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建，男，1986年生，安徽桐城人。後現代鄉土派詩人。民謠鼓吹手。養蜂人，樂評人，夜遊神。書癡。神秘主義者，塵世中的禪修者。人群中的隱士。曾獲未名詩歌奬、紫蓬詩歌奬。現居廣西桂林。

《養蜂手記》當然不是一本養蜂指南或者手記，它是我個人的第一本詩集。

詩集中有一組《養蜂手記》，十六首，大部分寫作於2008-2009年。當時我正在讀大四，對前途有一片混沌的不可知感，那時讀過一些《瓦爾登湖》和《在路上》等作品，深受梭羅式的自然主義和“垮掉派”的影響，也曾動過迴鄉養蜂的念頭。那時我理想中的生活應該是做一個追逐花期，永遠在路上的養蜂人，養蜂、釀蜜，空閑時間讀書、寫詩，聽搖滾樂，娶一個村姑，坐著裝滿蜂箱的大貨車，從南到北，浪跡天涯。

除瞭讀書、寫詩，聽搖滾樂外，我的父輩過的就是這樣的生活。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我的爺爺在安徽舒城國營養蜂場學到一手養蜂技術後，就開始瞭他的養蜂生涯，並且將他學來的養蜂技術交給瞭他的三個兒子，我父親、我伯父和我叔叔。我記得幼時，傢中有一個大大的院子，院子裏全是蜂箱，黃色的，白色的，藍色的以及綠色的油漆蜂箱。我父親的蜂箱的是綠色的蜂箱，是一種春天的顔色。一到春天，滿院的蜂群在陽光下如風暴一般轟鳴，空氣中充滿瞭花蜜的香味。我所有的兒童記憶都與蜜蜂有關的，我熟悉那些蜜蜂的習性、喜好甚至語言，也曾飼養過它們，自少年時代就掌握瞭有限的養蜂技術。如果不是去讀大學，我想我現在應該子承父業，已成為一個很好的養蜂人瞭的。

《養蜂手記》寫下的是混閤著我個人的童年記憶、生活經曆、對蜜蜂的喜愛和感激，親情以及鄉愁的情感經驗。它不是虛擬的田園詩或田野報告，而是湧動於我生命深處的詩篇。我珍愛這些詩篇正如我珍愛我的童年一樣。每一個詩人都有自己的詩歌秘密源頭。我的詩歌秘密源頭，如今迴想起來，也許來自於少年時代的某個暑假，隨著父親在深山裏養蜂，每天夜裏看著滿天的星河傾倒在黝黑的山榖裏，蜜蜂在蜂箱中嗡嗡作響，像在琴房中演奏，而四周的群山是那麼安靜，像被清涼的水洗刷過一遍。

《養蜂手記》這本詩集收錄的是我自2007年至2015年這八年間的詩作。我寫詩開始於2003年，至今也有十餘年瞭。早期的詩作是處於“青春期”的寫作，不值一提。所以這本詩集裏沒有收錄一首早期的詩作。我真正的詩歌寫作成熟期要從2007年開始，我生也愚笨，寫詩四年後纔找到自己的“聲音”。

也許在我的血液中流淌著養蜂人那種天生的“在路上”的不安定的基因，厭倦安穩與日常，總希望在彆處，“去經曆世界的美和醜陋。”正如波德萊爾所說的那樣：“對我而言，我總是希望自己在一個我目前所居地以外的地方，因而到另一個地方去永遠是我滿心喜歡的事情。任何地方！任何地方！隻要它在我現在的世界之外！”迴頭來看，這本詩集中近乎一般的詩歌是關於遊記和他處的，似乎隻有“在彆處”和“在路上”，我纔能寫齣詩。

我天生是個自由散漫的人，沒有野心，安心做個詩人。我寫詩，不為任何人，也不為任何目的而寫。我不期待讀者，不期待發錶，不期待獲奬，不期待成名。當然，我也不拒絕。我對所有的一切保持一種可有可無的，被動的散漫狀態，像一個浪子一樣，走過這世間，卻不留戀任何事物；像蜜蜂一樣，飛行於春天的花園裏，不為任何一朵花停下腳步。當然，這是一種“消極的自由”。因為，我本身就是一個消極的人。

但我不是一個壞蛋。我不知道聯邦走馬齣版人惡鳥兄如何看待我的作品的，我認為我的詩歌中沒有聯邦走馬那種“邪惡的美德”和”壞蛋的氣質“。我非常感謝惡鳥兄的賞識，在我30歲到來之前，給我齣瞭我第一本詩集。雖然我對何時齣版我的第一本詩集並無一個明確的時間概念和目標。就像我對待愛情、婚姻和生活的態度一樣，順其自然就好。我對待一切的態度都很散漫，但對待詩歌卻很嚴肅。在詩歌思維和語言上，我有一種近乎偏執的”潔癖“。我不允許我的詩歌中齣現任何”髒詞兒“以及庸俗的思想。我憎惡俗套、庸知、陋見、淺薄的小機靈、故弄玄虛的修辭術、沾沾自喜和靈魂臃腫肥胖癥。因為自由散漫，對一切不抱任何希望，也沒有什麼理想，所以我對這個世界沒有太多要求。我的詩中沒有激烈的反抗和溫順的妥協，也沒有什麼肉麻的歌頌和感傷式的浪漫主義，甚至不屑於去寫”孤獨“和”感動“。

霍俊明老師曾在《是否”我們都不去看前方“——2012廣西詩歌雙年展》一文中對我有如下評論，我深以為然：”李小建更像是一個鬧市中的一個閑散、慵懶的無所事事的枯坐者，禪意山水和文人過往已經不能進入他空闊的內心，而他近乎旁觀者的敘述卻使當下如此“嶄新”的一個時代生長齣莫名的枯黃的曆史感和不斷湧來的寒冷與荒涼。“多麼貼切，我的確就是那個閑散、慵懶的無所事事的枯坐者。但我不能一直枯坐著。更多時候，我需要通過其他途徑保持內心的濕潤，比如閱讀，比如遠行，比如幻想，還有，就是寫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