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原名仰先，字哲良，字默存，號槐聚，曾用筆名中書君，中國現代著名作傢、文學研究傢。曾為《毛澤東選集》英文版翻譯小組成員。晚年就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任副院長。書評傢夏誌清先生認為小說《圍城》是“中國近代文學中最有趣、最用心經營的小說，可能是最偉大的一部”。錢鍾書在文學，國故，比較文學，文化批評等領域的成就，推崇者甚至冠以“錢學”。

《圍城》是錢鍾書唯一的長篇小說，於1944年動筆，1946年完成，1947年由晨光齣版公司印行。這是作者在睏頓之中“錙銖積纍”而成的，小說“從他熟悉的時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會階層取材。但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節全屬虛構。盡管某幾個角色稍有真人的影子，事情都子虛烏有；某些情節略具真實，人物卻全是捏造的。”（楊絳《記錢鍾書與〈圍城〉》）比如方鴻漸取材於兩個親戚：一個誌大纔疏，常滿腹牢騷；一個狂妄自大，愛自吹自擂。但兩個人都沒有方鴻漸的經曆，倒是作者自己的經曆，比如齣國留學、擔任大學教授，與作品有相閤之處，作者可能從他們身上獲得瞭些啓示，但並不能對號入座。

小說問世之後，頗受歡迎，不到兩年就齣瞭三版。解放後，一度絕版30年，1980年再次重印，在青年中激起瞭強烈反響。

從印度洋上駛來的法國郵船白拉日隆子爵號在上海靠瞭岸。小說的主人公方鴻漸一踏上闊彆四年的故土，就接二連三地陷入瞭“圍城”。

方鴻漸旅歐迴國，正是一九三七年夏天。小說以他的生活道路為主綫，反映瞭那個時代某些知識分子（主要是部分歐美留學生、大學教授等等）生活和心理的變遷沉浮。他們不屬於那個時代先進的知識分子行列，當抗戰烽煙燃燒起來的時候，他們大都置身於這場偉大鬥爭的風暴之外，先在十裏洋場的上海，繼在湖南一個僻遠的鄉鎮，圍繞著生活、職業和婚姻戀愛等問題，進行著一場場勾心鬥角的傾軋和角逐。這也是場戰爭，雖然不見硝煙，卻處處閃現著舊社會你搶我奪的刀光劍影，騰躍著情場、名利場上的廝殺和火拼；雖然沒有肉體的傷亡，卻時時看得到灰色的生活是怎樣蠶食著人們的年華和生命，那惡濁的空氣又是怎樣腐化著人們的操守和靈魂。自然，這裏也有真誠的友誼，善良的願望；但這些在那個強大的舊社會壁壘麵前，是顯得多麼軟弱和無力。在那隨處都可以陷入“鳥籠”或“圍城”的人生道路上，哪裏是這些還沒有消磨盡人生銳氣的知識分子的齣路呢？這是這部深刻的現實主義小說留給人們深思的一個嚴肅問題。

長篇小說《圍城》共分九章，大體可以劃做四個單元。由第一章至第四章是第一個單元，寫方鴻漸在上海和傢鄉（江南某縣）的生活情景，以寫上海為主。在這個單元中，方鴻漸和蘇文紈的“愛情”糾葛占瞭重要的分量。蘇文紈的傾心相與和方鴻漸的另有所歡，使他們演齣瞭不少半真半假、女真男假的滑稽戲。暴露瞭蘇文紈官宦小姐矜持自負、自作多情、因而落得空對鏡花水月的尷尬相，也暴露瞭方鴻漸紈絝子弟優柔寡斷、不更世事而又玩世不恭的浮華相。圍繞著他們，作者還寫瞭十裏洋場社交生活的各種人物，在美國人花旗洋行裏做買辦、喜歡人們喚他jimmy的張吉民，外錶時髦、骨子裏守舊的董斜川，“對雌雄性彆，最有研究”的青年哲學傢褚慎明，滿肚子不老實、自我標榜是“新古典主義”的詩人曹元朗，以及暗中把方鴻漸當做情敵、枉費瞭心思的趙辛楣，甚至還有生得漂亮、頭腦乖巧的唐曉芙等等，他們都在作者筆下顯示瞭各自的性格和色相。他們宴飲會客、談詩論文以及各種應酬交際是那樣的內心空虛、百無聊賴以及庸俗不堪，這種生活不會培植健康的愛情，更不會培植健康的理想，本身就是一個有待衝破的“圍城”。

第五章可以算作第二個單元，是“過渡性”或“銜接性”的。在這個單元中，在個人生活上分彆吃瞭敗仗的方鴻漸和趙辛楣，從“愛情”牢籠中衝瞭齣來，他們由假想的情敵變為真正的摯友，共同到湖南平成三閭大學謀事。作者在這一單元裏，還為下一單元的鬧劇準備瞭新角色：未來三閭大學的訓導長李梅亭，副教授顧爾謙和青年助教孫柔嘉。他們和方、趙結伴由滬啓航南下，組成瞭一個臨時的“小社會”。發生在這個“小社會”裏的種種矛盾睏擾和嬉戲調侃，以及沿途的所見所聞，構成瞭小說所描繪的現實主義畫麵的十分精彩的一部分。

第六、七章是第三個單元，主要描寫三閭大學裏的明爭暗鬥。我們這裏所選的第六章是這個單元之中的重場戲。上自校長、訓導長、各係主任，下至職員、學生、甚至還有傢屬，都捲入瞭一場令人頭暈目眩的人事糾紛。職業上的排擠，情場上的競爭，堂而皇之的例行公事，見不得人的謠諑誹謗、陰謀詭計，一時間三閭大學成瞭競相逐鹿的舞颱。一些學者文士粉墨登場，他們之中有李梅亭那樣滿口仁義道德、滿腹男盜女娼的半舊遺老，也有韓學愈那樣外形木訥、內心齷齪、僞造學曆、招搖撞騙的假洋博士；有高鬆年那樣道貌岸然、老奸巨猾、口稱維護教育尊嚴、其實卻是酒色之徒的僞君子，也有汪處厚那樣依附官僚、謀取職位、意在結黨自固、終於自蹈覆轍的阿木林；有陸子瀟、顧爾謙那樣一心攀龍附鳳、專事吹拍、淺薄猥瑣的勢利小人，也有範懿、汪太太那樣雖然混跡學府、卻隻在情場上顯露頭角、推波助瀾的名門女士。總之，活躍在這“新儒林”裏的各色人等，雖然用不著再把八股文當做敲門磚，卻都扯起一麵自認為是最漂亮的旗幟，將真麵目掩蓋起來，施齣周身解數去追求新的晉身之階，仿佛自然界的動物濛上保護色，追求自身的發展一樣。自然，他們之中也還有沒耗盡兩肩正氣的某些較好的人物，如雖則荒唐、孟浪，到底還有一些責任感的方鴻漸、趙辛楣，嬌弱深沉、很有心計的孫柔嘉等等。這些人物，或像方鴻漸，不失為“可造之纔”，或像趙辛楣，終竟有一技之長；或像孫柔嘉，是思慮周密、深藏韜略的女中強者──他們在好的社會裏，完全有可能發展為齣類拔萃的人纔；但在那些烏煙瘴氣的環境裏，由於缺乏明確的人生目標，倒像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中的“多餘人”那樣，讓社會的惰力抵消掉瞭他們的聰明纔智。

第八、九章是第四個單元。方鴻漸和孫柔嘉在返迴上海途中結瞭婚。這對雙方來說，都不能算做令人激動的結閤，加以失業造成的對於前途的焦慮，使他們婚後不斷發生爭吵。這種爭吵在返滬途中還較為單純，定居上海後，由於雙方傢庭和親族的介入，矛盾更復雜瞭；在婆媳、翁婿、妯娌、親朋、乃至主僕之間，一度曾發生瞭一係列齟齬和糾紛。最後，方、孫的矛盾終因前者辭去報館資料室主任而麵臨再次失業時激化瞭。方鴻漸剛剛建立起來的新傢解體，他再次衝齣一個“圍城”，又來到一個“圍城”的入口──他打算投奔在重慶當官的趙辛楣謀取職業，這肯定也是一條前途未蔔的坎坷不平的道路。小說在一陣老式自鳴鍾的“當、當……”聲中結束。像過去一切傑齣的現實主義作品一樣，它沒有提供什麼關於社會和人生齣路的明確結論，但他描寫的生活本身，“深於一切語言，一切啼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