味着在国家中需要有差异一样,在整个世界也需要有差异。

二○○○年七月

序 言

平等从字面上理解是一个宜于背叛的理想。献身于它的男人和女人,一旦组织起争取平等的运动并在他们中间分配权力、职位和影响力,就背叛了它,或者似乎背叛了它。有记得所有成员名字的行政秘书,有用高超技巧对付记者的新闻专员,还有不知疲倦地周游地方分部“打基础”的受欢迎的演说家。这些人既是不可缺少的,又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他们无疑在某些方面要胜过他们的伙伴。他们是叛徒吗?可能是,但也可能不是。

平等的吸引力并不能由它的字面意思来解释。生活在独裁或寡头统治的国家里,我们可能梦想一个分享权力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都精确地享有同样份额的权力。但我们知道,这种平等捱不到新成员的初次聚会结束。有的人将被选为主席;有的人将会做雄辩的演讲来劝我们都服从他的领导。在聚会这一天结束时,我们便开始被区分开来了——这就是会议的目的。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可能梦想一个每个人的钱都一样多的社会。但我们知道,星期天中午十二点平均分配的钱不到周末就会被不平等地再分配了。一些人将把钱存起来,一些人将把钱用于投资,而还有人将把钱花了(他们将通过不同方式花钱)。钱的存在就是为了使各种各样的活动成为可能;如果钱不存在,物物交换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只不过稍微慢点罢了。生活在封建国家,我们可能梦想一个所有人都平等地得到荣耀和尊敬的社会。但是,即使我们能给每一个人相同的头衔,我们也知道我们不能否认——事实上,我们也愿意承认——许多种类不同、程度不同的技能、力量、智慧、勇气、仁慈、精力和风度把每个人区别开了。

我们当中许多献身于平等的人也不会满意于有必要维持它的字面意思的政权的:国家就像普罗克汝忒斯之床一样强求平等。“平等主义,”弗兰克·帕金写道,

要求这样一个政治体制,在其中,国家能够频繁地遏制那些凭借他们的技术、教育或个性组织起来的社会和职业团体,否则,他们可能……索要社会报酬的一个不相称的份额。遏制这种团体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不给他们进行政治组织的权利。

这一评论来自支持平等的人,反对平等的人甚至更迅速地认为平等所需要的压制以及可能产生的单调和可怕的顺从。他们说,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将是一个假象充斥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事实上并不一样的人将被迫显得和做的好像他们是一样的似的。并且,这种假象将会必须由假装实际上并不在其中的精英或先锋队去强制推行。这并不是一个诱人的前景。

但这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平等。有一些平等主义者采纳了帕金的观点并与政治压制媾和,但他们的平等是一个可怕的信条,它只要为人们所了解就不可能吸引许多信徒。甚至那些我可称之为“简单平等”的拥护者的脑海中也不会是一个拉平的墨守成规的社会。但他们所想的是什么?如果不能从字面上去理解,那么平等又意味着什么?追问这些传统的哲学问题并不是我的直接目的:在什么方面我们是彼此平等的?并且,因为什么特征我们在那些方面是平等的?整本书是对这些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的一种详尽的回答;至于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我并不知道,尽管在最后一章,我将提出一个相关特征。但肯定又不止一个特征:第二个问题用一个一览表来回答要比仅用一个单词或短语回答看起来更为合适。答案与我们承认彼此作为人类与作为同一物种的成员有关,而且我们承认还有身体、思想、情感、希望,甚至可能还有灵魂,我采纳承认这一假定来作为此书的基础。我们的差异是很大的,但我们的相同之处也同样明显。那么与这种差异与相似随之而来的是什么样的(复杂的)社会安排呢?

平等的根本含义是消极的,平等主义就其起源来说是一种废弃主义政见。它并不在于消灭全部差别,而是消灭特定的一套差别,以及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消灭不同的差别。它的目标总是明确的:贵族特权、资本主义财富、官僚权力、种族或性别优越性。但是,在上述的每一目标中,斗争却几乎都采取同样的方式,关键是一个团体控制其下属的能力。产生平等主义政见的并不是有富有与贫困并存这一事实,而是富者“碾碎穷人的容颜”,把贫穷强加到他们身上,迫使他们恭顺这一事实。类似地,导致民众要求消除社会和政治差别的不是因为存在着贵族与平民或官员与普通公民(无疑也不是不同种族或性别的存在),而是由于贵族对平民、官员对普通公民、掌权者对无权者的所作所为。

屈从的经历——首先是个人屈从的经历——是憧憬平等的原因。反对这种憧憬的人常常宣称平等主义政见生机勃勃的激情是嫉妒和怨恨,而这种激情在每一个屈从团体中都在传染是千真万确的。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激情将塑造其政见:因此,马克思在他早期手稿中所描述的“粗陋的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一个嫉妒纲领罢了。但是,嫉妒和怨恨是一种不畅快的激情,没有人喜欢它们,我认为这么说是准确的:平等主义与其说是这些激情作用的行为结果,倒不如说是一个有意识的尝试,以逃避产生这些激情的条件,或者避免使这些激情变得危险的条件——因为,可以说,有一种嫉妒存在于社会生活表层却没有产生严重后果。我可能嫉妒邻居的绿手指或者他那深沉的男中音,甚至他赢得我们共同的朋友尊敬的能力,但这些嫉妒没有一种会驱使我组织一场政治运动。

政治平等主义的目标是不受支配的社会。这是冠以平等之名的活生生的愿望:不再需要打躬作揖、谄媚奉承;不再有恐惧的哆嗦;不再有盛气凌人者;不再有主人,不再有奴隶。这不是一种消除所有差别的愿望,我们不需要所有人都一个样子或者拥有同样数量的同一种东西。当没有人占有或控制支配的手段时,男人们和女人们是彼此平等的(对所有重要的道德目的和政治目的来说都如此)。但是,支配的手段在不同社会里的构成是不同的。出身与血统、地产、资本、教育、神的恩宠、国家权力——所有这些都在不同时期为一些人支配别人提供了手段。支配往往以某些社会物品(social goods)为中介,尽管经验是个人的,单个人本身却无法决定经验的特征。因此,平等再一次如我们所梦想的那样不需要压制个人。我们必须理解和控制社会物品;我们不必用自己的标尺裁剪个人。

我在本书中的目的是描述一个这样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没有一种社会物品充当或能够充当支配的手段。我不会去试图描述我们应该如何创造这样一个社会,仅仅描述这样一个社会就已经很艰难了:一个没有普罗克汝忒斯之床的平等主义;一个鲜活开放的平等主义,它不与“平等主义”一词的字面意思相合,而是与这一憧憬的更加丰富的层面相宜;一个与自由相一致的平等主义。同时,我的目的并不在于勾画出一个并不存在的乌托邦或一个普适的哲学理念,一个平等的社会是我们力所能及的,正如我试图阐释的,它是一个此时此地的实践可能性,早已扎根在我们对社会物品共享的认识中了。我们共享的认识是:这一憧憬是与其得以发展的社会环境相关,而不是或并不必然与所有社会环境相关。它与人们如何互相联系以及他们如何用其所造之物以形成彼此关系的特定观念相适合。

我的论点完全是特殊主义的,我不是要宣称我从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中获得了多大进展。着手哲学事业的一种方法——可能是最初的方法——是走出洞穴,离开城市,攀登山峰,为自己(而绝不是为愚夫愚妇们)塑造一个客观的普遍的立场。于是,你就可以在局外描述日常生活领域,这样,日常生活领域就失去了它特有的轮廓而呈现出一种一般形态。但我的意思是站在洞穴里,站在城市里,站在地面上来做描述。研究哲学的另一个方法是向其他公民们阐释我们共享的意义世界。正义与和平可以被设想为哲学的人工制品,但一个公正的或平等的社会却不能如此理解,如果这样一个社会并不存在——正如它已经隐藏在我们的观念和范畴中——我们将永远不会对它有什么具体的了解,也永远无法把它变为现实。

xv为了提出(某一种)平等主义的可能现实,我试图通过当代和历史上的实例、自己所处社会中的分配状况以及与别的社会的比较,来推演出我的论点。分配无法代替戏剧性解释,我也几乎讲不出我想讲的故事:有开头、过程和一个含有寓意的结尾。我的实例都是粗线条的,有时集中在分配机构上,有时集中在程序上,有时集中在标准上,有时又集中在我们分享、分割和交换的物品的用途和意义上。这些例子旨在表明物品自身的力量或毋宁说我们关于物品的观念的力量。我们用头脑所创造的社会环境就像我们用双手创造的社会环境一样,我们创造的独特的世界正适宜于平等主义的解释,再一次声明,不是一个字面意思上的平等主义——我们的观念对它来说太复杂了;但它们确实直接趋向于禁止为支配之目的来使用物品。

我认为,这一禁止的源头与其说是一种关于人的普遍主义观念,倒不如说更是一种关于物品的多元主义观念。因此,在下文中我将模仿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方法,并舍弃了(大部分)由个人权利(也即人权或自然权利)的观念可能给我的论点带来的便利。若干年前,我论述战争时,是严重依赖权利思想的,因为战争中的正义理论确实能够从两个最基本、最广为承认的人权中产生——并且用最简单的(消极的)方式:生命和自由不受剥夺。或许更重要的是,这两项权利似乎能解释我们在战争期间最通常做的道义判断,它们真正起到了作用,但在思考分配的正义时,它们的助益却是有限的。我应该主要在关于成员资格和福利的章节中诉诸于它们;但即便在那里,它们也不可能使我们深入到论证的实质上去。通过增加权利来作出的对正义的全面解释或对平等的辩护的努力,不久就会使所增加的权利变得毫无意义。说人们有权拥有我们认为他们有权拥有的任何东西,等于什么也没说。男人们、女人们确实除了生命和自由还有别的权利,但这些权利并不源自我们共同的人性,而是来自共享的社会物品观念,它们在特性上是局部的、特殊的。

但是,穆勒的功利原则也不能在关于平等的争论中用做最终的裁决。我认为,“最大意义上的功利”能够以我们喜欢的任何方式发挥作用,但是,古典功利主义看起来似乎为社会物品的分配要求一个协调的方案,一个高度精确的中心计划。并且,虽然这个计划可能产生有点像平等的东西,但它也不会产生我所描述的不受任何支配的平等:因为制定计划的人的权力可能是支配性的。如果我们要尊重社会意义,那么分配就不能与普遍幸福相洽和,也不能与别的什么东西相洽和。只有当社会物品为明晰的“内在”原因而分配时,支配才能被排除。我将在第一章中解释这一意思,然后论证分配的正义不是——而功利主义肯定是——一门整合的科学,而是一种区分的手艺。

而平等只不过是这种手艺的结果——至少对我们来说,它是用手头的材料做成的。因此,在本书的其余章节中,我就试图一个一个地描述那些材料,那些我们制造和分配的物品。我将试图说明安全与福利、金钱、官职、教育、自由时间、政治权力等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它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何种角色;以及如果我们免受一切类型的支配,我们可能如何分享、分割和交换它们。

一九八二年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