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蜕园（1894—1973），原名宣颖，字兑之，晚号蜕园，湖南善化（今长沙）人。现代史学家、文学家、书画家。他出身望族，为清末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瞿鸿禨的幼子、曾国藩之女曾纪芬的女婿。早年师从晚清大儒王闿运等，后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复旦大学，精通英文，并通晓德、法、俄等国语言。曾在南开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校执教。抗日战争期间，滞留北京。1949年后，寓居上海，以著述为业。曾被聘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译所特约编辑。

瞿蜕园一生交游广泛，与胡适、陈寅恪、章士钊、钱穆、吴宓、周作人、金性尧、齐白石、黄宾虹、郑逸梅、沈尹默等诸多文化名家有学问切磋之谊。他博学多才，涉猎广泛，著述宏富。主要著作有《方志考稿》《历代官制概述》《养和室随笔》《铢庵文存》《秦汉史纂》《中国骈文概论》《汉魏六朝赋选》《刘禹锡集笺证》《学诗浅说》等。

赋的原来意义是“铺陈其事”，为我国古代文学的表现方法之一。《诗·大序》说《诗》有风、赋、比、兴、雅、颂六义，赋即其中之一。到了后来它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制，形式介于诗歌和与散文之间。但从其渊源来说，它是诗歌的衍变。所以班固说：“赋者，古诗之流也。”（《两都赋序》）又说：“大儒孙卿（即荀子）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汉书·艺文志》）因此，他在《汉书·艺文志》中将诗与赋列为一门，并分别举出屈原和荀子两家来作为辞赋之祖。

大家都知道，从楚辞开始，以较长的篇幅和优美的词藻来发挥想像，倾诉感情，就成为战国后期人们所欢迎的文学形式。就荀子的《成相篇》和《赋篇》看来，作者也正是利用这种文体，以表达他对当时现实的态度，并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屈原和他稍后的宋玉、唐勒之辈都是楚人，荀子著书、终老于楚，可见赋又是楚国的一种新兴文体。但屈赋和荀赋（屈原本人并未称他的作品为赋，最早以赋名篇的是荀子）又各有其特色，一般说来，屈赋重在抒情，荀赋重在说理。到了西汉，因五言诗尚未进入文人文学的领域，文士的创作主要在于辞赋，于是作赋之风大行。加上帝王的赏玩和鼓励，有些文士，便以作赋献赋当作求官的门径。同时，由于作赋者日多，在内容和形式上也都有了发展。较诸楚辞，诗歌的成分已逐渐减少，而散文的成分有所增加；内容方面，于言志抒情之外，复多状物叙事之作。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汉赋的体制较接近于荀赋，而词藻则多取资于楚辞。清人王孙在《读赋卮言》中说：“相如之徒，敷典摛文，乃从荀法；贾傅以下，湛思渺虑，具有屈心。抑荀正而屈变，马（司马相如）愉而贾（贾谊）戚。虽云一毂，略已殊途。“这话不是没有见地的。因为汉赋既是诗歌的衍变，所以汉代人就有读赋的习惯。根据记载，当时的人朗诵楚辞，是有特定的音律节奏的。一直到隋代，还是所谓楚声的专门家，以清切的音调博得人们的欣赏。（见《隋书·经籍志》）又如汉元帝的宫女能读王褒的《洞箫赋》，固然这是供帝王娱乐之用，但也说明赋在当时 的影响。由于赋的文彩与音节都能在视听上使人愉快，而赋的铺张手法又能激发人们的想像，因此它就很能适应当时统治者的兴趣和要求。

至于内容方面，汉大赋多少也反映出汉帝国繁荣上升时期的气象，和被剥削的劳动人民所创造的一些物质文化上盛况。如司马相如、扬雄那些描写宫苑游观的大赋，到了班固、张衡，就扩展到都城建置的叙述，生动地介绍了汉代名都大邑的规模，以及各阶级阶层的生活状况。而更晚一些的西晋左思，又在他的《三都赋》里总括了中原、东南与西南三大地区的地理历史、物产文化，等于一部有韵的方志。这些赋中的词汇，对了解当时上层集团的辞令、仪节以及博物知识等，也都有一定的帮助。同时，左思有鉴于汉代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的赋，对物产、建置的描写和记述，有虚夸失实之处，所以他作《三都赋》时，写到山川城邑、鸟兽草木、风谣歌舞等等，都是依据地图、方志，以及各处风俗习惯而加以考订的。皇甫谧曾称赞他：“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图而校，体国经制可得按记而验，岂诬也哉！”

此外，还有一些以宫苑为题材的作品，如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何晏的《景福殿》等，虽然内容属于专门性的，而且作赋意图原在粉饰与歌颂，但对后世读者，也还具有一些文物资料上的参考价值。

东汉以后，赋家的另一倾向是：从原来对事物品汇的描摹刻画，逐渐向思想感情的发抒方面去发展，即“写志”，渐多于“体物”。通过对事物的深微观察，进一步抒发了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这就为赋体增添了不少的新异色彩。也有的用赋来表达纯粹的抽象观念，如班固的《幽通赋》等，而陆机《文赋》简直用赋来探讨文学理论，更是富有创造性的。

应当指出，流传到今天的汉赋，大部分是歌功颂德、踵事增华，供封建统治者赏玩的作品，即使其中有时含有一点讽喻的意味，实际上还是迎合统治者的爱好，起着“劝百而讽一”的反面作用，也正如刘勰所说：“无贵风轨，莫益劝戒。”由于统治者的爱好，文士因献赋而达到干禄的目的，于是赋的文学价值遂大为削弱，赋家的流品与地位，就和“俳优”相差不多。无怪连善写大赋的扬雄也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并且认为在词藻方面的追求，不过是“童子雕虫篆刻”，是“壮夫”所不为。后来晋代挚虞论赋，也批评辞人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即是重形式而轻内容，和扬雄所说有其共通的地方。

以上是自汉至晋有关赋体发展上的一些概况。到了南北朝，乃有所谓“文”“笔”之分，而赋实际上已代表了整个的“文”，如这时的诏令、奏议、书札等，除不用韵以外，其他形式上也都与赋的区别极其微细；至于用韵的颂赞、箴铭、哀诔，乃至七、连珠等，则区别更少。所以在骈文盛行的时代，赋的影响更是非常深远的。

南朝末期的宫体赋，是历代所一致称誉的，大体上确曾经过审慎的抉择，但也不能包括全面。其他的选本则缺点更多。为了适合今天的读者，需要一部繁简适中的选本，介绍不同时代、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的作品，使读者能一览而约略得其全貌。

因此，本书试图在《文选》的基础上分别去取，加上它所未能具备的，择定二十篇，为研读古赋者提供一些便利。以下就编辑体例略作说明：

（一）为精简起见，每一类型的赋，尽可能不重复入选。例如《恨赋》与《别赋》，《雪赋》与《月赋》都只收一篇。又如京都赋只选内容更丰富的《三都赋》，就中又只选较短的《蜀都》一篇。惟《西征赋》及《哀江南赋》，因有其独特的规模格局，虽较冗长，也予入选。至于同一作家，只选其作品略具有代表性的，以期尽量照顾全面。

（二）从文体来看，即使命名不同，属于赋体性质的仍应归入赋类，《七发》是其一例。至《酒箴》虽不宜迳名为赋，而形式上亦与赋无异，故也收入。其他不以赋名而实为赋之支流者，如《答客难》、《典引》之类，则限于篇幅，未能遍收。

（三）古人注书，有释事释意两种，李善注《文选》，是偏重释事的。在今天看来，由于赋中所用的词汇往往与现代汉语距离过远，不能不要求详尽的解释，但若专注重词藻的溯源，而忽略词意的阐发，对读者的帮助仍然不大，因此，本书的注释采取两者相结合的方针。除一般的字句加注外，兼顾到作者的作意。

（四）赋中的名物训诂有不少还没有确切解决，经过清代以至近人的考证，对旧注也有不少的纠正，或补充。本书则多采用传统上较为肯定的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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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蜕园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