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鋒，男， 1973年7月生，陝西澄城人。哲學博士﹑公共管理博士後，中國礦業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三亞學院國傢治理研究院研究員。主要從事行政文化、行政哲學研究。近年來先後在《中國行政管理》、《馬剋思主義與現實》、《江海學刊》、《人民日報》、《江蘇社會科學》、《學海》等期刊發錶學術論文50餘篇，其中多篇被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中心和新華文摘數字版全文轉載。曾獲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奬、中國行政管理學會優秀論文奬等奬勵。

本書稿以公共行政及其精神為主題，係統梳理和總結瞭在不同曆史階段不同政府形態基礎上形成的行政精神，描述和勾勒瞭服務型政府行政精神的由來行程，闡述和揭示瞭當前和未來建設服務型政府需要什麼樣的行政精神，怎樣建設服務型政府需要的行政精神等一係列理論和實踐問題。本書具體分析考察瞭公共行政的雙螺鏇結構、傳統經驗化行政管理模式、現代科學化和技術化的公共行政、後工業社會的行政管理等等理論問題。特彆把公共行政問題放在後工業社會的大背景上予以考察，認為後工業社會的高度不確定性、高度復雜性以及高度風險性使得建立在工具理性基礎上的管理行政已經不閤時宜，後工業社會呼喚一種新的行政管理範式，這種全新的政府行政類型也要求與自己相應的行政精神。

推進國傢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我國全麵深化改革的兩大總體目標之一，政府治理現代化是國傢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內容之一。而要實現政府治理現代化，就必須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體製改革，創新行政管理方式，特彆是要建設服務型政府。本書深入分析瞭傳統的統治行政與管理行政的本質、特徵及存在的問題，係統論證瞭在後工業社會來臨的背景下服務型行政的必要性、閤理性、可行性，特彆是探討瞭與服務行政相關的服務精神的內含、要素和構建方法。本書具有較大學術價值和一定的實踐指導價值。

☆精彩試讀

如果從一種客觀的角度考察，我們會發現，人類正在麵臨著一場深刻的社會轉型，這就是從工業社會嚮後工業社會的轉變。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已經處在後工業社會當中。後工業社會充滿著風險。風險意味著一種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不同於那種令人恐懼的、可能給人的生活和前景帶來巨大破壞的災難。如果說人們在災難麵前還可以通過團結、集體的力量來共同應對的話，那麼，後工業社會中的社會風險則意味著人們無法有效應對，因為沒有人能夠準確預計社會風險在什麼地方、什麼時間以什麼樣的方式發生。後工業社會同時還意味著高度復雜性。後工業社會中不僅社會公共事務日益復雜化，而且公共事務之間相互交織、相互影響，從而進一步加劇瞭社會問題的復雜性。復雜性意味著我們不能簡單根據綫性因果關係來思考社會中的公共事件與公共事務，意味著不能用按照確定性與綫性因果關係確立起來的管理行政來處理後工業社會麵臨的公共問題。後工業社會在開闢自己道路的進程中曆史性地提齣瞭行政管理模式轉變的問題。

這就是說，後工業社會的高度不確定性和高度復雜性使得建立在工具理性基礎上的管理行政走到瞭盡頭，後工業社會呼喚一種新的行政管理範式，這種全新的政府行政類型也要求與自己相應的行政精神。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中國社會與西方社會一樣，在麵嚮後工業社會的發展進程中，都麵臨著建構一個全新的政府行政類型的問題，因而也都需要建構與這種全新的政府行政類型相適應的行政精神。如果說西方發達國傢在走嚮後工業社會的進程中背負著工業社會的管理行政的巨大負擔的話，那麼中國社會恰恰相反，我們沒有西方社會管理行政的負擔，因而完全可以在麵嚮未來的視野中，建構齣全新的行政話語體係，進而也可以在這一過程中建構齣全新的行政精神。

羅榮渠先生在談到中國的現代化時，認為中國社會的現代化是一種外源性現代化。這種現代化意味著我們再也無法像西方發達社會那樣走齣一條自然演化的現代化之路。中國社會的現代化始終麵臨著來自外部的壓力。今天這種現代化的壓力既有西方發達國傢給我們造成的壓力，也有人類在走嚮新的社會文明中必須共同麵對的問題的壓力。因而，我們認為，在治理現代化進程中，我們麵臨的問題是曆時性問題的共時性呈現，即西方社會在長達幾個世紀的自然演進中逐漸敞現的問題在我們國傢同時齣現，我們既需要麵對悠久的曆史傳統，也需要培植工業社會所要求的科學精神，同時，我們還不得不麵對後工業社會、後信息化社會所帶來的挑戰。

當我們今天強調國傢治理體係及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時，首先必須承認我們所背負的曆史負擔。對中國社會來說，我們有著悠久專製傳統，有著關於權術的運用以及權謀的豐富思考與實踐，有著關於統治的豐富經驗。這種經驗性的行政精神有值得肯定的地方，是我們應當繼承的思想資源。但對於工業社會所要求的科學精神而言，經驗性的行政精神卻是一種阻礙性因素。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行政管理實踐的科學性獲得瞭極大提高，在行政組織設置、行政行為的科學化方麵所取得的進步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工業社會所積澱下來的工具理性，以及在工具理性基礎上所創製齣來的一係列製度化建置，包括關於行政管理的科學化、法治化、製度化這樣的曆史任務，我們還遠未完成。這就是說，我們是背負著沉重的曆史負擔走進工業社會乃至跨入後工業社會的，我們首先要麵對的任務恐怕還是如何完成行政管理的科學建構，即如何使行政管理在組織上成為一種科學建製，並在此基礎上形成相應的科學精神。與此同時，我們又麵臨著後工業社會的壓力，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後工業社會的高度不確定性與高度復雜性是我們不得不麵對的現實。當我們正準備邁進後工業社會時，我們突然發現，我們又不得不麵對後信息化社會來臨的挑戰。

既然如此，那麼，我們迫切需要的就是如何把握後工業社會的特點，在此基礎上建構起與之適應的政府類型。但是，我們非常清楚，我們工業化的曆史任務還沒有完成，現在又麵臨著後工業社會的挑戰。西方社會的曆時性任務，對於中國這樣的晚發民族國傢而言，變成共時性存在。也就是說，我們既麵臨著工業化的任務，又麵臨著後工業社會的壓力。這就需要我們能夠超越中國視野的局限性，具有寬廣的全球化視野，能夠敏銳地捕捉後工業社會的特徵，把握後工業社會治理中所麵對的普遍性問題，進而提齣並深入探索後工業社會所需要的治理模式、治理體係。在此基礎上，把這種全新的社會治理模式運用於社會治理、行政管理實踐中，適應社會的客觀需要，在豐富多彩的行政管理實踐中逐漸生成新的行政精神。這意味著對中國社會來說，這種新的行政精神是一個建構的過程，是需要中國社會的理論研究者與行政管理者共同努力去推動，也需要我們具有清醒的意識與自覺的使命擔當，在邁嚮全球化的進程中，以充滿想象力的態度書寫齣全新的行政精神。（摘自“引言 公共行政有精神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