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年6月28日——1778年7月2日）是瑞士裔法国思想家、作家、政治理论家。

戏剧性的人生

日内瓦的孤儿

卢梭出生于瑞士日内瓦的一个钟表匠家庭，祖上是从法国流亡到瑞士的新教徒。他的母亲在他出生后就去世，而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他而去。由于家境贫寒，他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当过学徒、杂役、家庭书记、教师、流浪音乐家等。后又被通缉流亡国外。期间得到了华伦夫人的爱护。

巴黎沙龙的宠儿

1742年卢梭搬到巴黎。在巴黎期间，卢梭与德尼·狄德罗认识，并从1749年起参与《百科全书》的撰写，最重要的贡献是1755年写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文章。但那以后不久，卢梭与狄德罗的关系紧张。

1750年卢梭对以《论科学与艺术》（"Discours sur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一文赢得第戎学区论文比赛首奖，因此成为巴黎名人。在这篇论文里面卢梭主张，从道德的观点来看，科学与艺术的发展并无益处。

卢梭的作品语言风格独特(独白式)，具有浪漫激情。

1761年《新爱洛琦丝》出版，立刻轰动巴黎。

朋友与敌人

卢梭与他那个时代的一些著名思想家大多相识，但结果却无一例外地反目成仇。这些人中包括法国的伏尔泰、狄德罗，英国的大卫·休谟。

性虐待及露体狂

卢梭除了开创政治学说外，他的私人生活亦成为性研究的对象。他在《忏悔录》里曾提及，8岁时受到女教师兰贝尔斯的鞭罚，带来的“肉欲的快感”，“正是这种惩罚注定了我终生的趣味、欲望和感情”。年长后，卢梭钟情年轻少女，一心渴望着她们的鞭打。

他亦曾在躲在黑暗街头，向陌生女子露出他的臀部，他曾说深知这是一件非常愚蠢的行为，但每次做时总会带来无比的性满足，他最终被一名男子捉拿。

死于穷困潦倒

1778年7月2日，已患“迫害性心理分裂症”的卢梭在巴黎东北面的阿蒙农维拉（Ermenonville）去世。（恰与伏尔泰在同一年去世）死时穷困潦倒，死前被马车撞翻，又被狗扑伤践踏。

卢梭一生未婚，与一名女仆同居，生有5个孩子，并全部寄养在孤儿院。

身后备极哀荣

卢梭生前遭人唾弃，死后却受人膜拜。卢梭被安葬于巴黎先贤祠（Le Panthéon）。1791年12月21日，国民公会投票通过决议，给大革命的象征卢梭树立雕像，以金字题词——“自由的奠基人”。

卢梭的观念渗入社会风气，成为时尚。年轻人模仿《爱弥儿》，要做“居住在城里的野蛮人”。路易王太子也深受《爱弥儿》的影响，按照卢梭的观点从小教育他的儿子，学一门手工匠人的手艺。据说，这就是路易十六那个著名的嗜好——业余锁匠的由来。

文明社会的控诉者

卢梭提出：在自然状态（动物所处的状态和人类文明及社会出现以前的状态）下，人本质上是好的，是“高贵的野蛮人”（noble savage）。好人被他们的社会经历所折磨和侵蚀。而社会的发展导致了人类不幸的继续。卢梭的《论科学与艺术》（"Discours sur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 1750）强调，艺术与科学的进步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好处。他认为知识的积累加强了政府的统治而压制了个人的自由。他总结得，物质文明的发展事实上破坏了真挚的友谊，取而代之的是嫉妒、畏惧和怀疑。

法国大革命的精神偶像

描述人和社会关系的《社会契约论》也许是卢梭最重要的著作，其中开头写道“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1]。这本书于1762年出版，当时无人问津，但后来成为了反映西方传统政治思想的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与他早期作品相反，卢梭认为自然状态是没有法律和道德的兽性状态，好人是因为社会的出现才有的。自然状态下，常有个人能力无法应付的境况，必须通过与其他人的联合才能生存，因而大家都愿意联合起来。[2]人们联合在一起，以一个集体的形式而存在，这就形成了社会。社会的契约是人们对成员的社会地位的协议。

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Discours sur l'origine et les fondements de l'inégalité"）中，卢梭尝试把政府的出现解释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一种契约。人们愿意放弃个人自由并被他人所统治的唯一原因，是他们看到个人的权利、快乐和财产在一个有正规政府的社会比在一个无政府的、人人只顾自己社会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不过，卢梭又指出原始的契约有着明显的缺陷。社会中最富有和最有权力的人“欺骗”了大众，使不平等成为人类社会一个永恒的特点。他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契约应该被重新思考。政府不应该是保护少数人的财富和权利，而是应该着眼于每一个人的权利和平等。不管任何形式的政府，如果它没有对每一个人的权利、自由和平等负责，那它就破坏了作为政治职权根本的社会契约。

这种思想是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的根本。事实上，说法国和美国革命是卢梭在社会契约上的抽象理论的直接结果毫不过分。罗伯斯庇尔就是卢梭的忠实信徒，被称为“行走中的卢梭”。

卢梭是最早攻击私人财产制度的现代作家之一，因此他也被认为是现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见马克思）的始祖之一。同时，他质疑多数人的意愿是否一定正确。他指出，政府应该排除多数人（见民主）意愿的影响，捍卫自由、平等和公正。

卢梭的政治哲学中最主要的原则是政治不应与道德分离。当一个国家不能以德服人，它就不能正常地发挥本身的功能，也不能建立对个人的权威。第二个重要的原则是自由，捍卫自由是国家建立的目的之一。这也是法国大革命由政治革命而社会革命，再由社会革命而道德革命，规模和程度远超英美的一个渊源。

“教育的自然福音”

在《爱弥儿》中体现的卢梭对教育的观念---自然主义，深深地影响了现代教育理论。他降低书面知识的重要性，建议孩子的情感教育先于理性教育。他尤为强调通过个人经验来学习。

“让我们回归自然”

在早期的作品中，他把自然描述为原始人所处的原始的状态。后来，在伏尔泰（Voltaire）的批评下，他把自然描述为人建立自己个性和个人世界过程的自发性。所以，自然意味着内心的状态、完整的人格和精神的自由。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社会在文明的幌子下进行的关押和奴役。因此，回归自然就是使人恢复这种自然过程的力量，脱离外界社会的各种压迫，以及文明的偏见。

1782年出版的自传《忏悔录》（Confession）是最早最有影响的自我暴露作品之一，书中毫不掩饰个人丑行，对后世影响深远。中国的作家郁达夫就深受卢梭自我暴露风格的影响。

主要著作

《论科学与艺术》(1749)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5)

《新爱洛伊斯》(1761)

《社会契约论》（《民约论》）(1762)

《爱弥儿》(1762)

《山中书简》(1763)

《忏悔录》(1788)

私生活

卢梭一生和數位女性有染，主要的有两位。其一是华伦夫人，她在卢梭早年的生活中扮演了保护人、朋友、情妇、精神上的母亲等多重角色。离开华伦夫人后，卢梭后来开始与戴莱斯同居。对于戴莱斯，卢梭同样抱有多种复杂的感情。戴莱斯陪伴卢梭走完了后半程人生，卢梭只是在晚年和其举行了一个极为简单的形式上的婚礼。戴莱斯为卢梭共生育了五个孩子，全部被卢梭送进了巴黎的育婴堂。而卢梭只是在后来草草地寻找了一下他留了标签的第一个孩子。一本匿名发表的专门攻击卢梭的名为《公民们的感情》的书记录了卢梭抛弃其亲生孩子的事实，而这本书的作者正是卢梭的敌人——伏尔泰。

在历史上多得难以数计的自传作品中，真正有文学价值的显然并不多，而成为文学名著的则更少。至于以其思想、艺术和风格上的重要意义而奠定了撰写者的文学地位——不是一个普通的文学席位，而是长久地受人景仰的崇高地位的，也许只有《忏悔录》了。卢梭这个不论在社会政治思想上，在文学内容、风格和情调上都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的人物，主要就是通过这部自传推动和启发了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学，使它——用当时很有权威的一位批评家的话来说——“获得最大的进步”、“自巴斯喀以来最大的革命”，这位批评家谦虚地承认：“我们十九世纪的人就是从这次革命里出来的”。

写自传总是在晚年，一般都是在功成名就、忧患已成过去的时候，然而对于卢梭来说，他这写自传的晚年是怎样的一个晚年啊！

一七六二年，他五十岁，刊印他的著作的书商，阿姆斯特丹的马尔克－米谢尔·雷伊，建议他写一部自传。毫无疑问，象他这样一个平民出身、走过了漫长的坎坷的道路、通过自学和个人奋斗居然成为知识界的巨子、名声传遍整个法国的人物，的确最宜于写自传作品了，何况在他的生活经历中还充满了五光十色和戏剧性。但卢梭并没有接受这个建议，显然是因为自传将会牵涉到一些当时的人和事，而卢梭是不愿意这样做的。情况到《爱弥儿》出版后有了变化，大理院下令焚烧这部触怒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作品，并要逮捕作者，从此，他被当作“疯子”、“野蛮人”而遭到紧追不舍的迫害，开始了逃亡的生活。他逃到瑞士，瑞士当局也下令烧他的书，他逃到普鲁士的属地莫蒂亚，教会发表文告宣布他是上帝的敌人，他没法继续呆下去，又流亡到圣彼得岛。对他来说，官方的判决和教会的谴责已经是够严酷的了，更沉重的一击又接障而来：一七六五年出现了一本题名为《公民们的感情》的小册子，对卢梭的个人生活和人品进行了攻击，令人痛心的是，这一攻击并不是来自敌人的营垒，而显然是友军之所为。卢梭眼见自己有被抹得漆黑、成为一个千古罪人的危险，迫切感到有为自己辩护的必要，于是在这一年，当他流亡在莫蒂亚的时候，他怀着悲愤的心情开始写他的自传。

整个自传是在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中断断续续完成的。在莫蒂埃和皮埃尔岛时，他仅仅写了第一章，逃到英国的武通后，他完成了第一章到第五章前半部分，第五章到第六章则是他回到法国后，一七六七年住在特利堡时完成的，这就是《忏悔录》的第一部。经过两年的中断，他于一七六九年又开始写自传的第七章至第十二章，即《忏悔录》的第二部，其中大部分是他逃避在外省的期间写出来的，只有末尾一章完成于他回到了巴黎之后，最后“竣工”的日期是一七七年十一月。此后，他在孤独和不幸中活了将近八年，继续写了自传的续篇《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想》。

《忏悔录》就是卢梭悲惨的晚年的产物，如果要举出他那些不幸岁月中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内容，那就是这一部掺合着辛酸的书了。这样一部在残酷迫害下写成的自传，一部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为自己的存在辩护的自传，怎么会不充满一种逼人的悲愤？它那著名的开篇，一下子就显出了这种悲愤所具有的震撼人心的力量。卢梭面对着种种谴责和污蔑、中伤和曲解，自信他比那些迫害和攻击他的大人先生、正人君子们来得高尚纯洁、诚实自然，一开始就向自己的时代社会提出了勇敢的挑战：“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请你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比这个人好，’”

这定下了全书的论辩和对抗的基调。在这对抗的基调后面，显然有着一种激烈的冲突，即卢梭与社会的冲突，这种冲突决不是产生于偶然的事件和纠葛，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阶级根由的。

卢梭在《忏悔录》的另一个稿本中，曾经批评了过去写自传的人“总是要把自己乔装打扮一番，名为自述，实为自赞，把自己写成他所希望的那样，而不是他实际上的那样”。十六世纪的大散文家蒙田在《随感集》中不就是这样吗？虽然也讲了自己的缺点，却把它们写得相当可爱。卢俊对蒙田颇不以为然，他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一个哲理性的警句：“没有可憎的缺点的人是没有的。”这既是他对人的一种看法，也是他对自己的一种认识。认识这一点并不太困难，但要公开承认自己也是“有可憎的缺点”，特别是敢于把这种“可憎的缺点”披露出来，却需要绝大的勇气。人贵有自知之明、严于解剖自己，至今不仍是一种令人敬佩的美德吗？显然，在卢梭之前，文学史上还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个有勇气的作家，于是，卢梭以藐视前人的自豪，在《忏悔录》的第一段就这样宣布：“我现在要做一项既无先例、将来也不会有人仿效的艰巨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

卢梭实践了他自己的这一诺言，他在《忏悔录》中的确以真诚坦率的态度讲述了他自己的全部生活和思想感情、性格人品的各个方面，“既没有隐瞒丝毫坏事，也没有增添任何好事……当时我是卑鄙龌龊的，就写我的卑鄙龌龊；当时我是善良忠厚、道德高尚的，就写我的善良忠厚和道德高尚”。他大胆地把自己不能见人的隐私公之于众，他承认自己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产生过一些卑劣的念头，甚至有过下流的行径。他说过谎，行过骗，调戏过妇女，偷过东西，甚至有偷窃的习惯。他以沉重的心情忏悔自己在一次偷窃后把罪过转嫁到女仆玛丽永的头上，造成了她的不幸，忏悔自己在关键时刻卑劣地抛弃了最需要他的朋友勒·麦特尔，忏悔自己为了混一口饭吃而背叛了自己的新教信仰，改奉了天主教。应该承认，《忏悔录》的坦率和真诚达到了令人想象不到的程度，这使它成了文学史上的一部奇书。在这里，作者的自我形象并不只是发射出理想的光辉，也不只是裹在意识形态的诗意里，而是呈现出了惊人的真实。在他身上，既有崇高优美，也有卑劣丑恶，既有坚强和力量，也有软弱和怯懦，既有朴实真诚，也有弄虚作假，既有精神和道德的美，也有某种市并无赖的习气。总之。这不是为了要享受历史的光荣而绘制出来的涂满了油彩的画像，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复杂的个人。这个自我形象的复杂性就是《忏悔录》的复杂性，同时也是《忏悔录》另具一种价值的原因。这种价值不仅在于它写出了惊人的人性的真实，是历史上第一部这样真实的自传，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用卢梭自己的话来说，“可以作为关于人的研究——这门学问无疑尚有待于创建——的第一份参考材料；”而且它的价值还在于，作者之所以这样做，是有着深刻的思想动机和哲理作为指导的。—— 译本序（柳鸣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