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秀华，男，1952年生。青州人。现供职于潍坊市益都中心医院。

撰写电视专题片解说词多篇，其中8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诗歌100多首，散文和纪实文学作品30多万字，多次获奖。

出版诗集《那一方净土》，纪实文学集《圣洁与罪恶》，散文集《梦里又回黄花坡》，杂文集《我在故我思》。

系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青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新世纪到来之前，我在泉城一家幽静的军队干休所辟了一间工作室，重新订上了诸如《文汇读书周报》、《诗刊》一类书刊。心底里的盘算是公务之余先读一点，然后再试着写一点，到50岁的时候，就金钵洗手，重新拾起撂下的家什，拾起已荒废多年而又实在不应丢弃的纯粹的文字的营生。可回头看看，至今已是五十有余，这一小小目标却还遥在天边。这才叹服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无奈，叹服世俗力量的坚不可摧。

相形之下，自然也就更叹服王秀华。

这些年来，秀华并不是一个闲人。从一家单位办公室的一般工作人员到办公室主管，再到单位的班子成员，本职工作和人情世事想必缠绕得他一天到晚、一年到头都不得清闲。可再见他时，他奉上的是还散发着墨香的华文出版社出版的杂文集《我在故我思》，和这一本即将出版的散文集的清样。“秀才人情一本书”，有自己的一本书送给朋友或者捧读朋友送上的一本书，毕竟是人生的一大乐事——并不是因为这一本书将在文学史上具有什么地位，具有了什么高深的人生哲理——而是因为彼此熟，彼此莫逆，路一起走过，苦一起受过，如果好不容易有了一点快乐，自己关起门享受，那肯定会受到朋友的指责。

高兴之余又难免有些微微的嫉妒：这几十万字工程，如何了得！在这浮躁的喧嚣的年代，秀华是怎样保持了一个好心境，又是从哪里“偷”得那么多的时间！

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期南方诗友柯平来信：怎么你们北方诗友一个个都不见了？咋不见了，忙呗。忙什么，不得而知。

实在说，读书与写作并不是一件高人一等的值得炫耀的才子佳人的事。从一开始至今，我认为读或写都是自己的一种兴趣、爱好，就象父辈侍弄庄稼一样质朴艰苦的“农活”——你若不能体会父辈站在六月连阴雨中的田头，听咔吧咔吧玉米拔节声的沉醉，你就不能体味作者“新诗作罢独自吟”的欣慰。而这种欣慰，由衷的欣慰，我是多年没有了。所不同的是秀华有。

秀华是一个幸福的人。

正如秀华在《梦里又回黄花坡》的感喟，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种纯粹的感觉，是一种自己确定的参照系统之下对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满足感。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有没有这种感觉，关键是一个参照系统。于是在这一参照系统下，在秀华笔下，我们看到了爬山人对山的痴迷，甚至在年夜，看完中央台的春节晚会先爬一趟山再回家下水饺吃年夜饭的细节。“默默地立在那片茂密的松林里，似乎在用全身心与自然交流，似乎在用灵魂与大山对话。于鹤发童颜中透出那份安祥，那份坦然，透出一种摄人心魄的力量，使我油然生一种神圣感与敬畏感。”这里是写山友，也是写自我。古人云，仁者乐山，乐山的仁者在山的怀抱中于滚滚红尘中找到一份安宁，在默默无语地与大自然的交融中，体验到天人合一的浑朴与纯净，——这么一种感受，不也是作者铺开稿纸——不，打开电脑，忘情于胸中篇章时的一种体验吗？

“一天之中,最兴奋的时刻就是在山上了！”是吗？

我们知道，散文为无体之文，散文不是刻意为之的产物。散文是散漫的、自然的、质朴的，散文未必与宏大叙事有关，但必须与心灵有关，与灵魂有关，精神不死，诗歌不灭，一切散文应该是心灵的呢喃，灵魂的私语。基于此，我认为无论诗与散文，它对人的心灵的濡染和净化，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而在秀华的集子中，我喜欢他把庸常生活写得饶有趣味的《岳母与八哥儿的故事》，（特别是文中岳母把蝇拍称作“教鞭”的细节，让人忍俊不禁）；更喜欢《大叔》、《表妹》一类篇什——因为它触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根。由此我想到了年轻时诗友之间凭才气写作还是凭本能写作的议论，想到时下泛滥报刊的如过眼烟云般制作。说到底，在生活面前，或者说在写作生涯中，所谓才气有时是很脆弱的，只有把思想的触角，感情的触角伸到生活的根部，才会产生出有一定份量的作品。而笔者所遗憾的是集子中的《表妹》还欠打磨，如果紧紧围绕药罐来写表妹，估计情况会更好一些。想一想，表妹送给姑姑（也是作者母亲）的这一罐药汁，是用二里之外的一担山泉水、用一垛柴草，用整一天时间在自家大锅中从早到晚熬成的，也难怪病中的母亲视若珍宝——它很稠，很粘，很苦。稠得流不动，粘得化不开，苦得很甜。它是多么富有含量的象征，感情与灵魂的象征，艺术的象征。作为诗人，秀华在散文写作中取材、行文都富有诗意，只是在这一篇中，未提炼出来。苏轼说“真人之心，如珠在渊”，作家与诗人的劳作，实际都是沙里淘金的活落，很苦，试想，从深渊中摘取那一颗珍珠，得须下多大的功夫！

风花雪月，小花小草，在当代散文中似乎成为主流。秀华反其道而行之，写了大量有关时事的评论和人物类作品，据说他的一些评论文章还深得一些知名网站和一些刊物专栏青睐。在这一类作品中，我独喜爱《王效禹在青州》。王效禹在青州，是当年秀华告诉我的一个信息，我想写一写他，以后没写，为什么？在秀华笔下，文革当中曾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他，当时的境遇是：“他无论到哪里都是秘密的，连自己也不知道到哪儿去，有时还得改姓，有时姓张，有时姓李，有时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叫什么了。”作为一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和牺牲品，这位“老革命”（是不是可以这样称呼？）处在这么一个境况下，媒体不准写，也不准报。但秀华写了，并且写出了一个人的浩然正气。而读者掩卷后挥之不去的却是这位老头儿在被老乡，老战友抢回老家（这回他不用改名改姓了）时提的两个条件：一是带上一位生病的朋友，“二是快过年了，要一床被子。”

面包会有的，被子也会有的。因为有政府也有老乡。在老头儿倒运后一直到他离世，出自秀华的这一篇小文，恐怕是连我们也感到极温暖的一床“被子”了。

与秀华交友多年，论文谈诗的时候并不多，更多的时候 是给他添一些麻烦。因他在一家医疗单位供职，求医问药多少有些方便。事无论大小，他总是不厌其烦，竭尽全力。二十多年，他热情如初，行走风风火火如初。由此，笔者悟出这么一个道理，事业无论大小、职位无论高低，但凡是干成一点事情的人，共同的特点有二：一是始终如一的热情，二是始终如一的学习态度。如果说热情是本性使然，学习则是一种修炼了。秀华几十年笔耕不辍，在这里，读书与写作已经成为他的一种生活形态，成为他的一种生活形式，成为一种毫无功利目的兴趣与癖好。不问收获，也无须问收获，秀华总对得起驻队《大叔》对他的一片苦心，也对得起老师送他的那一支笔了。

穿过崎岖坎坷的乡间小道，未谙世事的秀华第一次与都市或者说现代文明的亲密接触，是由驻队大叔用脚踏车驮着来的；而在他求学的童年，在他最困窘的时候，小学老师送他一支两毛钱的毛笔。这一切，秀华都没有忘记，也没有辜负。是的，我们都不应该辜负，我们都应懂得感恩。

秀华散文出版开印在即，我写下此文权作祝贺，就此打住。

张中海

2006年7月29日午夜于酷暑泉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