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锋，男， 1973年7月生，陕西澄城人。哲学博士﹑公共管理博士后，中国矿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三亚学院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主要从事行政文化、行政哲学研究。近年来先后在《中国行政管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江海学刊》、《人民日报》、《江苏社会科学》、《学海》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其中多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心和新华文摘数字版全文转载。曾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优秀论文奖等奖励。

本书稿以公共行政及其精神为主题，系统梳理和总结了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政府形态基础上形成的行政精神，描述和勾勒了服务型政府行政精神的由来行程，阐述和揭示了当前和未来建设服务型政府需要什么样的行政精神，怎样建设服务型政府需要的行政精神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本书具体分析考察了公共行政的双螺旋结构、传统经验化行政管理模式、现代科学化和技术化的公共行政、后工业社会的行政管理等等理论问题。特别把公共行政问题放在后工业社会的大背景上予以考察，认为后工业社会的高度不确定性、高度复杂性以及高度风险性使得建立在工具理性基础上的管理行政已经不合时宜，后工业社会呼唤一种新的行政管理范式，这种全新的政府行政类型也要求与自己相应的行政精神。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两大总体目标之一，政府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而要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就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特别是要建设服务型政府。本书深入分析了传统的统治行政与管理行政的本质、特征及存在的问题，系统论证了在后工业社会来临的背景下服务型行政的必要性、合理性、可行性，特别是探讨了与服务行政相关的服务精神的内含、要素和构建方法。本书具有较大学术价值和一定的实践指导价值。

☆精彩试读

如果从一种客观的角度考察，我们会发现，人类正在面临着一场深刻的社会转型，这就是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已经处在后工业社会当中。后工业社会充满着风险。风险意味着一种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不同于那种令人恐惧的、可能给人的生活和前景带来巨大破坏的灾难。如果说人们在灾难面前还可以通过团结、集体的力量来共同应对的话，那么，后工业社会中的社会风险则意味着人们无法有效应对，因为没有人能够准确预计社会风险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后工业社会同时还意味着高度复杂性。后工业社会中不仅社会公共事务日益复杂化，而且公共事务之间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复杂性意味着我们不能简单根据线性因果关系来思考社会中的公共事件与公共事务，意味着不能用按照确定性与线性因果关系确立起来的管理行政来处理后工业社会面临的公共问题。后工业社会在开辟自己道路的进程中历史性地提出了行政管理模式转变的问题。

这就是说，后工业社会的高度不确定性和高度复杂性使得建立在工具理性基础上的管理行政走到了尽头，后工业社会呼唤一种新的行政管理范式，这种全新的政府行政类型也要求与自己相应的行政精神。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一样，在面向后工业社会的发展进程中，都面临着建构一个全新的政府行政类型的问题，因而也都需要建构与这种全新的政府行政类型相适应的行政精神。如果说西方发达国家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进程中背负着工业社会的管理行政的巨大负担的话，那么中国社会恰恰相反，我们没有西方社会管理行政的负担，因而完全可以在面向未来的视野中，建构出全新的行政话语体系，进而也可以在这一过程中建构出全新的行政精神。

罗荣渠先生在谈到中国的现代化时，认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一种外源性现代化。这种现代化意味着我们再也无法像西方发达社会那样走出一条自然演化的现代化之路。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始终面临着来自外部的压力。今天这种现代化的压力既有西方发达国家给我们造成的压力，也有人类在走向新的社会文明中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的压力。因而，我们认为，在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历时性问题的共时性呈现，即西方社会在长达几个世纪的自然演进中逐渐敞现的问题在我们国家同时出现，我们既需要面对悠久的历史传统，也需要培植工业社会所要求的科学精神，同时，我们还不得不面对后工业社会、后信息化社会所带来的挑战。

当我们今天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时，首先必须承认我们所背负的历史负担。对中国社会来说，我们有着悠久专制传统，有着关于权术的运用以及权谋的丰富思考与实践，有着关于统治的丰富经验。这种经验性的行政精神有值得肯定的地方，是我们应当继承的思想资源。但对于工业社会所要求的科学精神而言，经验性的行政精神却是一种阻碍性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行政管理实践的科学性获得了极大提高，在行政组织设置、行政行为的科学化方面所取得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工业社会所积淀下来的工具理性，以及在工具理性基础上所创制出来的一系列制度化建置，包括关于行政管理的科学化、法治化、制度化这样的历史任务，我们还远未完成。这就是说，我们是背负着沉重的历史负担走进工业社会乃至跨入后工业社会的，我们首先要面对的任务恐怕还是如何完成行政管理的科学建构，即如何使行政管理在组织上成为一种科学建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相应的科学精神。与此同时，我们又面临着后工业社会的压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后工业社会的高度不确定性与高度复杂性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当我们正准备迈进后工业社会时，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又不得不面对后信息化社会来临的挑战。

既然如此，那么，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如何把握后工业社会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与之适应的政府类型。但是，我们非常清楚，我们工业化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现在又面临着后工业社会的挑战。西方社会的历时性任务，对于中国这样的晚发民族国家而言，变成共时性存在。也就是说，我们既面临着工业化的任务，又面临着后工业社会的压力。这就需要我们能够超越中国视野的局限性，具有宽广的全球化视野，能够敏锐地捕捉后工业社会的特征，把握后工业社会治理中所面对的普遍性问题，进而提出并深入探索后工业社会所需要的治理模式、治理体系。在此基础上，把这种全新的社会治理模式运用于社会治理、行政管理实践中，适应社会的客观需要，在丰富多彩的行政管理实践中逐渐生成新的行政精神。这意味着对中国社会来说，这种新的行政精神是一个建构的过程，是需要中国社会的理论研究者与行政管理者共同努力去推动，也需要我们具有清醒的意识与自觉的使命担当，在迈向全球化的进程中，以充满想象力的态度书写出全新的行政精神。（摘自“引言 公共行政有精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