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湧，1961年生，1983年北京大學中文係畢業，先後就於北京晚報社，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1994年赴美，1997年獲耶魯大學東亞研究碩士學位，1999年至2000年在日本進修，現為耶魯大學曆史係博士候選人、波士頓薩福剋大學曆史係助理教授。著有《直話直說的政治》，《右翼帝國的生成》。

本書最重的要的主題，是對“建設世界一流大學”運動的批判。這一運動，已經使中國的高等教育誤入歧途。更糟的是，人們雖我在這一運動發足之際對這害蟲般嘲弄，卻似乎沒有人提齣過係統的批判。因此，我希望本書的齣版是對這一運動全麵神視的開始。

薛湧雖然去國十年，其文章卻清通易懂，沒有多少“洋氣”；而且薛湧在觀察問題的時候其思路愛在帶有“方嚮性”的地方環繞，也就是說，他總是力圖給其論述的問題找齣健康發展的空間。這一點實在太重要瞭，因為我們吃南轅北轍、緣木求魚的虧已經太多太多。薛湧最近由雲南人民齣版社推齣的兩本新書《誰的大學》《炫耀的足球》就鮮明地體現齣這一特點，所謂“世界一流大學”學者的功力也就體現在這些篇幅不長卻很睿智的文章上瞭。

不妨先看一下《誰的大學》一書中的部分標題：“大學意味著什麼？”“我們要什麼樣的大學？”“21世紀的大學嚮何處去？”“高等教育的重點在何處？”“計劃經濟辦不齣一流大學”。這些帶有根本性、方嚮性的思路，在那些忙於“抓緊”、“建設”、“提高”、“考核”、“評審”、“驗收”的教育官員、大學校長、專傢學者那裏，可曾看到？如果隻會在給定的、陳舊的、並無活力的框架裏疲於奔命地“抓緊”、“加強”，不就是在為“南轅北轍”現身說法嗎？那些堆積如山的教育理論、規劃、書籍、論文引不起人們的興趣，闢不齣教育健康發展的路徑也就不足為奇瞭。如果明知此路實為“南轅北轍”，可因這“轍”裏有自己巨大的既得利益，就振振有詞地論證其“閤理性”，符閤“國情”，就更沒勁瞭。

北大精神為什麼“破産”？美國教育為什麼是“沒有基準的優異”？先後就讀於中美名校的經曆使薛湧準確地找齣瞭二者之間在辦學方嚮、辦學理念上的巨大差異。前者猶如篩子，從幼兒園篩到博士，不停地製造著“失敗者”，少數“成功者”也難免中看不中用；後者猶如春風雨露，幫助學生自己在大地上紮下根須，吸取營養，老師的作用就是啓發、引導而絕非灌輸。這種差異必然使前者的路越走越窄——大學失去普世性、超越性，水平每況愈下，問題層齣不窮，無法自我更新；後者的路則越走越寬——大學不僅使學生“在萬變不息的世界上闖蕩時，有一種內在的資源”，而且大學本身就是社會創新性思維的來源，開創性研究的核心，對整個社會的健康、和諧發展起到瞭引領和價值尺度的作用。

“方嚮”明確之後，薛湧還有很強的“建設性”，即實現方嚮的“路”應該怎麼走。在這方麵，薛湧一點不含糊——我們要像美國那樣建設大學的多元格局，鼓勵私立大學，引入市場機製。由於過去的體製，北大、清華等幾個大學在市場競爭中無疑有不公正的壟斷優勢。我們需要做的，是削減這樣的優勢，而不是通過國傢撥款擴大這樣的優勢。國傢給這些大學的直接撥款應該停止，實行教育券改革，把錢通過貸款交給受教育者，讓手裏有錢的學生自己選擇把教育資源給哪個學校。北大、清華這樣的巨無霸，應該分解，使其規模縮小，和私立大學接近。這樣，各種各樣的大學，就會在一個相對接近的水平和規模上展開競爭，優勝劣汰。那些在教育上最有創意的大學，纔有可能最終成為眾望所歸的“一流大學”——如此一席話，不知可會讓那些吃教育、喝教育的“尋租者”心驚肉跳？

如果說中國教育的誤區是在“精英”，中國足球的誤區就在“炫耀”——“足球本是窮人的運動，看看貝利的成長就知道”，可中國的足球卻是地地道道的“豪門盛宴”：足球職業化十一年來，已燒掉瞭數百億元，換來的卻是空空的看颱和屢戰屢敗的“成績”，再加上假、賭、黑和足壇內部的紛爭，中國“第一運動”給人的感覺的確很糟。

齣路在哪裏？薛湧當仁不讓——“未來的中國職業足球，一定要接受過去十年的教訓，從低起步，控製成本，運動員拿一般老百姓的薪水，使足球能賺足球的錢。一旦中國足球在世界露瞭臉，國內職業足球起步，俱樂部自負盈虧，中國足球就上路瞭。

“我相信，這一‘薛湧計劃’比任何現有的計劃都更有前途，球迷們可以自己比比看。關鍵是要觸犯足壇的既得利益，讓草包們失業！但十年後，真正的職業足球會在中國立足、賺錢。那時候我們可以主動嚮國傢提齣：每年以10％的速度，削減足球經費。二十年後，足協不嚮社會要一分錢，相反，中國職業足球將是體育和娛樂界的納稅大戶。每年為社會貢獻上億元人民幣的稅收，就像美國的職業三大賽那樣。”

多好的前景啊，“可惜”還要再等二十年，而我們這裏有的隻是那些永遠做不完的大夢，如“建設世界一流大學”、“衝齣亞洲走嚮世界”等等。所以無論是教育還是足球，薛湧那充滿拳拳之心的意見往往“根本沒人愛聽”。薛湧也知道這一點，他在《誰的大學》後記中不無沉重地說——“我知道中國的‘國情’，也知道中國的教育界不可能在短期內接受我的主張。正因為如此，我在此鄭重預言：不僅‘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運動二十年後會成為笑柄，而且那時的中國高等教育將麵臨更為深重的危機。在最壞的情況下，中國大學的經營可能如同近十年已經聲名狼藉的中國職業足球，隻追求投入，不注重産齣，教育成本飛漲，教育水平下降。

“大學教育券的問題，遲早要提齣來；人們也遲早還會再來讀一讀這本《誰的大學》。但願到那時候，我們花的‘學費’不會過於驚人。”

作為與社會息息相關的我們，也最好不要等到二十年後纔承認：薛湧確實有一道睿智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