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兰德，1905年出生于彼得堡一个普通中产阶级犹太家庭，诞生时，她的名字是“阿丽莎.季诺维也夫娜.罗森鲍姆”。9岁的时候，她立志要成为一名作家。她在彼得格勒大学主修历史和哲学，其后，进入国家电影艺术研究所学习“影剧创作”，1925年，她被许可探访美国的一位亲戚，抵达芝加哥，数月后，决定“滞留不归”。自此，阿丽莎.罗森鲍姆，21岁，开始了她毕生从事的对她想象中的基于理性与激情的有尊严的人的生活追求。当然，她的探索充满了坎坷与躁动，尤其是，她的新生活开始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1929年之后的“大萧条”时期。事实上，她从“好莱坞”电影剧本创作的最底层开始了她的现实生活，为生计而辗转于各种奇怪的工作之间，直到1931年嫁给一位演员弗兰克.奥康纳，成为美国公民，才结束了漂泊不定的谋生阶段。她感激奥康纳，在《源泉》二十五周年再版序言里，她承认奥康纳给了她精神燃料，让这部作品成为可能。据她回忆，“当时我没有经常沮丧，既便是沮丧，那种情绪也延续不过当夜。”然后，“有一个夜晚，……我觉得再也没有力量去朝着事物应当具有的状态迈进一步了。那天晚上，弗兰克与我进行了几个小时的长谈。他使我相信，人为什么不能把世界让给他所鄙视的人。”

1936年，28岁的时候，兰德发表了她的第一部小说《我们，生活着的》，首次表达出她的信仰与哲学——自我的、生存论的、客观主义的。1943年，她发表了《源泉》——尽管在获得极大成功之前，这部作品曾被多家出版社拒绝。1946年，西方知识分子卷入战后社会秩序重建的热烈争论中，兰德发表了《资本主义：未知的理想》，激烈然而有效地为自由企业制度辩护，后来，在《源泉》二十五周年再版序言里，她这样写道：“既然人是在其他人的活动中间活动并与他人打交道的，那么我就必须表现那种可能使理想人物存在和发挥作用的社会体系——一种自由的、生产性的、合理的体系，它要求和报答每一个人身上最出色的东西。这个体系，很显然，便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

1957年，她42岁的时候，发表了后来被公认为是她的“登峰造极之作”的小说《被蔑视的栋梁》（“Atlas Shrugged”——或可直译为“巨人漠然”），由于这部小说，她不再仅仅被称为“最畅销小说家”，而且还被称为“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这部小说，今天仍被视为一种“奇迹”，怎么可能呢？由于它为她带来的声望，她被邀请到许多大学去发表演说，自1962年开始，她担任“客观主义通讯”的编辑，后来，这份通讯杂志更名为“客观主义者”，仍由兰德担任主编，直至1971年，从那时起，至1976年，她是“安.兰德通信”的编辑，她发表在这些刊物上的一系列哲学文章被编为六卷，陆续出版。

俄裔美国作家安·兰德（Ayn Rand，1905一1982）的科幻小说《地球战栗》（Atlas Shrugged），这部著作中着重于对虚无主义主题的描写。在当代文学中，虚无主义主题在科特·沃尼格特（Ku rt Vonnegut）的书中也可见。罗伯特·斯通（Robert Stone）也是一位经常以虚无主义为主题的美国当代作家。在他的小说“日落之旗”（A Flag for Sunrise）（1981年）中，主角霍利维尔（Holliwell）挣扎着对抗他自己的虚无主义倾向。另一位书写虚无主义的是美国作家恰克·帕拉涅科（Chuck Palahniuk）。如在他1996年的小说“斗阵俱乐部”中，“毁灭计划”的终极目的就是摧毁现代文明以重建人性。然而帕拉涅科声称他并没有故意写虚无主义。

由于这部小说，兰德不再仅仅被称为“最畅销小说家”，而且还被称为“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在其“后记”中，兰德写道：我的哲学，就其精髓而言，是关于英雄般地生活着的人的概念，他以自身感受的幸福作为他人生的唯一道德目标，他以创造性的生产劳动作为他唯一高尚的活动，他以理性作为他唯一接受的绝对准则。

但是“幸福”，作为一种激情，兰德相信，它来自具有客观价值的成就感。这种成就以及达到它们的手段，我们只能凭借理性，从大千世界中去寻找和辨识。在这一探索过程中，为达到我们命定的目标，我们还需要具备一些美德——独立、诚实、正直、骄傲、一致性与创造性。

安.兰德的“客观主义”哲学从下述“公理”出发，她自己称之为“存在的首要事实”（the primacy of existence），或者，又可称为“形而上学现实主义”——世界独立于人的意识而存在，它是现实的，真实的，是存在的首要事实。这意味着事物就是事物本身（物自体）。当然，也就意味着，人只能感知和想象他所处的这一客观的世界。这一“公理”，兰德认为，是一切属于人的知识的出发点。作为对比，我援引金岳霖先生的知识论——首先有“主体－认知关系－客体”这一思想图案，其次有客观的“所与”（the given）以及所与在官觉内的呈现，再次有基于所与呈现的意像与思想。

一方面，由于采取了雅理士多德以来西方传统哲学的“主－客”两分的立场，还由于承认生存于特定时空的个人的理性能力是有限的，兰德相信，主体对客体的认知是以“局部的”，每当我们的思想图像变得足够大从而难以被记忆的时候，我们就创造一个“概念”——通常以“符号”形式——来代表这一思想图像。故而，概念是知识的“单元”。另一方面，或许受到伯格森的影响，兰德相信，当认知主体试图对每一概念里包含着的无数可能的具有某种相似性的事物时，他自身必须具有“同一性”，他自己的人格不应是分裂的，在他的意识里主体是统一的，否则，这概念就是支离破碎的，从而不成为知识的单元。

所以，人能够把无数可能的事物根据它们之间的某种相似性分类为“概念”，首先因为人有理性——在“主体－认知关系－客体”这一思想图案内主体从所与呈现中发现各种关系的能力，其次因为人有尊严——首先是身体的同一性，继而是思想的独立性，再而是生活的完整性。

在西方思想传统里，兰德的上述立场被称为是“客观主义”的，与此相应，兰德的社会理论是个人主义的，是有着至高无上的尊严的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并由此获得升华的过程。在中国思想传统里，金岳霖先生称他自己的立场“既非主观主义的也非客观主义的”，他努力要做到的，是“事与理并重”的态度，是“既求真实又求通理”的认识论，是“有能有式”的本体论。

兰德的立场与金岳霖先生的立场，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对“真”的尊重——我们对外物的真实感要求这外物独立于我们的意识，要求它不随我们意志的改变而改变，同时还要求我们关于外物所建立的通理是公的而非私的。金先生说，上述三项条件缺一则“真”取消。缺乏真，我们会感到人生不是圆融的，而是支离的，是疏远的，是荒唐的。

求真实的人生，兰德由此认为，要求每一个人努力成就一些真实的而非虚幻的事情。人的这种要把生命的真实感表达出来的努力，被称为“生产”，也称为“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