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1961年生，1983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先后就于北京晚报社，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1994年赴美，1997年获耶鲁大学东亚研究硕士学位，1999年至2000年在日本进修，现为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波士顿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著有《直话直说的政治》，《右翼帝国的生成》。

本书最重的要的主题，是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运动的批判。这一运动，已经使中国的高等教育误入歧途。更糟的是，人们虽我在这一运动发足之际对这害虫般嘲弄，却似乎没有人提出过系统的批判。因此，我希望本书的出版是对这一运动全面神视的开始。

薛涌虽然去国十年，其文章却清通易懂，没有多少“洋气”；而且薛涌在观察问题的时候其思路爱在带有“方向性”的地方环绕，也就是说，他总是力图给其论述的问题找出健康发展的空间。这一点实在太重要了，因为我们吃南辕北辙、缘木求鱼的亏已经太多太多。薛涌最近由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两本新书《谁的大学》《炫耀的足球》就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特点，所谓“世界一流大学”学者的功力也就体现在这些篇幅不长却很睿智的文章上了。

不妨先看一下《谁的大学》一书中的部分标题：“大学意味着什么？”“我们要什么样的大学？”“21世纪的大学向何处去？”“高等教育的重点在何处？”“计划经济办不出一流大学”。这些带有根本性、方向性的思路，在那些忙于“抓紧”、“建设”、“提高”、“考核”、“评审”、“验收”的教育官员、大学校长、专家学者那里，可曾看到？如果只会在给定的、陈旧的、并无活力的框架里疲于奔命地“抓紧”、“加强”，不就是在为“南辕北辙”现身说法吗？那些堆积如山的教育理论、规划、书籍、论文引不起人们的兴趣，辟不出教育健康发展的路径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明知此路实为“南辕北辙”，可因这“辙”里有自己巨大的既得利益，就振振有词地论证其“合理性”，符合“国情”，就更没劲了。

北大精神为什么“破产”？美国教育为什么是“没有基准的优异”？先后就读于中美名校的经历使薛涌准确地找出了二者之间在办学方向、办学理念上的巨大差异。前者犹如筛子，从幼儿园筛到博士，不停地制造着“失败者”，少数“成功者”也难免中看不中用；后者犹如春风雨露，帮助学生自己在大地上扎下根须，吸取营养，老师的作用就是启发、引导而绝非灌输。这种差异必然使前者的路越走越窄——大学失去普世性、超越性，水平每况愈下，问题层出不穷，无法自我更新；后者的路则越走越宽——大学不仅使学生“在万变不息的世界上闯荡时，有一种内在的资源”，而且大学本身就是社会创新性思维的来源，开创性研究的核心，对整个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起到了引领和价值尺度的作用。

“方向”明确之后，薛涌还有很强的“建设性”，即实现方向的“路”应该怎么走。在这方面，薛涌一点不含糊——我们要像美国那样建设大学的多元格局，鼓励私立大学，引入市场机制。由于过去的体制，北大、清华等几个大学在市场竞争中无疑有不公正的垄断优势。我们需要做的，是削减这样的优势，而不是通过国家拨款扩大这样的优势。国家给这些大学的直接拨款应该停止，实行教育券改革，把钱通过贷款交给受教育者，让手里有钱的学生自己选择把教育资源给哪个学校。北大、清华这样的巨无霸，应该分解，使其规模缩小，和私立大学接近。这样，各种各样的大学，就会在一个相对接近的水平和规模上展开竞争，优胜劣汰。那些在教育上最有创意的大学，才有可能最终成为众望所归的“一流大学”——如此一席话，不知可会让那些吃教育、喝教育的“寻租者”心惊肉跳？

如果说中国教育的误区是在“精英”，中国足球的误区就在“炫耀”——“足球本是穷人的运动，看看贝利的成长就知道”，可中国的足球却是地地道道的“豪门盛宴”：足球职业化十一年来，已烧掉了数百亿元，换来的却是空空的看台和屡战屡败的“成绩”，再加上假、赌、黑和足坛内部的纷争，中国“第一运动”给人的感觉的确很糟。

出路在哪里？薛涌当仁不让——“未来的中国职业足球，一定要接受过去十年的教训，从低起步，控制成本，运动员拿一般老百姓的薪水，使足球能赚足球的钱。一旦中国足球在世界露了脸，国内职业足球起步，俱乐部自负盈亏，中国足球就上路了。

“我相信，这一‘薛涌计划’比任何现有的计划都更有前途，球迷们可以自己比比看。关键是要触犯足坛的既得利益，让草包们失业！但十年后，真正的职业足球会在中国立足、赚钱。那时候我们可以主动向国家提出：每年以10％的速度，削减足球经费。二十年后，足协不向社会要一分钱，相反，中国职业足球将是体育和娱乐界的纳税大户。每年为社会贡献上亿元人民币的税收，就像美国的职业三大赛那样。”

多好的前景啊，“可惜”还要再等二十年，而我们这里有的只是那些永远做不完的大梦，如“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等等。所以无论是教育还是足球，薛涌那充满拳拳之心的意见往往“根本没人爱听”。薛涌也知道这一点，他在《谁的大学》后记中不无沉重地说——“我知道中国的‘国情’，也知道中国的教育界不可能在短期内接受我的主张。正因为如此，我在此郑重预言：不仅‘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二十年后会成为笑柄，而且那时的中国高等教育将面临更为深重的危机。在最坏的情况下，中国大学的经营可能如同近十年已经声名狼藉的中国职业足球，只追求投入，不注重产出，教育成本飞涨，教育水平下降。

“大学教育券的问题，迟早要提出来；人们也迟早还会再来读一读这本《谁的大学》。但愿到那时候，我们花的‘学费’不会过于惊人。”

作为与社会息息相关的我们，也最好不要等到二十年后才承认：薛涌确实有一道睿智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