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闵氏的自序，“六书通”取自“通六书之变也”，这便是本书的宗旨。吴省蘭认为“通”的含义是：“犹之曰故也，有典故，有训诂。训诂之故，释诂之诂也。典故之故，已然之迹也”。这是从闵氏选择字体的角度来说的，还不是闵氏的本意。闵氏的本意应该是“通《说文解字》之执也”，也就是说闵氏想通过此书参透许书中的“六书”，能够贯彻许书的体例。但是闵氏并没有贯通得很好，他以《金石韵府》体例编排，以《洪武正韵》统《说文》篆字，仅在“附通”中体现了部首统字的原则。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自称通许慎之执，不知所病正在以许慎为执也。”在书中，有些字在加了偏旁或部首之后，就成了原来字的变体，作者称之为“附通”。在“附通”中只列说文中的小篆不再列其他的形体。毕既明在序中称：“附之以不变，通之以无不可变。”即认为是以这样的形式来体现许书的旨意的。但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其但有小篆而无别体者，则谓之‘附通’”，这并不是作者“通六书之变”本意，是在贯彻许书之“执”的过程中造成的客观结果，收字的时候并不是按照只有小篆没有别的形体的标准进行的，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说法是不确切的。

值得注意的是，闵齐伋注意到了出土器物的价值，并且将其与《说文》相比勘，发现“其略同于《说文》者十许字耳”，这样的说法可能有点夸张，但是正是这一点体现了文字发生的剧烈变化。在《六书通》中闵氏引徵了大量周秦时代的钟鼎彝器以及秦汉印章。另外，闵氏还认识到了社会的发展与文字本身的变化对汉字形体的影响。认为“世与世禅。字与字禅，不有损益，不足以成其禅”，“一代之同文即为一代之变体，变变相寻，充塞宇宙”。

《六书通》仿照《金石韵府》的体例，以《洪武正韵》统字。每一字楷书上列俗体字，下列《说文》中的小篆及反切，《说文》以大徐本《说文》为主。凡是《说文》中的部首字，均标明“建首”二字，然后列古文﹑籀文﹑钟鼎彝器以及秦汉公私印章。凡是《说文》所无者，均注明出处，自为注解，并引经史加以证明。此书为后世保存了大量的字的不同形体，闵氏《凡例》说：“灼然乖悖者，芟之稍涉疑似，安知古人之不出于疑似也，现当并存以俟千古。”凡是一笔一划不同者并录，保存了大量的字体。这一方面表现了作者力图存古的思想，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收字太滥的弊病，缺乏必要的甄别，这可能与闵氏的文字修养有关。特别是其书引用的古器物和秦汉印章，为我们保存了大量的古体字，不管这些字形是否可靠，但是他终究为我们保存了一种形体，能够为我们的古文字研究提供一定的线索。这也和本书的旨意相一致的，它本身就是为了保存字体。

我国古代传写古文字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字书，二是钟鼎器物（包括石刻），前者以《说文解字》为代表，后者以《魏三体石经》为代表。闵氏在引书时不仅照顾到了传统的字书，而且更多的关注了出土文物以及传世文献。在其引用书目中以大徐本《说文解字》﹑《汗简》﹑《六书统》﹑《书学》﹑《魏正始石经》﹑《碧落碑》为主，同时又有《王存乂切韵》﹑《籀韵》﹑《同文集》﹑《六书正譌》﹑《马日磾集》（即《汗简》中的《群书古文》）﹑《义云章》﹑裴光远《集缀》﹑希裕《略古》﹑朱育《集字》﹑《古尚书》﹑《古毛诗》﹑《古礼记》﹑《古春秋》﹑《古孝经》﹑《古论语》﹑《古尔雅》﹑《古史记》﹑《天台经幢》（即《道德经》）等传世文献，更引人注意的是其书大量的引用诅楚文﹑钟鼎文﹑碧落碑，又有仲考父壶﹑伯姬鼎﹑楚王钟以及大量的秦汉时期的公私印章，可谓材料宏富，其中所收字有很多是《汗简》﹑《古文四声韵》所没有的，特别是古器物的文字，可以相互参照，配合使用，为我们认识古文字提供了很多材料。

但是，这部书依然存在着一些缺点。第一，这部书没有真正贯彻自己的“通六书之变”，“通《说文解字》之执也”的旨意。以《洪武正韵》统《说文》字，以“附通”体现文字变体，没有照顾到文字本身的演变规律。在进行注解时也没有从“六书”的角度以及部首排列的角度来谈。古代字书一般在行世时有两大系统，一是主《说文》，以部首隶字，一是以声韵统字。《六书通》以韵隶字，便于当时人使用，但是与《说文解字》的“始一终亥”的五百四十部统字总有距离。本书最后做到的仅是将《说文解字》中的字一一分隶于洪武正韵。只有“附通”还能稍通许意。第二，所选字的形体不可靠。《六书通》中有些字如“小” ﹑“鸟” ﹑“示” ﹑“黾”等字下注明出自《汗简》，但是检核《汗简》并没有《六书通》中所收的字体；《汗简》与《六书通》同收“静”字，均云出自《义云章》，但是形体大异；“领”字《汗简》中收入了两种形体，但《六书通》只收其中一体，注明出自《汗简》，《六书通》中收的这种字体也与《汗简》中的字体有些差别。“辅”字两书中均注明出自《王庶子碑》，但是形体有很大差别。这样就让我们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同出一处而字体会有差别呢？可能有这样的原因：一是闵齐伋和郭忠恕看到了不同的拓本；二是闵氏在集字时所注出处有虚假的嫌疑；三是毕既明在篆定的时候加入了自己的主观因素，使其形体产生了差异，但是毕既明是精于籀篆的，一些差别比较大的字从这一条讲不通。因此很可能有些字的出处是不可靠的。第三，引用书目体例不严谨。如同是杨桓《书学》，“颂”下注明“杨桓书学”，而“衝”下注“书学”；同是杨升庵《逸古》，“融”下注“逸古”，“钟”下注“升庵逸古”；同是周伯琦的《六书正譌》，而“聪”字下注“周伯琦六书正譌”，“堆”字下注“正譌”，有些字下又注“六书正譌”。其中这样的例子很多，不一一列举。第四，有些字不见出处，只有闵齐伋自己的注解，很难让人信服。因此，此书体制不精也就显现出来。

《订正六书通》十卷，原名《六书通》，明末闵齐伋撰，后经毕既明撰定付梓印行，因以“订正”冠诸原书前，名《订正六书通》。闵齐伋，号寓五，浙江乌程人，其所刻书以朱墨套印著称，世称闵本，刻书甚多，陶湘有《明吴兴闵刻书目》。

据书前诸序，可知此书闵齐伋完成于顺治辛丑（公元1661年），时年八十二，当时并未付梓印行。闵氏以刻书闻名，而此书未得刊行于世，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这个稿子本身就是一个未竟稿；二是闵氏后代子孙在其死后不能世守其业，以致流散。后来这个抄本传至笤溪程炜处，程炜与毕既明的哥哥过往甚密，因毕既明“尤精篆籀诸法”，而请正于毕既明。毕既明用四年的时间，在康熙五十九年厘定付梓以广其传。此书被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中，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有康熙五十九年刻本，我们现在看到的本子就是从这个本子来的。

《订正六书通》行世后，毕既明的后代毕星海在嘉庆年间又广收博采，成《六书通摭遗》二卷，其书仍以韵分隶《说文》字。此书自序云：“凡《六书通》所未载之字及笔迹有不同者，辄为摹录”，在选择碑碣﹑钟鼎上比《重定六书通》有了进步，钟鼎文字“据金石家所藏拓本”，古文奇字“所收至慎，惟碑碣真本凿凿可据，苟有小异，具录于编”。书中吸收了前代字书﹑器物以及当时人的研究成果，成为《订正六书通》的有益补充。

《六书通》仿照《金石韵府》的体例，以《洪武正韵》统字。每一字楷书上列俗体字，下列《说文》中的小篆及反切，《说文》以大徐本《说文》为主。凡是《说文》中的部首字，均标明“建首”二字，然后列古文﹑籀文﹑钟鼎彝器以及秦汉公私印章。凡是《说文》所无者，均注明出处，自为注解，并引经史加以证明。此书为后世保存了大量的字的不同形体，闵氏《凡例》说：“灼然乖悖者，芟之稍涉疑似，安知古人之不出于疑似也，现当并存以俟千古。”凡是一笔一划不同者并录，保存了大量的字体。特别是其书引用的古器物和秦汉印章，为我们保存了大量的古体字，能够为我们的古文字研究提供一定的线索。这本书本身就是为了保存字体，也是研究汉字字体演变及书法篆刻的工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