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一九八四》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附录新语原则
序言
台湾的《一九八四》
——写在徐立妍译《一九八四》前面的故事
二○一二年十二月上旬去台北旅行时，我照例出出进进新旧书店，搜寻奥威尔《一九八四》的各式版本。凌晨行至诚品，发现远流和台湾师大翻译研究所刚刚联手推出一个《一九八四》新译本。我一边挑精装与平装各一册放入书筐，一边猜这位叫徐立妍的译者是何方神圣： 怎么以前从没听说过？瞄一眼书脊顶端那行小字，心下释然： 原来此书属“经典文学新译” ； 既是“新译” ，参与此计划者理当是新人，难怪我这老读者闻所未闻。
两岸中文译本相互引进最快的一次
一年之后，这一新译本已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引至大陆，消息首先风传在微博里，精装本随之亮相于书架上。两岸《一九八四》中文译本的相互引进当然早已开始，可是论速度这一次最快。一九九一年，台北的志文出版社印行了我们这边的董乐山译本，董先生还专门为此写了译序，开头就说原以为“要向台湾读者介绍乔治·奥威尔，我想是要比向大陆读者做介绍容易得多” ，结果发现“临到真正提起笔来，虽然说不上重如千钧，却确有无从下笔之感” 。原因何在呢？他觉得是因几十年“人为隔阂”而形成的“生疏感” 。到了二○一○年五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终于将在台湾行销已久的刘绍铭先生译本引至大陆。刘教授没有给这姗姗来迟的简体字版新写一个字，但这不说明他对大陆读者就没有“生疏感” 。当年他分别给台湾皇冠版和台湾东大版写过译序一类的文字，其中都提到《一九八四》在大陆的传播，可惜说得都不很准确。一九八四年时他说《一九八四》 “在中国大陆无译本” ，其实董乐山先生的译本早在一九七九年就在《国外作品选译》上分期连载过，尽管属“内部发行” 。一九九一年时刘教授修订了说法，说《一九八四》在中国大陆的译本，公开出现得比较晚。但是他又说： “朋友给我‘搜购’到的，只有广州花城出版社的版本，译者是董乐山，出版年份是一九八八年六月，只印了四百二十册。 ” “四百二十”这个数字从此转来引去，如今流行甚广，岂知也不准确。这得“怪”刘绍铭教授的朋友，因为朋友为他搜购到的，竟然是极少在书店流通的布面精装本，印数当然也真是四百二十册。而平装本，出版当月就已经加印，印数足有两万五千四百八十册了。更何况，同一译本由同一家出版社于一九八五年已印行过，开机就印了一万五千九百册，尽管也还是 “内部发行” 。二○一二年台湾一位比较文学研究专家还在感叹 《一九八四》在大陆的印数“如此之少” ，其提出的证据正是这个“四百二十册” 。
当年大家彼此都“生疏”过，现在则好多了，值得再二再三地庆幸。相信两岸读者如今对《一九八四》的故事、价值也都不怎么“生疏”了，这就更值得额手称庆。而在我看来， 《一九八四》一书在华文世界的传播史仍然是一个有趣的题目，这里不妨先说说对岸台湾。既然开头就提到了徐立妍的新译本，我干脆就从她台湾远流版译序中的几句话说起，梳理一下《一九八四》与台湾读者相逢相知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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