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玉萍,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硕士、博士,现为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教授。2013年以富布赖特访问学人身份赴美国哈佛大学交流,2016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出任资深访问研究员。2017年获香港中文大学颁发的杰出研究学者奖及校长模范教学奖。
彭铟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本科、硕士,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现为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2008年、2009年先后赴牛津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学术访问。2017年起,任国际知名学术期刊Gender & Society编委。
通过对中国深圳、东莞和广州266名农民工的深度访谈,本书描述了中国的城乡迁移对家庭和性别关系的改变。而这一探讨,是通过聚焦于男性和男性气质的改变来完成的。
作者在书中展示了这场始于三十多年前的大规模城乡迁移是如何重塑男性农民工作为爱人、丈夫、父亲和儿子的角色的。在这场为了生计的“搏斗”中,男性农民工做出了“男性气质的妥协”:他们通过在夫妻权力和家务分工中做出让步、重新定义孝顺和父职等方式,努力维护着家庭中的性别界线和他们在家庭中的象征性的支配地位。
这些男性农民工及其家庭的故事,也揭示了中国经济改革、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的另一个侧面。
本书荣获国际社会学协会移民研究2018年度最佳图书奖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RC31 Sociology of Migration 2018 Best Book Award)
一、引言:城乡长期流动与农民工家庭变迁问题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打工劳动力的主体,其城乡流动模式已发生转变,改革早期(改革开放开始至21世纪初)的单身工人婚前短暂流动和婚后以男工为主的循环流动已转变为农民工家庭或夫妻的长期流动,农村“空心化”...
评分一、引言:城乡长期流动与农民工家庭变迁问题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打工劳动力的主体,其城乡流动模式已发生转变,改革早期(改革开放开始至21世纪初)的单身工人婚前短暂流动和婚后以男工为主的循环流动已转变为农民工家庭或夫妻的长期流动,农村“空心化”...
评分来自河南农村的老沈,是深圳一家台湾电子工厂的一名生产线操作工。和中国千千万万打工者一样,他和妻子在城里打工,然后把大部分收入寄回河南,供养留在老家的两个女儿。经济上的支持并不能弥补情感的疏离,老沈对两个女儿深感歉疚。大女儿三岁的生日,祖父母买了生日蛋糕庆祝...
评分看的总算明白了,当时在北京三里屯里某书店的社科类书柜挑挑拣拣,看见这个,拿起来翻了会介绍,觉得有意思就买了。 没想到这个书成为了我理解我爸妈非常有用的书,本书借助儒家思想对中国人的家庭观念的贯通去分析男性如何在城乡迁移中应对自己的恋爱、婚姻、养育孩子、父母养...
评分一、引言:城乡长期流动与农民工家庭变迁问题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打工劳动力的主体,其城乡流动模式已发生转变,改革早期(改革开放开始至21世纪初)的单身工人婚前短暂流动和婚后以男工为主的循环流动已转变为农民工家庭或夫妻的长期流动,农村“空心化”...
全书可以概括为:“中国的城乡迁移促成了男性气质的妥协,一方面男性农民工坚信自己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但迫于经济压力和生活负担,又不得不在男主外女主内这一问题上作出让步,把女性伴侣拉入经济生产。这种变迁仅仅是实践层面的,是实践先于观念,结构变迁先于文化变迁。这种妥协是实用主义的,为了达成真正意义的性别平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非常吸引人的选题和视角,贡献了一些新颖的角度,缺陷在于,部分内容重复度有点高了。好看,但不够有趣。
评分比较陈旧
评分全书可以概括为:“中国的城乡迁移促成了男性气质的妥协,一方面男性农民工坚信自己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但迫于经济压力和生活负担,又不得不在男主外女主内这一问题上作出让步,把女性伴侣拉入经济生产。这种变迁仅仅是实践层面的,是实践先于观念,结构变迁先于文化变迁。这种妥协是实用主义的,为了达成真正意义的性别平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非常吸引人的选题和视角,贡献了一些新颖的角度,缺陷在于,部分内容重复度有点高了。好看,但不够有趣。
评分很有意思的研究角度,略显生硬的理论研究,与潘绥铭的理论正好算是反向研究,潘绥铭认为二十世纪正是因为中国女性不断的解放自我,发出声音,使得社会越来越进步。这本书主要探讨农民工进城过程中发生了诸多社会身份以及个体经济社会地位的迁移,使得男性为了实现个体利益最大化做出了诸多妥协,正是因为男性被迫妥协,才使得家庭关系在新时代中仍能得以稳固。
评分一直比较关注性别话题,在万圣书园看到封面后就不舍得放下来。买回去打开第一页,就几乎不舍得再合上。读的过程中,反复体会到了一种感受:经济环境的改变,带来了性别分工模式的变化,不过并不意味着性别的平权或是性别体制的消解。类似于建国后,出于经济考量,虽然进行了性别分工模式重塑,但在改革开放使得经济环境变化后,性别分工(在特定的阶层内)再次回归到了原有(或者说内涵在性别体制中)的模式。这个过程中,性别体制没有被反思,仍然一直在被调用。经济环境的改变无法代替(或者很大程度上推动)对于性别体制的理论探究与思考。不过,从性别分工模式的反复变动中,可以一窥性别体制的摇晃与建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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