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念成灰 一事无成（自序）

在中国，“名士风流”这四个字似乎满含褒赞的意思，其实未必尽然。

清代著名朴学家段玉裁对外孙龚自珍寄予厚望，谆谆告诫道：“努力为名儒，为名臣，勿愿为名士。”很显然，在段玉裁看来，龚自珍做名儒和名臣要优于做名士，因为名儒被读书人敬若神明，名臣被皇帝爷倚为心腹，都有好果子吃。名士衣褐怀宝，张扬性情，炫耀才智，常在醇酒美人之间周旋，快活固然快活，但会招忌惹祸。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名臣斥责名士。清末大诗人易顺鼎在广西龙州署理道台三个月，因为极力反对“裁绿营，停边饷”触怒两广总督岑春煊，被后者定性为“荒唐”，斥骂为“名士画饼”（讽刺他只是画饼样的名士，于国无用），痛加参劾。生成的眉毛长成的痣，性格决定命运，易顺鼎更乐意做不拘形迹的名士。他们在“恣肆”二字上可谓下足了工夫，想笑就笑，想哭就哭，感于风月，情及倡优，放浪形骸，自足快意。名士若走向极端，就会披猖无忌，言人之不敢言，行人之不敢行，蹈于绝境而不旋踵。叶德辉在长沙做街霸，养小白脸，包娼包赌，辱骂维新人士皮锡瑞、熊希龄和革命家黄兴，甚至写对联詈骂农会会员是“一班杂种”和“六畜成群”，一系列“高难度动作”直接断送了他的老命。

名士乐得高蹈远举，他们傲岸狷洁，与权贵打交道，词气亦不肯屈折半分。“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们念此口诀，严守底线。何绍基书法超妙，人格高尚，终生追求不俗之境。他说：“所谓俗者，非必庸恶陋劣之甚也；同流合污，胸无是非，或逐时好，或傍古人，是之谓俗。直起直落，独往独来，有感则通，见义则赴，是谓不俗。”何绍基心口如一，心手如一，书法作品遂被时人和后人视为通国之宝和连城之璧。王闿运与曾国藩、左宗棠交往，尽管礼貌端端，但始终无一言谀之，无一颜媚之。他出于大义，在书信中还责备过这两位当朝大佬一个是“收人材不求人材”，另一个是“用人材不求人材”，而他身居下贱，“不与世事，性懒求进，力不能推荐豪杰，以此知天下之必不治也”。王闿运受命（当然笑纳了丰厚的润笔费）著《湘军志》，却不肯为豪强之辈隐恶遮丑，最终闹到毁版的程度，几乎尝到湘军老将们恶狠狠的拳头。由此可见，王闿运既有名士之气，亦有史家之风。迄至耄耋高龄，他被弟子杨度哄到北京，出掌国史馆，袁世凯意欲称帝，想要仰仗于国内耆宿。王翁到了京城，一看袁世凯成色太差，野心太大，立刻挂印南归，才保晚节。王闿运学问好，诗文不赖，平生交游遍天下，《湘绮楼日记》中笑料奇多，他抄书给出嫁的女儿填奁，最是可爱。

近代以来，名士多于过江之鲫，高僧从名士中化脱而出者亦不乏其人。弘一法师（李叔同）、曼殊上人（苏曼殊）和八指头陀（释敬安）颇为世人所称道。未出家前，李叔同是百分之百的名士，“二十文章惊海内”，绝不是王婆卖瓜，北里名妓为之倾心，南都才子与之结社。一旦禅心开悟，即尽弃人间浮名虚誉，虔诚剃度，皈依三宝，文艺名士终成律宗高僧，这个转身极为华丽。苏曼殊身世飘零，少年出家，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彷徨未定，他爱国可以舍命，爱美人爱美食同样可以舍命，这位“兵火头陀”“革命和尚”实则是一位孩子气十足的名士，他自称“天下第一伤心词客”，伤心是因为他在爱情的神庙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愿望无法实现，心魔难以降服。八指头陀是苦修苦行的高僧，为了奉佛，他在佛像前的长明灯上烧断两根手指，但他最令人称道的却是诗歌。一个大字不识一箩的放牛娃，到了庙里，数年间即成为著名诗僧，与王闿运、杨度、易顺鼎这些大名家唱和，其白梅诗堪称近代诗坛一绝。“诗心一明月，埋骨万梅花”，八指头陀的诗就是佛法，他的佛法就是诗，诗禅一味，很可能这是天意成全。

20世纪20年代末，杨杏佛在上海中国公学演讲，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角色演变归纳为“三士论”：年轻时，心忧天下，是志士；壮年时，有了声誉地位，是名士；到了晚年，吃斋念佛，是居士。表面看去，他们为国家为社会倾其所有，奉献了毕生精力和全部才华，其实百念俱废，一事无成。“英雄到老终归佛，名将还山不言兵”，这副联语不仅变成了某些大人物的遮羞布，而且变成了他们的免战牌，将它堂而皇之地挂在家门口，众人就得朝它焚香叩头，赞叹之不足则艳羡之，艳羡之不足则膜拜之。要知道，在龙钟古国里，集志士、名士、居士于一身的高寿老翁必定被尊崇为“国宝”和“人瑞”。

名士高僧，参差多态，未可一概而论。但也有其共同点：名士的成色越足，则底气越足；高僧的天机越深，则道行越深。这个结论大致是不会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