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誌偉，北京人，1956年生，哲學博士。現為中國人民大學哲學係宗教學係教授、博士生導師，哲學係宗教學係副主任，中國人民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兼任中華外國哲學史學會常務理事、副秘書長。研究方嚮為近代西方哲學、德國哲學。曾榮獲中國人民大學十大教學標兵稱號。主要著作有《康德的道德世界觀》、《生與死》，主編《西方哲學智慧》、《西方哲學問題研究》、《西方哲學史》等。

《西方哲學問題研究》：作為問題史的西方哲學史毫無疑問，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或不同的層麵來研究和闡釋西方哲學，不過“西方哲學問題研究”這門研究生課程卻不是僅僅從某一個角度或某一個方麵來研究和闡釋西方哲學，我們設計這門課程的指導思想乃基於這樣一種觀念：西方哲學史歸根到底乃是“問題史”，因而“問題”並不是研究西方哲學的一個角度，而是西方哲學活的“靈魂”和源泉，亦構成瞭它的最基本的整體特徵。換言之，惟有將哲學史看作是“問題史”，我們纔能從根本上把握西方哲學的神韻和精髓。

毋庸諱言，哲學這門學科本身就是一個“問題”。在人類的所有知識中，哲學的地位是十分獨特的：一方麵哲學的曆史像其他科學一樣古老而悠久，甚至更為古老而悠久，它堪稱一切科學知識的源頭，因而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曾經被人們尊為科學的女王和最高的知識；但是另一方麵它卻始終無法像其他科學那樣錶現齣某種普遍必然的或者至少是相對普遍必然的科學性。人們發現，在哲學的所有方麵幾乎都存在著爭論，各種理論、學說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在它們之間很難形成基本的共識，以至於人們時常要懷疑哲學是否是一門科學甚或是否是一門知識。哲學這種尷尬的處境迫使哲學傢們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站齣來，為哲學作為科學的閤法地位和意義進行辯護，然而他們的辯護往往看似閤理，實際上卻難以消除人們心中的疑問。結果我們發現，哲學至多在“理論”上應該是科學的，而“事實”上卻從來不具備一門科學應該具備的最起碼的科學性。這一現象錶明，如果我們仍然將哲學看作是一門“學問”，那麼就必須對它的意義和地位作重新的理解。據此而論，我們以為哲學的意義不是或不主要是體現在“知識”上，而是或主要是體現在“問題”中，換言之，哲學的曆史並非知識積纍的曆史，而是問題的曆史。

哲學的這一處境迫使我們不得不迴到它的本源處去反思它的意義，或許在哲學這一概念的原初含義中我們可以找到原因。

眾所周知，“哲學”一詞源齣希臘語philosophia，本義為“愛”(phileo)“智慧”(sophia)。盡管人們後來在相當長的時間中曾經把它看作是一種能夠為人們所普遍擁有的科學知識並且是最高的科學，但是就其本義而論，它錶明最早的哲學傢們並沒有這樣“狂妄自大”，他們毋寜說是十分謙虛的人。因為他們知道，人生是有限的，而智慧則是無限的。正如柏拉圖在《菲德羅篇》中藉蘇格拉底之口所說的那樣，“智慧”這個詞太大瞭，它隻適閤於神，而“愛智”這類詞倒適閤於人。人的有限性決定瞭他不可能完全占有智慧的命運，但是這並沒有阻止人去熱愛和追求智慧，盡管我們終其一生亦無法企及智慧這個至高無上的理想境界，但熱愛和追求智慧乃是人之為人的責任和使命，我們應該也能夠以之為人生的最高理想。顯然，希臘人所說的“智慧”與我們所理解的“知識”是有區彆的。智慧是某種無限的、自由的、至高無上的理想境界，知識則通常以有限的、具體的事物為對象。知識亦即一般意義上的科學知識是我們生存的工具和手段，它們的價值在於對我們的“有用性”，而對於智慧的熱愛和追求則沒有彆的目的，或者說其自身就是目的。所以亞裏士多德說，在一切學科之中，哲學是惟一自由的學問。

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都曾指齣，哲學起源於“驚異”(thaumazein)，這句話的意思也可以理解為哲學起源於“問題”。不可否認，不僅哲學，實際上我們的所有知識都因問題而生，如果不是因為對某種事物或現象感到好奇以至於自愧無知，我們就不會去追求知識。不過一般的科學知識都是針對具體、有限而且是確定的對象的，因而通過某種具體、有限、確定的方法總能找到至少是相對確定的答案，由此就形成瞭我們的知識，而科學史就是知識積纍的過程，獲得知識亦即科學的主要目的。如果一門科學給予我們的主要是問題而不是知識，它一定違背瞭科學的本性從而也就失去瞭其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哲學就不同瞭。我們追求智慧的目的不在於認識有限、具體的事物，而恰恰在於超越這些事物乃至我們自身的有限性，因而哲學問題往往是帶有根本性的、最基本的、有時甚至是超驗的問題，由於這些問題往往超越瞭我們的經驗的界限，所以通常是不可能通過一般科學的方式來加以解決的，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它們是沒有終極答案的。當然，為哲學尋求某種科學的方法曾經是哲學傢們的理想，隻不過這一理想是注定不可能實現的罷瞭。一般說來，科學的問題大都有比較確定的有時是惟一的答案，雖然知識的進步同樣是無止境的，因而科學問題亦不可能有一個終極的答案，不過從理論上說，如果人類可以無限地延續下去，我們通過知識的積纍總是在逐漸地一步步趨近“真理”。與此不同，盡管哲學一樣有進步和發展，但它的運動不是以知識積纍的方式所進行的“直綫運動”，而是類似於指嚮同一個“圓心”並不斷地變換“基點”的“圓周運動”。因此嚴格說來，哲學的問題不是“問題”而是“難題”，因為我們對之不可能有一個答案而隻能采取各種各樣不同的解決方式。

當然，哲學問題並非都是純粹思辨的、抽象的和超驗的，我們或許可以將它們大緻分為兩類：一類是關於宇宙、自然或世界的統一根據等等以及與此相類似的問題，如本體論、宗教哲學等問題。無論我們怎樣看待這些問題，無論我們怎樣迴答這些問題，它們總是純粹思辨的和抽象的帶有根本性的問題。另一類問題相對來說則比較具體，如認識論、倫理學、曆史觀等問題。但是，由於在哲學上這後一類問題同樣是一些“元問題”或“基礎性的問題”，因而仍然不可能通過一般科學的方法而獲得某種普遍必然的、確定的答案。在西方哲學中，通常古典哲學主要關心前一類問題，而現代哲學更關心後一類問題，然而無論是哪類問題，它們實際上時至今日都尚未有定論，也從未在哲學傢那裏達到過普遍的共識。顯而易見，這一切都體現瞭哲學不同於科學知識的特殊的性質。

然而，在自然科學所取得的偉大成就的鼓舞之下，使哲學成為科學對於哲學傢來說具有極其強烈的“誘惑力”，以至於韆百年來哲學傢們竭精盡智企圖將“智慧之愛”變成“智慧之學”，形成瞭一種揮不去抹不掉的“科學情結”，其影響之深，我們從至今人們仍然沒有放棄使哲學成為科學的理想可見一斑，當然他們的努力無一不以失敗而告終。這一曆史景觀為批評哲學的人提供瞭最有力的武器，也是維護哲學的人韆方百計希圖一雪的最大恥辱。實際上，他們很可能都誤解瞭哲學的本性。哲學的對象和問題與科學的對象和問題並不在一個層麵上，以衡量科學的標準來衡量哲學是沒有任何意義的，韆方百計地維護哲學的科學地位同樣沒有意義。

有人可能會問，既然哲學更多地不是體現為知識而是體現為問題，而且其問題大都是沒有最終答案的難題，那麼我們為什麼非要追問它們不可?

從某種意義上說，哲學或對智慧的熱愛和追求起源於人類對自身有限性的自覺與超越。當人類從自然中脫穎而齣從而有瞭理性、理智或自我意識之後，在他麵前就齣現瞭一道橫在有限與無限、相對與絕對、現實與理想、此岸與彼岸之間的難以逾越的鴻溝，從根本上說，哲學所體現的就是人類企圖超越這一界限的理想。盡管作為有限的自然存在，人永遠也無法現實地通達無限的理想境界，但是作為有理性的存在，這個理想境界對人來說卻又是性命攸關的，所以他視之為人生的最高理想，並且始終不渝地熱愛和追求它。在這個問題上，無限與有限具有質的區彆，因而我們不可能憑藉有限的知識的積纍或世世代代的類的延續來跨越它們之間的界限。另外，由於人類這種理性存在的“本質”乃在於他的無限開放性，從而始終處於生成之中，所以智慧這一理想境界亦是無限開放的，我們永遠不可能使之完全徹底地具體化或有限化。所以，哲學的意義不在於像科學那樣為我們提供某種確定的知識，解決一些具體的問題，或是使我們獲得一定的改善生存狀況的力量，一句話，哲學的意義不在於它的有用性。哲學主要體現的是人類對某種至高無上的理想境界的追求，代錶著人生的“終極關懷”。如此說來，被人們視為哲學的最大缺陷的無用性可能恰恰是它的優越之處，倘若哲學也像科學那樣具有某種實用的價值，哲學也就不成其為哲學瞭。顯然，我們沒有必要為瞭使哲學成為科學而使之失去自身的意義，換言之，哲學這門“學問”不是科學並不是它的缺陷，恰恰相反，這正是它不同尋常的優越之處。

因此，哲學與一般意義上的科學或知識不同。今天的人們在知識的占有上肯定比古人“先進”，任何一個醫學院校的學生所具有的知識都要比醫學始祖希波剋拉底多得多，然而卻沒有人敢說我們在哲學思維上比柏拉圖或亞裏士多德更高明。總而言之，對我們來說，哲學是且隻能是體現為許多“問題”，而不可能成為某種普遍必然的“知識”。換言之，哲學問題乃是人類永恒追求但卻無法獲得最終答案的“難題”，我們對於哲學問題隻能提齣或采取這樣或那樣的解答方式，永遠不可能給齣一個確定無疑的終極答案。這看似哲學緻命的弱點，其實恰恰是哲學的永恒魅力之所在。

所以，學習哲學與學習科學知識不同。科學的曆史是一個知識積纍的曆史，一般說來，我們隻需瞭解它的最新成就而無需知道它的曆史就可以利用它來為我們服務，但哲學離開瞭它的曆史就沒有任何意義。因為哲學是由問題和各種不同的解答方式所組成的，沒有哪一個理論或學說能夠代錶整個哲學，惟有將過去、現在乃至將來所有對於哲學問題的解答方式統統“綜閤”在一起，我們纔能描繪齣一幅比較完整的哲學圖案。因此我們說，哲學就是哲學史，學習哲學必須學習哲學史，惟有通過學習哲學史纔能學習哲學。

由於哲學史錶麵上呈現給我們的是一幅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混亂景象，人們往往指責哲學缺少最起碼的科學性，以各種哲學理論和學說都已過時而且陳舊不堪為由對之不屑一顧。如前所述，哲學的意義不在於知識而在於問題。就其知識的內容而言，曆史上哲學傢們的思想的確都過時瞭，人們一提到哲學始祖泰勒斯的“大地浮在水上”這一哲學史上第一個哲學命題就不免為它的樸素和膚淺而感到泄氣，然而他所提齣的問題亦即萬物從何而來又歸於何處的“本原”(arche)問題盡管後來不再是哲學的主要問題，但是仍然代錶著哲學傢們解決自然觀問題的一種典型的方式。我們以為，哲學傢們的理論或許已經過時瞭，不過他們麵對的問題以及他們不同的解決方式卻沒有過時，也永遠不會過時。真正說來，一位哲學傢的思想其意義乃是由他所麵對的問題以及不同尋常的解答方式這一“經緯度”來定位的。因而，哲學史從來不是某種綫性的、知識積纍的曆史，它呈現給我們的是通往永恒無解的問題的許許多多條不同的“道路”，盡管沒有哪條道路能夠通達彼岸，但是我們注定要去尋找或選擇一條屬於我們自己的路。在這個意義上，正如海德格爾所說，從事哲學思想就意味著“上路”，哲學之運思永遠“在路上”或者“在途中”。

因此，就哲學史乃是問題史而言，哲學不僅是曆史性的，而且完全是現實性的，它是“曆史性的思想”。當我們說哲學是“曆史性的思想”的時候，這裏所說的“曆史性”與通常意義上的曆史性有所不同，曆史性在此亦具有現實性的意義。我們說它是曆史性的，因為哲學亦即哲學史是由前人所走過的許許多多條道路所組成的，離開瞭這些道路就沒有哲學。我們說它是現實性的，因為前人所麵對的問題對於我們而言同樣是問題，因而他們所走過的道路作為對哲學問題的不同的解決方式，每一條都具有不可超越的永恒價值。當然，不容否認，在不同的哲學思想之間的確存在著某種繼承和發展的關係，每一位哲學傢都是在前人思想的基礎之上從事哲學思考的。但是，一種哲學思想之所以具有曆史意義卻不主要體現在對前人的繼承和發展上，而在於它是否提供給我們一些不同尋常的東西。在這個意義上，哲學史並不是像黑格爾所理解的那樣隻有一條路或者隻是一種哲學的發展過程，而是走瞭許多條路並且還將走齣不同的路。在熱愛和追求智慧的路上，亞裏士多德掩蓋不瞭柏拉圖的光輝，黑格爾亦不能取代康德的地位。道理很簡單：真正的哲學問題是永遠沒有終極答案的，哲學傢們不過是盡其所能給齣他們自己獨特的解答方式而已。

就此而論，學習哲學史亦就是我們與古人在同樣的問題上所展開的思想與思想的“對話”和“討論”。

哲學問題是永恒無解的，因而古人的問題也是我們的問題，盡管這些問題可能在不同的曆史條件下會發生形態上的變化，但是它們在根本上是相通的。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學習哲學史就是我們站在今天的立場上就共同的問題與古人進行思想上的“對話”或“討論”，這也就是解釋學所說的“視界交融”。在這裏，把我們與古人的思想聯係在一起的就是“問題”。學習哲學史無非是將古人所走過的路再走一遍，對古人之所思再來一次反思。我們這樣做的目的當然不是為瞭“發思古之幽情”，而是為瞭把哲學之路走下去，選擇、尋找或開闢我們自己的路。於是，在我們的思想中，古人的思想就“復活”瞭，獲得瞭現實性的“生命”，抑或不如說它們本來就是“活”的，本身自有其超越時間的永恒價值。在思想與思想的“對話”之中，讓古人“復活”並不是“復古”，而是使之獲得“新生”。從這個意義看，哲學史並不是堆積死知識或舊材料的“倉庫”，而是有機的、活生生的、永遠開放的生命運動。

由此可見，我們學習哲學史不僅需要掌握哲學傢們的基本思想，掌握有關方麵的基礎知識，更重要的還在於把握哲學之活的“靈魂”亦即“問題”。換句話說，我們不僅需要知道哲學傢們說瞭“什麼”，而且首先應該知道他們“為什麼”而說，以及為什麼這樣說而不那樣說。否則，即使我們將哲學史熟記在胸，到頭來仍然會“隻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並且與哲學中最有價值的東西失之交臂。因此，學習哲學史的關鍵就在於領會哲學傢們所麵對的“問題”，這可以說是進入哲學王國的門徑或橋梁，也是使我們能夠在哲學王國這座迷宮中來去自由的指南。總之，非如此不能把握哲學史的脈絡，非如此不能得窺哲學之堂奧。

所以，學習哲學史應該具備一種“問題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