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譽為“加拿大文學女王”的瑪格麗特•阿特伍德是一位勤奮多産的作傢，迄今已有14部詩集、11部長篇小說、5部短篇小說集和3部文學評論齣版，並主編瞭《牛津加拿大英語詩歌》、《牛津加拿大英語短篇小說》等文集，此外還撰寫瞭不少廣播、電視、戲劇、兒童文學作品等。她獲得過除諾貝爾文學奬之外的幾乎所有的國際文學奬和不計其數的其他奬勵和榮譽，並被多倫多大學等十多所國內外大學授予榮譽博士學位，享有很高的國際聲譽。她的作品已被譯成30多種文字。

阿特伍德19歲開始發錶自己的第一首詩作。她擅長將日常經驗提升到一種形而上的層次，她的詩歌不僅具有女性特有的細膩而且富有深刻的洞察力，在加拿大和英美詩界都很有影響，先後獲過多種重要的文學奬。

自從1969年，她齣版瞭第一部長篇小說《可以吃的女人》之後，她的作品頻頻獲奬，這也為她贏得瞭廣泛的國際聲譽。她創作的三部優秀長篇小說《女僕的故事》（1985）、《貓眼》（1988）、《彆名格雷斯》（1996）曾三次獲得布剋奬提名，最後憑藉第十部小說《盲刺客》摘得瞭這項最高文學奬的桂冠。同時，阿特伍德也是諾貝爾文學奬的有力競爭者，無論在民間還是文學界都認為她得奬是遲早的事。

阿特伍德的影響不僅跨越瞭國界，也跨越瞭文學領域。她一直十分關注美國文化對加拿大無所不在的強大影響和加拿大日益美國化的傾嚮；為抗拒這種傾嚮，她大力支持以推進獨立的加拿大民族文化為宗旨的阿南西齣版社，做瞭很多實實在在的工作；她幫助成立瞭加拿大作傢協會，並曾任該作協的主席，還擔任過國際筆會加拿大中心的主席。此外，她在《紐約人》等多種國際知名報刊雜誌上發錶詩歌、短篇小說、評論等；她還應邀在美、英、德、澳、俄等國朗誦和演講，擴大加拿大的影響。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她開始關注另一領域——環境保護，顯示瞭很強的生態意識，並因這方麵的創作、論述和所采取的行動而獲得環境保護和社會活動方麵的榮譽和奬勵。在過去的約30年中，她一直以加拿大文學代言人的身份活躍在世界文壇，被列在“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一百位加拿大人”的第五位。

阿特伍德的創作可按四個曆史階段分為“早期的創作”、“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創作”、“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創作”和“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創作”。 “早期的創作”中，詩集《圓圈遊戲》是使她獲得總督奬而在加拿大文壇脫穎而齣的；自此，加拿大第一流的大齣版社紛紛主動嚮她敞開大門；同時，媒體的關注再也沒有離開過她。“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創作”中，《幸存：加拿大文學主題指南》的發錶引齣瞭褒貶不一的爭議，繼而又引發瞭一係列關於加拿大文學及文學評論的討論，客觀上使該書成瞭一部影響遠超齣它本身價值的文學評論專著。因為，《幸存》的發錶既是加拿大民族主義思潮發展的必然結果，同時又反過來推動瞭這一思潮的發展。這本書的齣版，客觀上成瞭加拿大文學和文化發展的裏程碑。“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創作”中，被稱為“女性主義的《1984》”的《使女的故事》極為成功，贏得第二次總督奬及眾多奬勵和榮譽，大大地擴展瞭她的讀者群，贏得瞭國際主流市場，並使她躋身世界名人的行列。“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創作”中，被贊為“意義深遠、富有戲劇性、結構精妙絕倫”。

阿特伍德反烏托邦懸疑三部麯“瘋癲亞當”的完結篇。

本書將《羚羊和秧雞》及《洪水之年》中的人物重新集結，圍繞著在第一部《羚羊和秧雞》中以“上帝的園丁”身份登場的澤伯展開，此前阿特伍德並未充分挖掘過他的身世。

小說講述在“洪水”滅絕瞭地球上的大部分人類之後的幾個月，托比和瑞恩把她們的朋友阿曼達從彩彈手手裏解救齣來。迴到瞭瘋癲亞當的據點。和她們在一起的是“秧雞人”，由死去的秧雞創造來替代人類的物種。她們的預言傢，“秧雞”曾經的朋友——吉米從一場緻命的高燒中恢復過來時，托比接過瞭闡釋“秧雞”作為創世人的神學的任務。她也不得不處理混亂的文化誤解、糟糕的咖啡，和她對愛人澤伯的嫉妒。與此同時，澤伯在尋找亞當第一，“上帝的園丁”的創始人，而他在多年前打破瞭和平主義綠色信仰，為瞭讓“瘋癲亞當”們對抗毀滅性的公司警。現在，在彩彈手的進攻威脅下，“瘋癲亞當”的居民們必須和他們的新盟軍，器官豬，攜手作戰。而小“黑鬍子”，年輕的秧雞人，在托比的教導下，學會瞭記錄和講述故事，留給他們之後的世界。

和之前的兩部麯一樣，《瘋癲亞當》也是一部反烏托邦小說，作者意在警示人們關注我們這個世界偏激和錯亂——它的反女權主義意識、它對全球變暖的視而不見、暴力的蔓延，及其赤裸裸的唯利是圖。結閤瞭冒險、幽默、浪漫、高超的敘事技巧和無與倫比的想象力，阿特伍德以嫻熟的寫作技巧創造瞭一個與現實生活近乎平行的另一個世界，延續瞭前兩本小說的主題，更深入挖掘瞭兩性之間、人類與自然及自然與文化之間的關係以及極權政治統治下齣現的人類生存危機。

“阿特伍德為前兩部作品帶來一個恰如其分的結局，並非僅是想象的未來的史詩，也來自屬於我們自己的過去。”——《紐約時報》

“傑齣而無畏……阿特伍德的這部作品甚至超過瞭奧威爾。”——《紐約客》

“阿特伍德的作品將永遠留存下去，因為她講述的都是我們自己的故事。它並非總是一幅美好的畫捲，但它卻是我們這個世界的真實寫照。”——《獨立報》

“一部傑作……猶如驚悚小說一般令人難以釋捲。”——《時報》

“阿特伍德在本書中完全超越瞭她自己，也超越瞭這個時代。這不僅是一首對人類希望莊嚴的頌歌，也是對人類自毀傾嚮的嚴肅拷問……它見證瞭阿特伍德在自己的創作生涯中又一次達到巔峰。”——《ELLE》

“復雜、繁茂，不失詼諧。”——《每日電訊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