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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出品人:

页数:381

译者:

出版时间:1991

价格:0

装帧:平

isbn号码:9787300009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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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藏书史纲 引言 中国数千年文明的璀璨光辉，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得以保存与传承。古籍，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承载着历史的记忆，凝聚着先哲的智慧，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而古籍善本，更是其中的精华，代表着历史文献的最高价值，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思想等各个领域的珍贵资料。编纂古籍善本书目，不仅是梳理和保存这些珍贵文献的重要手段，更是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便利。本文旨在勾勒中国古代藏书史的大致轮廓，重点探讨私人藏书、官府藏书、宗教寺院藏书等不同类型藏书的特点、发展演变及其在中华文化传承中的作用，并以期展现古籍善本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独特地位。 一、 早期藏书的萌芽与发展 中国古代藏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文字诞生之初。甲骨文、金文等早期文字载体，虽然数量有限，却已经显示出记录信息的原始需求。随着纸张的出现，书籍的形态逐渐成熟，藏书活动也开始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 官府藏书的起源： 在早期国家形态下，统治者为了掌握知识、记录政务、以及进行祭祀等活动，必然会对文献进行收集和保存。夏商周时期，已经有关于“藏书”的记载，例如殷商时期的“册命”和周朝的“藏书室”。这些早期的官府藏书，多以竹简、木牍等为载体，内容以史官记录、占卜记录、法律条文以及祭祀祝文为主。西周时期，《周礼》中详细记载了中央和地方的官制，其中包含专门负责书籍典藏的官员，如“守藏史”，这标志着官府藏书制度的初步建立。秦朝统一中国后，修建了规模宏大的阿房宫，其中设有藏书楼，搜集了六国文献，尽管后来被焚毁，但其规模和搜集范围都显示了中央集权下对文献的重视。汉代是官府藏书发展的关键时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对书籍的重视程度空前提高，设立了专门的藏书机构——“石渠阁”、“兰台”、“东观”等，并派遣官员进行书籍的整理、校勘和编纂。这些机构不仅是文献的保管所，更是学术研究和著作的诞生地。太史令、著作郎等官职的设立，更是体现了国家对史料和学术著作的系统整理。 私人藏书的兴起：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士人开始进行私人藏书。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许多思想家不仅著书立说，也必定需要搜集前人的著作来充实自己的学问。例如，墨子曾到楚国，游说梁惠王，说明他对于各地学说的了解。孔子及其弟子编纂《诗》、《书》、《礼》、《乐》、《易》、《春秋》等经典，更是体现了对前代文化的整理和传承，也为后世私人藏书奠定了基础。汉代以后，随着印刷术的发展，书籍的制作成本降低，私人藏书的数量和种类都大大增加。一些富裕的士大夫，如扬州的谢氏家族，便以其收藏的丰富古籍而闻名。唐代，科举制度的完善，进一步刺激了读书风气，私人藏书蔚然成风。 二、 佛教传入与寺院藏书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也包括藏书文化。寺院作为佛教经典的翻译、传播和研究中心，自然成为重要的藏书场所。 寺院藏书的特点： 佛教寺院为了保存和弘扬佛法，大量翻译和抄写佛经。这些佛经，在当时是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寺院的僧侣们对之进行精心保管和研究。寺院藏书的特点是数量大、内容集中，以佛教经典为主，但也常常包含一些儒家、道家以及其他世俗著作。许多寺院都设有专门的藏经阁，例如洛阳的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的第一座寺院，也是最早的藏经之地之一。唐代，随着佛教的鼎盛，寺院藏书更是达到空前规模。许多著名寺院，如长安的大慈恩寺、玄奘法师译经的弘福寺等，都拥有海量的佛经藏本。 对汉族藏书文化的影响： 寺院藏书不仅丰富了中国古代的藏书总量，也对汉族的藏书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寺院的抄经活动，促进了纸张的生产和使用。同时，寺院的目录编纂和藏书管理经验，也为当时的官府和私人藏书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三、 官府藏书的制度化与辉煌 官府藏书在中国古代的藏书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国家力量的支持，使得官府藏书在规模、质量和保存的系统性上都远远超过私人藏书。 唐宋时期的官府藏书： 唐代，官府藏书机构进一步发展，如集贤院、麟德殿等，负责收集、整理、校勘和刊印书籍。唐朝编纂的《隋书·经籍志》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修类书，对当时书籍的分类、流传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记录，是研究唐代及以前书籍的重要文献。宋代，印刷术的飞跃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图书的复制和传播，官府藏书也因此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宋朝设立了专门的书籍管理机构，如“崇文院”、“昭文馆”、“集贤院”等，并设立了“校勘”、“校定”等官职，负责书籍的校对和整理。宋朝对书籍的重视，还体现在对文人士大夫的鼓励，许多官员都热衷于著书立说，并将自己的著作进献给朝廷，充实官府藏书。宋朝刻印了大量的书籍，其中不乏珍贵的善本，如《淳化阁帖》、《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这些巨著不仅是知识的宝库，也是艺术的瑰宝。 元明清时期的官府藏书： 元代，虽然文化上受到蒙古族的影响，但官府藏书依然有所发展。元朝设置了“集贤院”、“翰林院”等机构，负责书籍的编纂和收藏。明代，官府藏书更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明太祖朱元璋重视文教，设立了“翰林院”，并命人编纂了《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百科全书，其编纂过程本身就是一次浩大的文化工程，也集中体现了明代官府藏书的实力。除了《永乐大典》，明代官府还收藏了大量珍贵的古籍，并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保存。清代，官府藏书继承了明代的传统，并有所发展。清朝设立了“文渊阁”、“昭仁阁”等藏书楼，收藏了大量的珍贵古籍。著名的《四库全书》的编纂，更是中国古代官府藏书史上的一座丰碑。清政府动员全国之力，征集古籍，组织学者进行校勘、编纂，最终成书达七万多卷，成为中国古代图书的集大成者，也为后人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提供了无与伦比的资料。 四、 私人藏书的繁荣与特色 与官府藏书相比，私人藏书更具多样性和个性化。文人学者、富商大贾、显贵家族等，都可能成为私人藏书的主体，他们的藏书也反映了各自的兴趣、学养和经济实力。 文人学者与私人藏书： 许多著名的文人学者，都以其深厚的藏书闻名。例如，唐代的杜甫，虽然一生颠沛流离，但依然尽力搜集书籍，他的诗歌中就常有提及藏书的内容。宋代的苏轼、黄庭坚等，不仅是文学巨匠，也是藏书家，他们的藏书往往与其创作和研究紧密相关。明代的藏书家更是层出不穷，如王肯堂、毛晋、张溥等，他们不仅收藏了大量古籍，还亲自参与校勘、刻印，为古籍的流传做出了巨大贡献。毛晋更是以其“汲古阁”闻名，其刻印的书籍，质量精良，至今仍为人们所珍视。 富商大贾与显贵家族的藏书：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富商大贾也开始涉足藏书领域，他们往往财力雄厚，能够购得珍贵的古籍。同时，一些显贵家族，由于世代簪缨，积累了丰厚的财富和文化底蕴，也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家族藏书。这些家族藏书，往往带有家族传承的特点，内容丰富，保存完好。 私人藏书的保存与流失： 私人藏书虽然在数量上可观，但在保存方面往往不如官府藏书系统和牢固。战乱、火灾、盗窃以及家庭变故等，都可能导致私人藏书的流失。然而，许多著名的私人藏书，如吴兴沈氏的“宝颜堂”，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五、 善本书的辨识与价值 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能够被冠以“善本”之名的，往往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质： 版本价值： 善本的“善”首先体现在其版本上。年代久远、流传有序、校勘精审、抄写工整、墨色浓郁、纸质优良的古籍，通常被视为善本。例如，宋朝刻本，由于其印刷技术和纸张的特殊性，往往被视为珍贵的善本。明清时期的一些精刻本，如汲古阁、墨香楼等刻本，也因其精良的工艺而备受推崇。 内容价值： 善本的内容往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例如，稀见的文献、重要的史料、具有开创性的学术著作等。一些经过著名学者校勘、题跋的古籍，也因其附加的学术价值而成为善本。 传抄价值： 有些古籍虽然年代不算特别久远，但由于其传抄过程中保留了重要的信息，例如，保留了早期抄本的特征，或者包含了重要的批注和圈点，也可能被视为善本。 稀见性： 存世数量极少的古籍，由于其稀见性，本身就具有很高的价值。 善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其物质形态，更在于其承载的文化信息和学术价值。它们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学、艺术、哲学、科技等各个领域不可或缺的珍贵史料。 六、 结论 中国古代的藏书活动，贯穿了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形成了官府藏书、私人藏书、寺院藏书等多种形式，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国古代藏书文化。古籍善本，作为其中最精华的部分，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智慧的结晶。编纂古籍善本书目，是对这些宝贵文化遗产的梳理、保护和传承，其意义重大而深远。通过对中国古代藏书史的梳理，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以及古籍善本在中国文化传承中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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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书的装帧设计真是令人眼前一亮，那种典雅的墨绿色封皮，配上烫金的书名，透露出一种庄重而又不失韵味的气质。我喜欢它翻开时散发出的那种淡淡的油墨香，这不像是印刷品，倒更像是一件精心修复过的古董。书页的纸张选取也十分考究，既有老旧文献的质感，又保证了阅读的舒适度，光线稍暗时，那微微泛黄的纸面反而更容易让人沉浸其中。虽然我手头没有原版善本，但光是触摸到这本书的实物，就能感受到编纂者和出版方对文化传承的敬畏之心。特别是内页的排版，那种细致入微的间距处理，以及引文和注释部分的字体区分，都体现了极高的专业水准。我尤其欣赏它在版式上所体现出的历史感，仿佛每一页都承载着时光的重量。这本书的物理形态本身就是对“善本”二字最好的诠释，它不仅仅是信息载体，更是一件值得收藏和反复摩挲的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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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本书的检索系统设计感到非常惊喜。在面对浩如烟海的古籍信息时，一个清晰、逻辑严谨的目录和索引至关重要，而这部书在这方面做得近乎完美。它不像有些工具书那样生硬地罗列，而是构建了一个多维度的检索网络。比如，它不仅仅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进行分类，还贴心地设置了按“朝代”、“作者籍贯”、“装帧形制”甚至“稀有程度”的侧边索引。我曾尝试查找特定时期一位不太知名的学者的手稿，一般要在繁琐的卷帙中大海捞针，但通过这本书提供的多重路径，我很快就锁定了目标范围。这种为研究者量身定制的便利性，极大地提升了工具书的使用效率，避免了不必要的翻阅损耗，也体现了编纂者对实际学术需求的深刻理解。这种详尽且人性化的设计，无疑是衡量一部善本书目是否优秀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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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在内容细节的呈现上，展现了令人咋舌的细致程度。它显然不是简单地抄录了前人的著录信息，而是融入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和版本对比工作。例如，对于某一册宋刻本的描述，它不仅标注了卷数、册数，更深入到“某页有朱笔校勘痕迹”、“某函椠板有虫蛀痕迹，已采取XX保护措施”，这种对物理形态损伤的细致记录，对于研究版本流传史和文献保护史的学者来说，简直是无价之宝。我发现，通过比对书中对不同刻本的细微描述，我甚至能推断出某些文献在清代中期经历过一次大规模的抄录或重刻，而这些信息，往往是只靠肉眼审视残本难以确定的。这种“微观”层面的信息挖掘能力，是这部书区别于一般目录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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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待这部著作，它的价值已然超越了简单的“书目”范畴，更像是一部浓缩的图书馆学发展史。阅读这本书时，我时常会思考，当年那些编纂者是如何克服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困难，完成如此宏大的普查和著录工作的。书中对某些孤本的著录背景，偶尔会透露出一些零星的记录，比如某位先贤在战乱时期如何冒着生命危险将一批珍贵的经卷转移至他乡。这些“人”的故事，赋予了冰冷的书目数据以温度和历史的厚重感。它不仅仅记录了“有什么书”，更是在记录“这些书是如何被保存下来的”，这是一种对文化血脉不息的深情致敬，也为我们今天如何看待和保护现有馆藏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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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理论框架和体例设置，显示出极强的兼容性和前瞻性。它在遵循传统目录编纂规范的同时，巧妙地融入了近代以来图书馆学的新理念。例如，它在著录古籍的同时，对该书在历史上的重要引用情况也做了简要的标注，这对于研究一本书的“学术生命力”非常有帮助。我注意到，对于一些在特定时期被列为禁毁的文献，书中也坦然记录，并注明了其被禁毁的原因和流传的批注版本，这种客观中立的态度，是进行纯粹学术研究的前提。它没有回避历史的复杂性，而是将其完整地呈现出来，使得这部书目本身也成为了一面多棱镜，可以折射出不同历史时期学风、政治氛围和版本学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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