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建，男，1986年生，安徽桐城人。后现代乡土派诗人。民谣鼓吹手。养蜂人，乐评人，夜游神。书痴。神秘主义者，尘世中的禅修者。人群中的隐士。曾获未名诗歌奖、紫蓬诗歌奖。现居广西桂林。

《养蜂手记》当然不是一本养蜂指南或者手记，它是我个人的第一本诗集。

诗集中有一组《养蜂手记》，十六首，大部分写作于2008-2009年。当时我正在读大四，对前途有一片混沌的不可知感，那时读过一些《瓦尔登湖》和《在路上》等作品，深受梭罗式的自然主义和“垮掉派”的影响，也曾动过回乡养蜂的念头。那时我理想中的生活应该是做一个追逐花期，永远在路上的养蜂人，养蜂、酿蜜，空闲时间读书、写诗，听摇滚乐，娶一个村姑，坐着装满蜂箱的大货车，从南到北，浪迹天涯。

除了读书、写诗，听摇滚乐外，我的父辈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我的爷爷在安徽舒城国营养蜂场学到一手养蜂技术后，就开始了他的养蜂生涯，并且将他学来的养蜂技术交给了他的三个儿子，我父亲、我伯父和我叔叔。我记得幼时，家中有一个大大的院子，院子里全是蜂箱，黄色的，白色的，蓝色的以及绿色的油漆蜂箱。我父亲的蜂箱的是绿色的蜂箱，是一种春天的颜色。一到春天，满院的蜂群在阳光下如风暴一般轰鸣，空气中充满了花蜜的香味。我所有的儿童记忆都与蜜蜂有关的，我熟悉那些蜜蜂的习性、喜好甚至语言，也曾饲养过它们，自少年时代就掌握了有限的养蜂技术。如果不是去读大学，我想我现在应该子承父业，已成为一个很好的养蜂人了的。

《养蜂手记》写下的是混合着我个人的童年记忆、生活经历、对蜜蜂的喜爱和感激，亲情以及乡愁的情感经验。它不是虚拟的田园诗或田野报告，而是涌动于我生命深处的诗篇。我珍爱这些诗篇正如我珍爱我的童年一样。每一个诗人都有自己的诗歌秘密源头。我的诗歌秘密源头，如今回想起来，也许来自于少年时代的某个暑假，随着父亲在深山里养蜂，每天夜里看着满天的星河倾倒在黝黑的山谷里，蜜蜂在蜂箱中嗡嗡作响，像在琴房中演奏，而四周的群山是那么安静，像被清凉的水洗刷过一遍。

《养蜂手记》这本诗集收录的是我自2007年至2015年这八年间的诗作。我写诗开始于2003年，至今也有十余年了。早期的诗作是处于“青春期”的写作，不值一提。所以这本诗集里没有收录一首早期的诗作。我真正的诗歌写作成熟期要从2007年开始，我生也愚笨，写诗四年后才找到自己的“声音”。

也许在我的血液中流淌着养蜂人那种天生的“在路上”的不安定的基因，厌倦安稳与日常，总希望在别处，“去经历世界的美和丑陋。”正如波德莱尔所说的那样：“对我而言，我总是希望自己在一个我目前所居地以外的地方，因而到另一个地方去永远是我满心喜欢的事情。任何地方！任何地方！只要它在我现在的世界之外！”回头来看，这本诗集中近乎一般的诗歌是关于游记和他处的，似乎只有“在别处”和“在路上”，我才能写出诗。

我天生是个自由散漫的人，没有野心，安心做个诗人。我写诗，不为任何人，也不为任何目的而写。我不期待读者，不期待发表，不期待获奖，不期待成名。当然，我也不拒绝。我对所有的一切保持一种可有可无的，被动的散漫状态，像一个浪子一样，走过这世间，却不留恋任何事物；像蜜蜂一样，飞行于春天的花园里，不为任何一朵花停下脚步。当然，这是一种“消极的自由”。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消极的人。

但我不是一个坏蛋。我不知道联邦走马出版人恶鸟兄如何看待我的作品的，我认为我的诗歌中没有联邦走马那种“邪恶的美德”和”坏蛋的气质“。我非常感谢恶鸟兄的赏识，在我30岁到来之前，给我出了我第一本诗集。虽然我对何时出版我的第一本诗集并无一个明确的时间概念和目标。就像我对待爱情、婚姻和生活的态度一样，顺其自然就好。我对待一切的态度都很散漫，但对待诗歌却很严肃。在诗歌思维和语言上，我有一种近乎偏执的”洁癖“。我不允许我的诗歌中出现任何”脏词儿“以及庸俗的思想。我憎恶俗套、庸知、陋见、浅薄的小机灵、故弄玄虚的修辞术、沾沾自喜和灵魂臃肿肥胖症。因为自由散漫，对一切不抱任何希望，也没有什么理想，所以我对这个世界没有太多要求。我的诗中没有激烈的反抗和温顺的妥协，也没有什么肉麻的歌颂和感伤式的浪漫主义，甚至不屑于去写”孤独“和”感动“。

霍俊明老师曾在《是否”我们都不去看前方“——2012广西诗歌双年展》一文中对我有如下评论，我深以为然：”李小建更像是一个闹市中的一个闲散、慵懒的无所事事的枯坐者，禅意山水和文人过往已经不能进入他空阔的内心，而他近乎旁观者的叙述却使当下如此“崭新”的一个时代生长出莫名的枯黄的历史感和不断涌来的寒冷与荒凉。“多么贴切，我的确就是那个闲散、慵懒的无所事事的枯坐者。但我不能一直枯坐着。更多时候，我需要通过其他途径保持内心的湿润，比如阅读，比如远行，比如幻想，还有，就是写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