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1930-),安徽潜山人。香港新亚书院第一届毕业生,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康奈尔大学第一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现为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1973年-1975年出任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2006年获美国国会图书馆颁授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Kluge Prize rewards lifetime achievement).中英文著作数十种。
《士与中国文化》由余英时著,是文史哲学生的必读书,是研究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士”的经典书。本书采用专题研究的方式展示“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作者的基本观点是把“士”看作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相对的“未定项”——即承认“士”有社会属性但并非完全不能超越者。作者认为:“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一再地超越自己的限制,则正是凭借着此一“未定项”。本书在修订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概论”、“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曾国藩与“士大夫之学”、“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四篇论文。
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精神风貌,尝试以士为线索窥探中国文化变化。前三章对士本身进行溯源并且分析群体特性,第四章阐释汉代循吏在中国文化传布方面的功用,第五章则讲东汉士族,第六章以士之自觉为一贯之线索而解释汉晋之思想变迁,第七章讲名教与士风的关系,第八章为中国宗...
评分余先生在书中提到了一点是我有所启发。书中谈论循吏时提到文化秩序和政治秩序。在汉宣帝以前的循吏与以前是不同的,也就是书中所说的两种不同的“吏道”。春秋时政教分离,文化系统和政治系统不能相契合,因此,两者之间产生矛盾。在当时,统治者用文化力量巩固统治,同时,...
评分 评分自宋以后,士多为皇帝的狗。但是余英时却避而不谈,说什么士魂商才,把注意力从政统下移到民间,说政统致仕也好论务实经商也好,孟子的那句: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余英时先生既然序中已经列为标准所以应当一以贯之。 当今的知识分子真假不一,但是假的多。古时候,...
评分本書名為《士與中國文化》,實則上起先秦,下至1930-40年代現代知識人代士而起。作者考察了士人之簡史:先秦遊士,秦漢吏與師,魏晉南北朝名士和高僧,隋唐除了佛教徒還有詩人文史如杜甫韓愈柳宗元白居易,宋范仲淹到近代梁啟超。正如韋伯考察ideal type of social action,作...
士是中国古代的知识阶层。在2000多年历史中,虽然士人的外在形态不断变化,但他们身上有一股精神是一以贯之的。他们处在道统与政统之间,一方面对“道”保持不懈的追求,一方面关心并投身现实政治、社会秩序的建构。士人将修身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努力在政治权力面前保持自重,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士”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条动脉。虽然到了现代,传统的“士”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士”的灵魂仍然以种种方式,或深或浅地缠绕在“五四”以来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上。 ps:士以天下为己任。
评分这种写法真是值得学习,在郑也夫那里有一个辐辏式结构的说法。
评分用時半個月,十月十五日至三十日。受益匪淺,但也多有不能消化處。待學力見長再來溫故。
评分用時半個月,十月十五日至三十日。受益匪淺,但也多有不能消化處。待學力見長再來溫故。
评分该书的独特视角在于把『士』作为一个群体看待,对其演变做一个梳理,从而交代这一群体作为社会力量所发挥的作用。 对于『士』的原始形态的分析,可以看出余还是处在经典社会学的框架之下,在理论上显得有些过时,但不妨碍其论断,比起前人忽视这一群体,或者是低估这一群体已经好了很多。 其对东汉时期的分析,是典型的关于士大夫政治的分析,从这时开始,『士』的力量开始渗透到庙堂和民间的各个角落,进而与社会发展相交织(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有相关讨论,较为直观)。到了明清时代,『士』呈现出士商合流的面貌,个人理解为是宋代开始的阶级下落的一个必然结果。这一面貌催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化,从而影响文化发展。从几个时期的『士』的变化来看,『文化』的概念也不是简单的精神概念了,而是进行了庞大又复杂的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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