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塞亚·伯林（1909-1997）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二十世界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出生于俄国里加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20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读文学和哲学，1932年获选全灵学院研究员，并在新学院任哲学讲师，其间与艾耶尔、奥斯丁等参与了日常语言哲学的运动。二战期间，先后在纽约、华盛顿和莫斯科担任外交职务。1946年重新回牛津教授哲学课程，并把研究方向转向思想史。1957年成为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并获封爵士。1966年至1975年，担任牛津大学活尔夫森学院院长。主要著作有《卡尔·马克思》（1939年）、《自由四论》（1969）、《俄国思想家》（1978）、《概念与范畴》（1978）、《个人印象》（1980）、《扭曲的人性之材》（1990）、《现实感》（1997）等。

简介：

在本书所收录的九篇文章中,以赛亚·伯林探讨了近三个世纪以来主导了欧洲历史发展的一些核心观念,尤其是追溯了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些重要思想潮流的兴起与流变。伯林所探讨的主题包括:历史中的实在论,政治判断力,社会主义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与影响,浪漫主义所激起的激进文化革命,俄国的艺术责任概念,以及民族主义的起源与实践。这些文章展现了伯林极度渊博的学识和启人深思的洞察力。

导读：

对于任何想要理解观念史的人,本书都是必不可少的。

——约翰·格雷,《纽约时报书评》

就像伯林所有的观念史文章一样,本书对众多思想家和各种观念显示出丰富而宽宏的同情,阅读它成为一种持久的快乐。

——阿兰·雷恩,《泰晤士报书评增刊》

伯林的文风传达出无与伦比的知识深度。每句话都闪耀着人性之光。

——戴维·米勒,《星期日独立报》

导　言

以赛亚·伯林的写作涉足了如此众多截然不同的思想和研究领域,有着如此不同的、有时出人意料的方向,大概有人不禁要问:是什么指导性观念最终指引或统一着他对这些彼此迥异的思想领地的涉猎?这个问题并不像看起来的那么容易回答;甚至在他的某些崇拜者眼里,这一问题似乎很不恰当,没有抓住要点。因为他们或许会说,伯林的成就的独特价值很大程度上正在于它显然缺乏任何一元化的野心或体系化的主张;他写作的范围和题材的无限多样性,以及随时准备用取决于问题本身的方式来对待相互尖锐冲突的信念以及它们的持有者等等,在开拓视野、使人摆脱有碍的偏见或教条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伯林自己就把“在碰到自己可能怀疑为真的东西的时候,倾向于压制它的”人形容为“教条主义”,而且他自己的观点毫无疑问是完全与之对立的。即便如此,而且尽管他始终显示了他的方法的开放性和客观性,似乎还是有可能在他的作品中分辨出他特别关注的东西和主题的轮廓,这使他的作品有了一种虽然相对不怎么突出或显著但同样令人难忘的内在一致性。第一眼看来好像离题或无关的思路,细察起来最后往往是一个更大的图案中的线条,一个包容更广的整体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它们可被看作一个由微妙地相互联系着的思想组成的错综复合体,而不属于某种死板的理论体系框架。不仅如此,我们所指的这一复合体本身可以说反映了一些中心问题的存在,它们的决定性影响以各种方式体现出来,贯穿着伯林的思想事业。

这些反复出现的问题之一,就是对历史的本质和意义的关注,这是这本文集的主题。伯林常说自己现在不是也从来不是历史学家。如果这是事实,那么或许他是在某种公认的但有限制的意义上使用“历史学家”这一名词的。无论如何,事实是,他对思想史研究作出了独特的、杰出的贡献,在对人类过去所进行的这方面研究所引起的那些问题上,他也拥有独到而足资使用的知识。不仅如此,在他对十八和十九世纪思想的研究中,他不可避免地碰到了各种差别极大的关于历史进程的特点以及人们对其认识的理论。这样,在写作他的第一部著作《卡尔·马克思》的时候,他被迫不仅要抓住马克思本人对控制历史变化和发展的力量的非常有影响的描述,而且要阅读一些重要前人,如爱尔维修、孔多塞、圣西门和孔德的作品。这些作者都以不同方式抱有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当中流行的信念,即在我们增进对自然界了解的过程中已经证明如此成功的那类科学方法和范畴应该延伸到对人类及其历史的研究当中去。伯林在别处已经描述过,在研究这些以及类似主张的来源的过程中,他企图从内部理解那些困惑着提出这些主张的人的难题;过去的思想(他觉得)只能通过“进入”拥有那种思想的人的头脑以及他们所属的社会或文化背景来使之复活。然而,在遵循这一程序的过程中,他发现自己的思路与他正在研究的思想家们所倡导的相去甚远,我们所说的那种想像的和移情的理解在自然科学当中并没有明显的类似物或对应物。另一方面,他是在两位思维特点非常不同的十八世纪思想家的作品里得到了共鸣。维柯和赫尔德在很多方面与他们时代的主导趋势明显相左,尤其是他们对待他们所认为的历史学家的题材的特性的态度。在他们看来,这企图将历史研究的方法同化到在原则上已经被误解了的科学方法中去。因为,就后者而言,我们只能获得它所研究的现象的纯粹“外部”知识,而我们与历史的具体现象之间的认识关系则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此外,我们有可能直接地或内在地把握历史人物的行为和在创造中表现出来的心理过程;历史学家与他们想去理解的人之间的共同的基本人性使他们能够从内部确定是什么使他们研究的对象前进和行动,甚至当问题在于——像经常发生的那样——通过想像的努力重温普遍观念和最关心的事情都与他们自己的时代完全不同的别的时代或文化的内部生活的时候。维柯与赫尔德,虽然方式不同,都暗示这样一种方法对一切有意义的人类研究来说都是基本的,而这一历史实践观念极为重要,也是伯林——还有他们在二十世纪的仰慕者和追随者柯林伍德——一直强调的。

这些强调历史思考和理解的基本独立性的主张的影响,可以说是《现实感》中所提出的一些论点的由来,这篇文章中所作的历史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对比使人想起伯林在一些著名文章中对这一复杂的问题所给予的多角度关注。但这次他的思考路径在一些重要方面不同于其他一些讨论。在这里,他的视角有着更广的含义,涵盖了实践的和学术的众多问题。甚至这篇文章的题目都反映了这点,而且也部分地反映了对企图将构成人类生活的“大量未知因素”简单化处理或简化成随意的抽象术语的尝试的典型的伯林式怀疑,无论进行这些尝试是为了纯粹的理论目的,还是为了实施综合的政治性或社会性计划。他一直在表明自己非常清楚,发现某种能够解决人类实际境况中产生的种种难题的绝对可靠的公式或万应药方,不留下任何未解决的枝节问题或悬而未定的事情,这样的前景有着多么永久的魅力!而且就此而论,他也强调了在现代——即大约从十七世纪末起——这一雄心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在试图证明历史进程遵循不可避免的规律或统一性——它们被理解为对未来和过去都同样有效,所以既能预言未来又能解释过去——的努力当中。但是他依然认为这种魅力代表着一种我们应该拒绝的诱惑,而且它所引出的一些方案的根本困难来自于超出历史解释和方法论界限之外的误解,最终深深地扎根于一切人类生活和经验的深层肌理。

如伯林指出的,他所考虑的那类对历史的理论化并不遵循单一的模式。从建立在机械地设想出来的规律性上的历史记述,到那些援引“有机的”或进化的发展观的历史叙事,应有尽有。但是在这本书里,他所关心的不是对这一类型中的不同具体例子的区分和评论,而是要质疑这样一种观念:建立一个能够将组成历史进程的各种各样因素纳入一个统一图式的、有规律可循的或自成体系的理论。在后一点上,他以赞成的态度提到了托尔斯泰,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这个问题上所说的很多话与这位俄国作家在《战争与和平》的结尾所表达的历史观在语气上遥相呼应。托尔斯泰不仅对迄今为止人们炮制出来的各种历史和社会哲学当中他所认为的粗略的简单化和乏味的一般性表现出了相当的怀疑,他还进一步暗示,所有涉及使用纯粹的理论家们所喜爱的那类抽象概念和图式的方案最后注定要失败,它们的本质天生就不适合理解“极微量因素”的连续体——一系列无可计数的、微小的和相互联系的行为和事件,它们组成了人类的生活和经历。在伯林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当中,人们发现他对以前的“伪科学性的关于人类行为的历史和理论”持一种类似的批判态度,而且类似地(但不完全相同)强调以什么方式复杂的历史材料才有望拒绝被强加上原本应用于根本不同的问题和研究领域的方法步骤。

托氏和伯林之间的这种密切联系并不令人惊讶。托尔斯泰作为一名创造性作家的特殊才华,使他在伯林眼里显得特别能够领悟人们实际经历和了解到的人类现实生活的丰富和多样:事物和人的无限多样和独特,社会交往和个人关系中所涉及的微妙的情感逆流,社会生活表层下盘桓极深的对自己利益的关注和目标的混乱——托尔斯泰非凡的观察力和想像力抓住了千百万这类现象,这使他的眼光能够穿透自称历史阐释家的那些人所描绘的平滑、规则的历史轮廓,看到它们所掩盖的不均匀的、常常是混乱的真实经验的细节。众所周知,托尔斯泰的这些方面的特点在伯林眼光敏锐的研究《刺猬与狐狸》中有生动的描绘。但他在那篇文章中的主要任务,是对比托尔斯泰的艺术洞察力和才能,与其观点和个性的另一个颇为对立的方面,即渴望某种一元论的或统一的真理能够完全超越折磨着我们世俗生活的问题和困惑。而在这里相反,他是想表明这位小说家特别的文学才能对这篇文章主题的相关性,将它们不仅与致力于重建过去的历史学家,而且与参与世界实际事务的政治家以及所谓的“实干家”联系起来。因此,在《现实感》之后并对它的一些观点作了详细阐述的姐妹篇《政治判断力》中,伯林指出,与想像性作家的思想在某些方面类似的特点可以说在历史研究以及施行他所谓“治国术”的过程中都起了作用。就像受过训练的历史学家一样,能干的政治家也需要一种发达的能力以“用并非一概而论的方式评估具体情况”;一种经过精心协调的对社会生活不断变化的轮廓或层次的敏感,而且与此相关,还能本能地“直觉”到什么在实际上是可行的,在复杂的、常常难以把握的具体事实或环境中什么又是互相结合的,这些永远都是杰出的政治领导人超出常人的一些特点。伯林发现,那些“实践智慧”或天赋往往被那些系统化历史的人当作是随意的、“前科学”的方法,认为基于理论原因已经不能再被接受,并且需要彻底改造或替换。但伯林也指出,他们所提出的一些改进方法,很少能让人觉得是对这一需求的令人满意的回答,他们所唤取的那些乌托邦式的实验最后造成的出人意料的结果——非常有讽刺意味——历史本身已经让我们再熟悉不过了。

总而言之,这两篇文章气势宏大,证明了作者非凡的知识范围及让人深受启迪的广阔视野。它们最初写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中多有暗指的臆想社会理论和蓝图因此可以部分地看作反映了一个对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极其敏感的时代最为关心的一些问题,而这种意识形态在政治领域中的影响持续至今。尽管如此,如果认为这些暗指在伯林的整个思想中仅有一些有限的或短暂的影响,那就错了。几乎从一开始,他就提防着一种被错置的“科学主义”的内在危险,以及它易于造成的界限的模糊;早期对认识论和语言哲学中的简单化倾向的抗拒,在某些方面预示了他后来对政治和社会理论中有影响的学说的反对。他一直认为,对促进了自然科学成就的那些方法表示敬意并努力加以学习,是正确的乃至可敬的;但将这些方法不加区别地延用到不相关的研究领域或很不相同的经验层次,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我们看到,他认为某些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以及和他们采取同样办法对待人类事务的人就是后一种情况。但这并不是他不满于这些思想家的观点的惟一理由,他在作品中时常流露出来的更广的怀疑,不能不让人思考他对整个启蒙运动的态度。在本书所收的其他文章中也可以感觉到他的一些本能的半信半疑态度。

实际上,而且不同于有时人们所以为的,伯林并非不愿意表明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公认的复杂立场。他公开赞扬了启蒙运动的代表们有勇气反对他们当时的许多罪恶,包括无知、压迫、残酷和迷信,而且拥护理性、自由和人类幸福等理想;他简洁地对一位访问者说:这把他推到了他们一边。但与此同时,尽管他对他们所代表的东西甚为仰慕,他还是认为他们倾向于教条地将假想——其来源常常是传统的——当作真的东西来接受,而这些假想并非不证自明。而且,根据他们所声称的对经验原则的尊重,他们本来应该质疑其正确性的。这其中包括关于统一的、基本不变的人性的各种具体观念,还包括各种紧密联系的、对存在某些人类在其生活过程中可以一致实现的普遍价值的信念。这些先入之见所引起的一些问题在《浪漫主义革命》中得到了讨论。伯林指出,十八世纪晚期浪漫主义的出现造成了当时思想气候的一次根本性变化,公认的标准和规范的客观地位受到了主观主义学说的挑战,这种挑战的方式在伦理学、美学和政治学领域有着巨大的反响。在为这一引人入胜的讨论做结论的时候,伯林指出观念之间的冲突的一个长期影响是,我们今天发现自己分别继承了两大传统,并往往“不自在地来回换脚”。但是他同样主张,浪漫主义运动所引入的新颖且具有颠覆性的观念无可争议地深化和丰富了对人和社会的理解,既暴露了启蒙运动遗产中的局限和缺陷,同时也为到那时为止还处于欧洲想像范围外的思想和情感开创了新的可能性。

伯林对以上这些不同观点的探讨,是与渗透他整个思想史研究方法的那种敏锐与移情的结合协调一致的。一方面他显示了一种非凡的能力,对那些常常与他个人最为同情的观点相反的思想和文化观念,可以做到从内部把握并领会其力量。另一方面他一直能迅速认识并准确地指出一些他已经作了非常生动的描述的立场当中潜在的不祥含义:不仅仅是潜伏在属于他所说的反启蒙运动的各种学说当中的非理性主义和侵略性民族主义的幽灵。由于后一种原因,关于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文章快要结尾时的文字表明,他希望在善良的沙文主义和具有毁灭性的沙文主义之间划定界限,它们都是民族主义可能采取的伪装。他评论道,泰戈尔在这个问题上和在别处一样,努力不过分简单化地说出真理,也许正是如此,听从他的人相应地比较少,因为正如美国哲学家C.I.刘易斯所说的:“没有什么优先的理由认为,当我们发现真理的时候,它会是有趣的。”伯林带着赞赏的态度引用了这句话。尽管如此,在他自己所写的文字中,的确可以说真理最后都被证明总是有趣的。

帕特里克·加迪纳

译 后 记

伯林《现实感——观念及其历史研究》一书的中译是林茂和我两人共同劳动的成果。林茂完成了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和第八章正文及部分注释的翻译；我除了完成前三章以及第七章、第九章的全部正文和原注的翻译，并在认为必要的地方加了译注之外，还译了“编者前言”、“导言”以及最后的“索引”，并给林茂翻译的部分作了少量修改，补译了未译出的人名和部分原注，加了译注。全书的人名和部分地名及专有名词的译法最后由我统一，达到与书后的“索引”一致。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水平所限，译文中难免有错漏不妥之处，请读者指教。

潘荣荣

2003年9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