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寿朋（1868—？），字锡百，号曼盒（ān），江苏省上海县人。1902年中举人，1903年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1012年任江苏南菁公立学校校长，辛亥革命后步入外交界，曾任国务院秘书，驻巴西公使馆三等秘书和外交部政务司佥事等职。1922年代理外交部条约司司长。光绪年间撰写《光绪朝东华录》。

书名。又名《东华续录》。朱寿朋编纂。此前，蒋良冀、王先谦、潘颐福等先后辑录成《东华录》、《十一朝东华录》等书，起自清初迄于同治朝。朱氏仿照蒋、王等所编《东华录》体例，收录光绪一朝的朝章国典、军政大礼及列传有关材料辑成。主要依据邸钞、京报，部分采录当时的报纸记载。所述内容起自1875年（同治十三年十二月）迄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共220卷，460万言。按时间顺序编排，逐年逐月乃至逐日记载。较后出的《光绪朝实录》约增四分之一。1909年（宣统元年）由上海集成图书公司铅印出版，共64册。1958年中华书局根据集成图书公司本整理重印，不列卷数，分装5厚册出版发行。与《实录》详略互见。较系统反映了光绪朝的内政、外交、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大事。是一部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编年体资料长编。 　　《光绪朝东华录》的作者朱寿朋（1868—？），字锡百，号曼盒（ān），江苏省上海县人。1902年中举人，1903年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辛亥革命后步入外交界，曾任国务院秘书，驻巴西公使馆三等秘书和外交部政务司佥事等职。1922年代理外交部条约司司长。 　　朱寿朋受过系统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为他编纂《光绪朝东华录》打下了基础；而他的政治思想则带有开明色彩，从后半生看，他并没有成为埋头书案的学者，而是一名积极参予政治的外交官。《光绪朝东华录》出版于宣统元年也是他关心时政的证明。可以说，《光绪朝东华录》当时是作为一部时事资料汇编出版的。 　　“东华录”一词始见于清乾隆时期。国史馆纂修蒋良骐摘抄《实录》、红本等官修史书，逐年编载，得若干卷。因国史馆位于东华门内稍北，故取名《东华录》。但蒋氏《东华录》只及雍正以前五朝，以后王先谦、潘颐福相继续作，其中王氏续到同治朝。朱寿朋将自己的书取名《东华续录》，表明要续王作，因而在编纂体例上亦承袭蒋、王等而来，年经月纬，按日胪载，每日有史料若干条，按干支纪日法排列。共搜集了光绪一朝三十四年的史料一万六千六百余条。 　　《光绪朝东华录》虽然承继前几朝《东华录》而来，但在史料来源上却不同。前几朝《东华录》皆出于《实录》之后，主要是摘抄《实录》，小部分旁及他书而成的。《光绪朝东华录》出版时，《德宗实录》尚未编纂成书，故无《实录》可依托，全由编者本人花大气力，广泛搜集材料汇集成书。 　　当时社会上广泛流行着许多材料，都是朱寿朋可以利用的。一类是具有中央政府官报性质的邸抄和民间报坊出版的《京报》、《谕折汇存》等。此类刊物是专门刊载内阁发抄的官文书的。邸抄和《京报》均每日出版，《谕折汇存》等类似现在的月刊，定期出版。内容上均包括三部分：宫门抄、明发谕旨和奏折。由于内阁每日明发的官文书很多，奉抄官员和报坊均有很大的选择余地，加之多家报坊的存在，邸抄，《京报》和《谕折汇存》等均有多种版本，可以互相补充。《光绪朝东华录》中的宫门抄和明发谕折主要来自此类刊物，而且是参考了多种版本的。 　　除明发谕折外，《光绪朝东华录》还包括许多廷寄上谕和密报密折，这类文件是不可能见之邸抄、刊之《京报》的，主要的来源是当时社会上大量存在的各级官员特别是督抚的专集。这类专集一般都尽力搜罗著者一生的奏报和有关的谕旨。清末督抚权重，经办之事多国家军政大事，亦多涉及国家机密，虽当时需严加保密，但至数年后专集出版时，时过境迁，已无保密的必要，故能公开出版。朱寿朋从中采集廷寄上谕和密折，编入《光绪朝东华录》中。经校对已知朱寿朋使用过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荃、鹿传霖、岑毓英等人的专集。 　　除专集外，朱寿朋有时也利用时人的撰著，如康有为的几件奏折就来自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 　　《光绪朝东华录》中的消息报导则来自报刊，这反映了时代的特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报刊的发行已很普遍。常能及时报导形势的变化，并披露一些内部消息，书中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等时期关于战争进程和军队调动的一些消息就来自报刊。 　　《光绪朝东华录》卷帙浩繁，洋洋三百余万言，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提供了多方面的丰富材料，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不仅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而且在经济、财政、吏治、法制、教育、民俗等方面也有丰富的资料可寻。此外，在水利、气象、天文、地震灾异等方面也为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不少宝贵的历史资料。 　　《光绪朝东华录》不同于前几朝《东华录》的最主要之处是保存了大量奏折，这也是其最有价值的地方。大量未出专集的官员的奏折借《光绪朝东华录》得以保存，有的虽有专集，但搜罗不全，亦可在《光绪朝东华录》中寻到。有些因各种原因不存于档案馆的奏折，也由《光绪朝东华录》保存下来。谕旨方面，一般讲，《实录》所收数量较多，因《实录》系依档案编纂而成。但清代篡改、销毁档案的恶习一直沿袭到末年，所以有些重要谕旨不见于《实录》，如马关谈判和辛丑谈判时期的一些上谕；靠了朱寿朋的广泛采掇、及时辑集，得以保存在《光绪朝东华录》中，使我们今天还能看到。 　　同任何史书一样，《光绪朝东华录》又有其不足之处：其一，作为一部编年体史料长编，在日期上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的是日期的提前或推后，最长的可达一个多月之久，误差率最高的月份达到了65.7。其二，在史料编排上存在一些错误，还有为编排需要任意改动原文的现象。其三，在行文上，由于疏于检核，有不少脱文、衍文、讹误。其四，《光绪朝东华录》有不少材料采自专集，而专集中所收谕旨，特别是廷寄上谕，一般都只有节录。因为上奏时或传知下级，通常只需引述有关部分。但如果我们拿来作研究，就需核对原文，以免片面性。以上问题，都是在使用《光绪朝东华录》时需要特别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