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華苓

1925年出生於武漢，南京中央大學畢業。1949年抵臺灣定居並從事創作，擔任《自由中國》編輯。《自由中國》停刊後，曾於臺大、東海大學任教，後應美國詩人保羅‧安格爾之邀赴美訪問，1967年與安格爾創辦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四十餘年來，已有七十多個國家與千位作家因此計畫能與世界各地作家交流。在美曾獲頒三個榮譽博士學位、美國五十州州長所頒發的文學藝術貢獻獎，並曾擔任美國紐斯塔國際文學獎評審員、美國飛馬國際文學獎顧問。

著有《失去的金鈴子》、《桑青與桃紅》、《千山外，水長流》、《三生三世》等23部作品。部分作品已被譯成英、義、葡、波蘭、匈牙利、南斯拉夫、韓國等版本。

《桑青與桃紅》英文版獲頒1990年美國書卷獎（American Book Award）。

2009年獲頒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同年馬英九總統親授二等景星勛章。

內容簡介：

我今年86歲，也就是流浪了86年。

活過了20世紀的我，這本書等於是我所活過的20世紀

這本書，要用一輩子的時間才能寫成！

最戲劇性的人生！最刻骨銘心的感情！

華文世界著名女作家聶華苓

86年歲月人生

近300張珍貴照片

見證了一段大時代的記憶

我是一棵樹。根在大陸。幹在台灣。枝葉在愛荷華。

聶華苓把心，放在了三個地方，

中國大陸的靈魂，台灣的風華，美國的情緣。

歷經歲月崢嶸與離合悲歡，

關於那逝去的，聶華苓有深情的回憶；

對著愛荷華河上的落日，有著說不盡的惆悵……

她的經歷，是一個世紀的縮影，用自己的生命經驗娓娓道來，尤其豐富深刻。

從1925至2011年的86年間，這一個大時代的重重疊影和繁複圖像，從中國大陸的故園、到青年時期暫寓的台灣，以至中年迄今定居的美國，聶華苓超越了地域與文化的疆界，凌駕了政治與歷史的分野，以一貫細膩優美的筆觸，記述自己曲折動人的一生，寫下三個人生階段、三個年代和三個活動空間中的記憶，這些記憶如此明晰，彷如昨日，讓讀者看到一位重要作家曲折動人的一生──曾相依為命的摯愛母親、為了理想而共同奮鬥的至交好友、與世界各地作家相知相交的動人故事，以及相知相愛27年、卻不幸猝逝的丈夫……字裡行間所流露出來的真情，令人動容。

聶華苓的個人記憶和大時代的集體記憶，讀來令人動容，交織出當代海外傑出華人作家的清晰身影，蒼勁與美麗。

聶華苓與夫婿保羅‧安格爾（Paul Engle）最為世界文壇所津津樂道的，就是在美國愛荷華大學主持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四十多年，曾經邀請了來自世界各地的一千多位作家，包括楊逵、瘂弦、商禽、白先勇、王禎和、王文興、七等生、林懷民、蔣勳、鄭愁予、陳映真、柏楊、尉天驄、吳晟、季季、楊青矗、向陽、宋澤萊、李昂、蕭颯、黃凡、張大春、駱以軍等人到愛荷華，參與這個跨國跨界的文學寫作計畫。

聶華苓一生的故事，是一次20世紀的文學壯遊。

聶華苓與保羅‧安格爾家中的客廳，有如一幅壯偉的世界文學地圖，在這裡交會，發出璀璨的光亮。

國際名家讚嘆：

李歐梵：「這本著作已脫離了各種文體，創造了新的文體，讓所有的人感動。」

余華：讀這種特別好、特別棒的人物傳記，會讓小說家們懷疑自己虛構小說意義何在。

董啟章：200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把「文學之城」（City of Literature）的榮譽頒發給愛荷華，表揚她對世界文學的貢獻。我們很高興，一位中國人有份做出這貢獻，她就是國際寫作計畫的共同創辦人聶華苓老師。這當中有一個百講不厭的故事：話說當年「墮入愛河」的保羅‧安格爾和聶華苓在愛荷華河上泛舟，聶華苓忽發奇想，說：為什麼不創辦一個國際寫作計畫，邀請世界各地的作家一起交流和創作？當時安格爾還說這是個「crazy idea」！想不到的是，當年的一個「瘋狂主意」，由兩個「文學瘋子」搞起來，終於成就了大事。

序

三生浪跡／聶華苓

我今年八十六歲。

我流浪了八十六年。

父親屬於桂系，在武漢逃避特務的暗殺，躲在漢口日本租界，母親終於找到他，一家子就住在日租界了。兒時的記憶，是黃昏街頭高麗妓女的媚笑，醉醺醺的日本水兵的狂叫。家門深鎖，祖父捧著白銅水煙袋，抱怨一輩子也沒當過官。父親躲在書房裡寫字，奇形怪狀，說那是篆字。我就那樣子在自己土地上流浪到十三歲。

父親於1936年在貴州第五行政區專員任內，在平越被紅軍殺害。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1938年，母親帶著小兒女，從漢口逃到湖北三鬥坪。在當年那閉塞的小鎮，我們是「漢口來的」。小鎮揹竹背簍的女人，在石板路邊叭叭抽旱煙杆的老人，對「漢口來的」，都好奇地多看兩眼。我們可真是三鬥坪的「外國人」。

1939年，我十四歲，母親逼著我跟著一位親戚，在三鬥坪河壩搭上小火輪，去恩施的湖北省立聯合女子中學讀初二。我哭著上船。母親在淚水中逐漸消失了。我也就從此流浪下去了。

抗戰中的年輕人，政府救濟學費和生活費，就是「貸金」。我們被稱作「流亡學生」。初中畢業，我和另外兩個女孩，嚴群強和田福堯，不管路費夠不夠，就上路去重慶，飽一頓餓一頓，終於到了重慶。我被教育部照顧流亡學生的機構分發到長壽的國立十二中。在那時的四川，我們是「下江人」，簡直就是外國人。

高中畢業，我考上重慶的國立中央大學。仍然是流亡學生，靠政府的貸金救濟。那「貸金」是抗戰時期極重要的德政，培養了那一代的年輕人。

1945年，抗戰勝利了，國立中央大學遣回南京，不再流浪了吧。（我要著重「中央」這兩個字．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原來有「中央」那兩個字的，就是國民黨了。中央大學就是國民黨的大學了。當年的同學，後來在新中國，是受歧視的，有些被打成右派。）但是，內戰開始了。1949年，解放軍節節勝利，馬上要席捲大陸了。我堅持帶著母親和弟弟妹妹離開大陸，到了臺灣。那年，我二十四歲。到了臺灣，我當然是外省人。

1964年，我從臺灣到愛荷華大學，是作家工作坊的駐校作家。1967年我和安格爾（PAUL ENGLE）在愛荷華大學創立「國際寫作計畫」，1971年，我們結婚。兩人有談不完的話，一天工作之後，各自一杯在手，在長窗前坐下，無所不談。有一天，談到中國的事，兩人辯論。我強詞奪理地說：「你這個外國人，不懂中國的事。」他大笑：「你在我土生土長的愛荷華，叫我外國人！」我笑著說：「我才是外國人。」

我活過的20世紀，生活不斷變化，身分不斷變更。都離不了一個「外」字。

四十幾年以來，1千200多位作家從世界不同地區到過愛荷華，兩岸三地的華人作家，就有一百多位。我得過全美州長聯會的文學藝術獎，近年被選入愛荷華州婦女名人堂。我應該感到自己是美國人了吧。也不是。美國人仍然叫我「中國作家」。中文是他們覺得「有趣的」符號。他們不知道我到底寫了些什麼。在我居住了47年的愛荷華，前不久，有個郵差送掛號信到家，問我：「你從越南來的嗎？」我甚至連中國人也不是了。

我1964年從臺灣到愛荷華，已經出版了7本書。繼續中文寫作呢？還是用英文寫作？猶豫不決，非常困擾。幾年寫不出一個字。終於在1970年，我在書桌前坐下，拿起筆，在方格子紙上，寫出五個字：桑青與桃紅。我就那樣子寂寞地，孤獨地，寫下去了。我的母語就是我的根，是我可以抓得住的根。這些年，小說，散文，翻譯，出版了24本書。除了幾本翻譯作品，其他的書，都是用母語寫出的。

我在臺灣開始寫作，流浪半世紀，作為一個作者，東兜西轉，又回臺灣，出版我幾十年的浪跡生涯。那對我有特別的意義。

2011年3月

愛荷華春雪初溶時節

個人創作與世界文學／聶華苓

我流亡了三輩子

我流亡了三輩子。軍伐內戰，抗日戰爭，中日戰爭，國共內戰。逃，逃，逃。最後，逃到臺灣。逃到愛荷華。

小時候，因為父親的桂系關係，逃避蔣系的暗殺，躲在漢口的日租界。我們就在那兒住下了。1936年，父親在貴州專員任內被紅軍殺害。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我十四歲，就成了流亡學生，當時我們中學生就唱流亡歌曲：

流亡三部曲之三〈離家〉

泣別了白山黑水，

走遍了黃河長江，

流浪，逃亡，逃亡，流浪，

流浪到哪裡？逃亡到何方？

我們的祖國，整個在動盪，

我們已無處流浪，已無處逃亡。

這樣逃，逃，逃，逃了敵人，逃不了國民黨，逃不了共產黨。1949年我二十四歲帶著家人從大陸逃到臺灣，立刻參加了雷震先生和胡適先生創辦的《自由中國》。逐漸地，因為《自由中國》對臺灣的社會問題、政治問題的尖銳批評，鋒利的駁析，十一年以後，在1960年被政府封閉，雷震、傅正、馬之驌、劉子英被捕，《自由中國》被封。

雷震等被捕後，我住屋附近總有人來回徘徊。警總藉口查戶口，深夜搜查我家好幾次。據說殷海光本來也在被捕的名單上，警總動手抓人的前一刻，才把他的名字取消了。當時我們並不知道。我和母親非常擔心他的安全，每天早上，一打開報紙，就看有沒有殷海光的名字。沒料他和夏道平、宋文明突然在報上發表公開聲明，宣稱他們在《自由中國》寫的文章，自負文責。殷海光寫的許多篇社論幾乎都是雷案中「鼓動暴動」、「動搖人心」的文章。1960年九月，最後一期《自由中國》社論〈大江東流擋不住〉，就是殷海光寫的。

殷海光在1960年雷案發生以後，殷宅附近日夜有人監視，不斷受到特務騷擾，後來特務竟明目張膽到他家裡去，精神折磨得他拍桌大吼：你們要抓人，槍斃人，我殷海光在這兒！

1964年我終於到了愛荷華大學作駐校作家，已在臺灣出版七本書了。當時，作為一個作家，我還是困在自己的處境中：中國人，中國人，你到底犯了什麼罪？

波蘭小說家Julian Stryjkowski

愛荷華大學1967年創辦「國際寫作計畫」（IWP），我開始接觸到世界其他地區的作家。當時的世界正是冷戰時期，東歐的國家在蘇聯控制下，中國大陸已在1966年發動了文化大革命。臺灣那個時候1949至1987年正在戒嚴時期。1968年，陳映真接到我們邀請，卻被當局逮捕了，捷克發動人權運動的哈維爾Vaclav Havel，接到我們的邀請，蘇聯坦克車衝進布拉格，哈維爾流亡地下了。他一再被捕。終於在1989年，被選為捷克總統。

從1945到1991年，歐洲被鐵幕分隔成截然兩個不同的世界。IWP 就在那樣的世界局面下，吸收了一些很優秀的東歐作家。

我和東歐的作家特別接近。他們對我訴苦，我懂。例如，波蘭小說家Julian Stryjkowski。IWP一再邀請，他終於在1969年到了愛荷華。那時候，作家在IWP八個月，他們在愛荷華度過寒冷的冬天。一天，大雪紛紛，只見Julian捧著一束鮮花，走進我辦公室，一面說： 我可以和你談談嗎？我說：當然可以。他說：可不可以關上門。我說可以。預感他有重要的話要談了。1949至1952年，他是波蘭駐羅馬的新聞社長，因為他出版了一本小說，寫義大利沒有田地的農民，被義大利政府驅逐出境。回國後，他在一份現代文學的雜誌工作。他本強烈擁護共產主義，1966年，他退出波蘭聯合工人黨，和其他一些當年有名作家，抗議共產黨政府對文學、藝術、文化的迫害。從那以後，一直到1978年，他的作品才能發表，但必須通過檢查單位批准。

那天他要和我談談，也正是他在波蘭受壓制的時候。他關上我辦公室的門，給我一束鮮花，坐下後，對我談到他當時困難的處境。他和一中年女人要好，有幾年了，她有個兒子，母子都對他很好。他們想結婚，但他考慮到自己的處境會影響他們，尤其會影響兒子的未來。他不知如何是好。那豈不就是文革時期中國人的處境？他不知道是和她結婚呢？還是不結婚？甚至不知道是回波蘭呢？還是不回去？若不回去，也就因為那個原因，那母子倆也不可能從波蘭出境到美國。

其實，他知道我也沒辦法。但他要找個人，吐吐苦水。他離開我辦公室的時候，我一再要他回去後，告訴我他們是否結婚了。好久以後，我才接到他一張明信卡。只有一句話：我回來了。

伊朗詩人臺海瑞

伊朗的詩人臺海瑞（Tahareh Saffarzadeh）1967年到愛荷華，正是伊朗巴拉維國王專政的時代，對異議分子採取高壓手段。她不敢回伊朗，在愛荷華又留了一年，最後，不得不回國了。我和Paul送她上飛機，她上了飛機，又跑下來，抱著我大哭。她在愛荷華寫了一首詩：

我的錶騙我

啄木鳥知道

我住在光禿禿的樹枝上

何必在印滿足跡的壁上

展現我不盡的語言

我必須走了

我的錶永遠騙我

交通指標也是

停止─等待─不轉彎─左轉─右轉

有個永遠思念我的人

不知道如何握我的手

如何撒謊

總是缺點兒什麼

我總是和當時有點兒什麼搭配不上

今天黎明我在灰色柏油馬路上閒逛

我不該穿緞子鞋，也許

（聶華苓／譯自英文翻譯）

匈牙利詩人戈艾姬

戈艾姬（Agnes Gegely, 1974 IWP）出生在匈牙利東南部平原上一個小村裡猶太家族，後隨新聞記者的父親移居山巒地帶。她慶幸從小就浸潤在山水之中。二次世界大戰，匈牙利參加軸心國，納粹被蘇聯襲敗。她父親在戰俘營中死於傷寒。1944年納粹占領匈牙利，迫害猶太人，戈艾姬母女被囚在布達佩斯獄中。1945年一月戰爭一結束，她母女在冰天雪地中，步行一百六十公里回小村老家。雪深及膝，紙板靴底，走了七天。到了老家，她已癱瘓，兩腿必須鋸掉，但一位年老農婦用肥肉按摩她兩腿，三個月後，她終於又能行走。戰爭結束，蘇聯進入匈牙利。

她掙扎多年，終於在1953年進入布達佩斯文理大學，後來教過中學，任文學雜誌、出版社編輯、電臺工作，1975年開始在賽格德大學教美國詩歷史，年近六十，還在布達佩斯大學研究並得博士學位，專長葉慈（W. B. Yeats）的詩和詩的翻譯。從1963年起，出版幾本詩集，四部小說，喬艾思以及湯瑪斯（Dylan Thomas）和狄金生（Emily Dickinson）的作品翻譯。所寫的詩和小說，涉及甚廣──歐洲、美國、亞洲、非洲。三部小說在瑞典和德國出版，得過匈牙利文學大獎，被選為匈牙利國家院士。1961年結婚，次年離婚。後與一位美國文學翻譯家相愛，他1984年心臟病突發而死。1988年，相依為命的母親逝世。

她說：我到今天，驅使我的不是成功，而是生命中的喪失感。瞭解如何哀痛的人，知道如何活下去。

我深有同感。1936年，我十一歲，大年初三，滿屋紅豔豔的喜氣，母親突然看到《武漢日報》頭條新聞：貴州平越專員聶怒夫殉難。他被紅軍殺害。1951年，大弟漢仲在臺空軍飛行失事。我忍著淚瞞著母親六個月，她終於自己察覺了。1962年，醫生診斷她得了肺癌，我又瞞著她，告訴她是氣管炎。五個月以後，在兒女圍繞的幻覺中，在我緊握的手中閉了眼，停止呼吸。1991年，安格爾和我去波蘭領國際文化貢獻獎，他突然在芝加哥機場倒下。現在，我仍然在這愛荷華河上，寫，寫，寫……驅使我的不是成功，而是生命中一次又一次的喪失感。

傳記家

而我沒有鞋子。

我父親是搬運工人，

他也沒有鞋子

我父親的父親是牧羊人

趕著羊從一個穀場到另一個穀場，

在睡夢中，他也沒有鞋子；

我愛的一個有肺癆的歌唱隊女孩，

啊，吟唱死亡！戰爭；

復興；當然，我犯過錯誤；

然而，在一個十月的早上

我全看到了；從此

我不斷對自己說「我沒有鞋子」

此外，我隱藏過幾個猶太人

而且大詩人尤塞夫是我的朋友

在幾個場合。

為什麼嗎，我甚至借給他我的鞋子。

（詩／戈艾姬　聶華苓／譯自英文翻譯）

我和許多地區的作家認識以後，讀到他們的作品，發現中國人的命運，也就是二十世紀的人的命運。

我和世界文學接觸所得到的這份感受，擴大了我的視野，影響了我的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