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1953年12月生），現為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1981年作為中國文革後首批碩士畢業於蘭州大學（研究生），曾任陝西師範大學教授（1992年起）、中國農村發展信托投資公司研究員（1994年），現為中國經濟史學會理事、中國農民史研究會理事。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理事、青基會社區文化委員會委員、研究委員會委員、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特邀研究員、《方法》、《開放時代》、《中國學術》和《中國社會科學季刊》等學術刊物的編委。80年代初秦暉主要研究農民史（土地製度史與農民戰爭史）。

自80年代後期他轉嚮研究經濟史（主要為古代商品經濟史及中外比較經濟史）。90年代他緻力於結閤曆史研究與現實研究，在結閤社會調查與曆史文獻分析的基礎上建立農民學；包括狹義農民學（對農民。農業與農村社區的研究）與廣義農民學（農民國傢、農業文明與傳統社會及其演進、改革與現代化的研究）。他主持瞭一係列鄉村調查，主編瞭《農民學叢書》首批六本。

主要著作：

1、《田園詩與狂想麯：關中模式與前近代社會的再認識》，1996年，中央編譯齣版社。

2、《農村公社、改革與革命》（閤著），1996年，中央編譯齣版社。

3、《天平集》，1997年，新華齣版社。

4、《市場的昨天與今大：商品經濟、市場理性、社會公正》，1998年，廣東教育齣版社。

5、《耕耘者言：農民學文集》，1999年，山東教育齣版社。

6、《江浙鄉鎮企業轉製案例研究》，1997年，香港中文大學。

7、《學問中國》（閤著），1998年，江西教育齣版社。

社會良心的呼籲———讀秦暉的《天平集》

作者：何清漣

什麼是社會公正?社會公正與公平之間是什麼關係?公平與效率在目前的中國還值不值得關心?這就是目前深深睏擾國人的一些問題。最近在一本書上看到這樣的提法，說中國現在的上層人士關心自由，而下層人士則關心社會公正。這話倒是在無意中揭示齣瞭一個問題：上層人士在不公正的社會環境中屬於既得利益者，倡導公正（包含起點與規則公正）即反對機會不均等，這樣一來反而限製瞭他們的自由，因為在起點不公正與競爭規則不公正為先決條件的積纍財富的競賽中，那些大獲全勝的上層人士們當然不會關心公正，而隻關心他們是否能在這種無秩序的狀態中享受多大的自由。

所有對上述問題關心的人士，不妨將秦暉的《天平集》找來一讀。

凡對中國本世紀90年代思想史有興趣的人，必然會注意到秦暉的思想。在思想界不少人士已放棄瞭對政治資本與經濟資本之間互動關係研究的今天，秦暉數年來一直堅持呼籲社會公正在社會轉型期的重要性，《天平集》匯集瞭秦暉數年來研究的思想結晶，其中有不少曾在思想界引起深深關注的名篇，如《公正論》、《起點平等如何可能》、《公正、價值理性與反腐敗》、《公正為道德之基》就是對公平與效率、公正與公平在學理上進行瞭深入厘清的名篇。

至今為止，大多數中國人在談到公正與公平兩個詞語時，不太去分清二者之間的歧義。秦文指齣，justice（公平）與fairness（公正）這兩個概念在英文原義中是明顯有彆的。在西方，“公平與效率”之爭，是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情感法庭與理性法庭、人文關懷與科學主義、道德標準與功利標準這類幾乎是永恒的爭論背景下的一個政治或經濟問題，但所有論者都並不把更正置於與下列構成的“魚與熊掌”的關係中。換言之，如果公平（結果平等）與效率也許不能兩全的話，那末公正與效率是必須兩全的。近年來，西方一些學者盡管反對平等優先，卻不會反對公正至上。概言之，這種公正至上一是體現為“起點的公正”（機會均等），二是“作為規則的公正”。

作為規則的公正（競爭的公正）不難理解，也沒多少人對此提齣歧義，但起點公正（即形式的公正）時下被部分中國思想界人士視為不可能，在“起點平等如何可能”一文中，秦暉闡明瞭起點平等的意義所在：起點平等既不是來自於“人們對一切人生而平等”的單純自然狀態的實際體驗，更不是起源於“宙斯的裁決”，也不是基督教價值觀的體現，而是作為規則平等的邏輯前提而取得其先驗意義的。如果對規則平等的“規則”不做齣某種限定的話，“規則”與“平等”就不可能關聯。如奬勤罰懶是規則，優勝劣汰是規則，而“成則王侯敗者寇”、“有槍就是草頭王”也是規則。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把“規則平等”孤立起來看，就會造成一個悖論：不平等的規則是否意味著平等?———這是秦暉對時下國民平等觀一個盲點的厘清。同時秦暉還進一步叩問：誰有權立下規則以及立規則者與“規則”約束下的眾生間是什麼關係?為在邏輯上必須認定在規則之上另有原則存在，這一原則就是起點平等，沒有起點平等就沒有規則平等，從而也就不會有公正。想參加賽跑就得站在同一起跑綫上，想參加球賽就得0比0開場。

秦暉提齣起點的公正在時下自有大意義在。在國際社會裏，收入分配過分懸殊對一個國傢的産業結構轉換有著不可低估的不利影響。因為收入分配不平等，意味著收入集中在少數富人手裏。其必然結果是這個國傢的産品和勞務將會傾嚮於滿足少數富人的需求，這將引導有限的資源流嚮滿足富人的高檔消費品和奢侈品生産部門，刺激這些部門的畸形擴張，一般錶現為第三産業及第三産業中的尖端産業過分膨脹。我國前些年房地産業的畸形發展就是明顯的教訓，如當時的房地産開發商都將眼光放在彆墅及豪華住宅上，結果導緻大量建設資金沉澱，而房地産這一“龍頭”産業一旦不成其為經濟發展的“龍頭”，就導緻需求不暢，市場疲軟，失業增加。印度尼西亞在蘇加諾傢族把持下，放縱特權攫取財富，操縱輿論，使得這一個小小的國傢問題成堆，正如國際評論傢所說的那樣“印尼政權坐在火藥桶上”，如今這火藥桶爆炸，讓各鄰國擔心不已，不知什麼時候印尼的災難餘波會波及自己。其餘如“巴西病”，“印度病”，追根溯源，其由來莫不和其多年來一直忽視社會公正有關。

秦暉的專業雖非經濟學，但他近些年來有關經濟問題及社會公正的研究卻為中國的經濟研究注入瞭新的活力。由貧睏、收入分配等構成的社會公正問題已超齣經濟學範疇。隻要是深具人文關懷的經濟學傢，一旦將其視角由數量化的經濟領域轉嚮包括分配不公在內的社會公正領域，就會跨入經濟學之外的社會的、政治的、文化的、倫理的、心理的綜閤領域，采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研究社會經濟問題。可以說，由貧睏、收入分配等構成的社會公正問題已超齣經濟學範疇，而中國的現代化事業不僅需要經濟方麵的技術專傢，更需要深具人文關懷的“超經濟學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