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关于女秘书之前上司的一切，不至于撩动人们的好奇心。我当过3年希特勒的女秘书，这之后，无论走到哪儿，总有人问：“您说说，他这人到底怎么样？”从无例外，第二个问题随即跟上：“贴得那么紧，他可对您私下里说过什么没有？”而我的回答，总让他们大扫其兴，或者他们干脆就不相信，我既没有见识过希特勒举世闻名的歇斯底里，也说不出希特勒到底有没有嚼食地毯的嗜好。我当上希特勒的女秘书，并不因为我有多大的能耐，也不因为我在纳粹党内从来安分守己，顺服上峰。或多或少，只不过出于偶然。

如果一切能够重新开始，我不会选择当希特勒的女秘书，而该顺应我原来的梦想，走舞蹈演员的路。但愿，在此将所有的事情一五一十说清楚，就能理清我的思路。我与妹妹早年都上过体操学校和舞蹈学校，那时我从不怀疑，将来的职业也无非是体操或舞蹈演员。不幸的是，我们太穷了，从舞校一毕业，我就得考虑，在这年纪上，我得尽快赚点钱养家。那时候，我把世事设想得太美好太轻松，当个办公室文员，待遇颇丰，足以负担我上业余舞校的费用。然而这世界并不如我所想象地那么简单，比方说，得找一家公司，既给丰厚的薪水，又给我足够的业余时间来培养个人爱好。不过后来我还是如愿以偿，找到了一位雇主，满足上述两个条件，至于工作本身，我是绝无一丝兴趣的。我只想，文员的饭碗，反正不会长久端下去，那满塞着打字机的世界会让我忍无可忍，总有一天，我会一走了之。当然，首先得参加舞蹈考试。那年，战争开始了，渐渐地，每个人都感受到了时势的束缚，每个人都必须把义务放在首位。所以我也得放弃经济上的考虑，而服从国家的利益。1941年我顺利通过了舞蹈考试，又与公司打了一场辞职的拉锯战，公司坚称，职业选择和岗位限制根据《德国生存空间新法令》，以国家意志的名义，纳粹党对职业分工的设想和计划都作了规定：上岗和换岗均受控制，并以“职业义务”为准绳。都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人们不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而只能并且必须做那些对国家来说最重要的事。现在国家明明紧缺女秘书与速记员，不需要舞蹈演员，舞蹈演员纯属多余。我那年都21岁了，战争却不见得会闪电结束，看来还会持续很久。再过几年，千辛万苦练出来的灵活四肢，不免要生锈了，最后我只好埋葬了舞蹈演员的梦想。也许梦想肥皂泡的破灭，也不全出于客观条件的制约，对那家公司和那个上司，我可是憋了一肚子气，辞职未允，还受了一顿谩骂，说我满心个人主义，把生活弄得一塌糊涂。公司总算放我离开那岗位后，不管再出多高的薪水，我也不愿意回头多望一眼。从此，生命中的雪崩滚滚而来，到1945年在柏林，几乎将我整个儿卷入地底。

书绝非迟暮的自辩，亦不作自首陈词。我并不打算以此为一生忏悔。确切地说，它是一番和解的尝试，并非与我身外的世界，而是与我自身和解。它不指望得到谅解，只在帮补理解。

两年半，我曾任希特勒的女秘书。由此不难想见，我的生活至今风波不断。1947到1948年，记忆尚鲜亮，我落笔写过与阿道夫·希特勒唇齿相依的日子。那年代里，“咱们全体”眼望前方，同行者遭清洗遭驱逐——运动出乎意料地成功。当年执笔理当不苟言笑，主调也罢，小插曲也罢，我都要牢牢握住，以免有一天，那些将来或许还有点用处的细节，会纷纷随风飘散或泯灭于遗忘的墓堆。

书中的讲述者，时而是少女容格，时而是老妪容格。少女容格，把对纳粹政权所谓内幕愈发浓烈的好奇心改写为回忆札记出版，企图借此为自己辩护，少女容格仿佛已经死了。老妪容格却再不想扮演道德信徒了，她不过希望还能更深一层反思，而非像当初的企图一般流于泛泛：君子之貌太容易媚惑人，所以透视永远必要。人该听从来自良知的声音。认罪与改悔其实无需预备太多勇气。世人总得一边缴着学费一边自我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