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 M. 库切（J. M. Coetzee, 1940- ），1940年生于南非开普敦，荷兰裔移民后代。成长于南非种族隔离政策逐渐成形并盛行的年代。1960年他离开南非赴伦敦，从事电脑软件设计。1965年到美国攻读文学博士，毕业后在纽约州立大学做教授。1971年回到南非，在开普敦大学英文系任教。2002年移居澳大利亚。现为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成员，并在该校执教。

库切的小说《等待野蛮人》在1980年一出版，即摘取费柏纪念奖、布莱克纪念奖，为库切赢得了国际声誉。《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1983年出版，赢得英语文学界最高荣誉——英国布克奖。作品《耻》1999年再度获布克奖，使库切成为唯一的一位两次获该奖项的作家。1994年出版的《彼得堡的大师》获得爱尔兰时报国际小说奖。《男孩》（1997）和《青春》（2002）是自传体小说，披露他生活中不为人所知的一面。其他重要作品还有《幽暗之地》（1974）、《内陆深处》（1977）、《福》（1986）、《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2003）、《慢人》（2005）等。库切的每一部作品风格完全不同，意义多元。他是英语文学中获奖最多的作家之一，除了以上提到的奖项，还获得过法国费米那奖、普利策奖、2000年英联邦作家奖等。2003年库切荣膺诺贝尔文学奖。

“J.M.库切的小说以结构精致、对话隽永、思辨深邃为特色。然而，他是一个有道德原则的怀疑论者，对当下西方文明中浅薄的道德感和残酷的理性主义给予毫不留情的批判。他以知性的诚实消解了一切自我慰藉的基础，使自己远离俗丽而无价值的戏剧化的解悟和忏悔。

“他的自传体小说《男孩》主要描写了父亲的人格屈辱以及由此引起的心理分裂。但小说同时展现了南非老派乡村生活的奇妙场景，以及布尔人和英格兰人之间，白人和黑人之间永无休止的冲突。在续篇《青春》中，作者冷酷地剖析自己，刻画了一个以古怪的方式祈望获得他人认同的年轻人。”——瑞典文学院诺贝尔文学奖受奖词

《彼得堡的大师》在另一个向度上，库切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中人和其他作品的人物也邀请到1869年的彼得堡，让他们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在“地下室”、“火”等属于陀思安耶夫斯基话语的场景里，参与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生活中去。小说中，库切多采用现在进行时，并用他（he）来叙述，形成作品中的共时性。情节在共时性的作用下，使人物的自由行动处在一种关键时刻，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库切让自己的主人公承受特殊的精神折磨，以此逼迫主人公把达到极度紧张的自我意识讲出来。正如巴赫金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都是些思想家式的人物：具有伟大而尚未解决的思想的小人物。那么，在《彼得堡的大师》中，库切创造了思想的陀思安耶夫斯基。这样，不仅是陀思安耶夫斯基的作品人物具有开放的、鲜活的他人意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拥有完全独立的声音，发出价值十足的议论，与作者形成多重的平等的对话关系。如果说陀思安耶夫斯基的小说是复调的，那么《彼得堡的大师》是复调的复调。在小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人物以及那些有着特殊意味的场景

经过库切鬼斧神工般的裁剪和微调，呈现得扑朔迷离、亦真亦幻，形成了多层次的互文，折射出丰富的寓意。

1971年，库切回到南非，后在开普敦大学任教。其间，他深入研究俄罗斯文学，做过陀思安耶夫斯基专题。库切是喜欢实验的，也许在研究中，遗世独立的陀思安耶夫斯基还引起了他的共鸣，一种慢慢相借的感情使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进了小说，当然用的是他小说家的生花妙笔，来表达他对另一位作家的敬意。在对人的命题的探险历程和对现实的人文关怀中，库切和陀思安耶夫斯基是同行与对话者。库切成长的年代是南非种族隔离政策逐渐成型继而猖獗的年代，和陀思安耶夫斯基所经历的革命的俄国生活有着异形同构的特质。所以，库切孜孜不倦地叙述种族隔离这一特殊境况下人的状态，并引发对普遍的人性的探究，他的声调是悲哀的。正如《等待野蛮人》书名所昭示的，即便野蛮人不存在，我们也要想方设法把他发明和捏造出来。在库切笔下，人的内心深处总潜藏着魔鬼，不失时机地要把它投射到某种便利的替罪羊身上。同样的命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这种魔鬼有时就寄生在无原则的恐怖主义中，表达了他对俄国革命的反省。在《彼得堡的大师》中，通过众声喧哗的对话和错综复杂的文本互涉，无论是库切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有一个政治的隐喻，一种政治的哲学。

然而，《彼得堡的大师》是澄澈的。也许这种澄澈来自库切对文字有力的节制和叙述上的冷静。但《彼得堡的大师》是动情的，也许这种动情来自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深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