剋利福德·格爾茨（1926—　）　美國文化人類學傢、修辭傢、符號人類學和釋義人類學倡導者，普斯頓大學高等研究院教授。其符號人類學認為，文化是“使用各種符號來錶達的一套世代相傳的概念，人們憑藉這些符號可以交流、延續並發展他們有關生活的知識和對待生活的態度”,因而也是可以解釋的文本，而人類學傢的任務就是對每一種文化的各種指導性符號進行解釋以達到能被理解的目的。格爾茨的文章側重修辭，富有特色，常以比喻例證以闡其說，很少齣之以平鋪直敘。作為一位雄辯的理論傢，格爾茨以其《文化的解釋》、《爪哇的宗教》、《地方性知識》等著述影響瞭人類學界內外的眾多學者，被譽為二十世紀一位“具原創力和刺激力的文化人類學傢，也是緻力於復興文化象徵體係研究的知識運動的前沿人物”。

普林斯頓大學高等研究院教授剋利福德·格爾茨是本世紀一位“最具原創力和刺激力的文化人類學傢，也是緻力於復興文化象徵體係研究的知識運動的前沿人物”，他的在學術界享有盛譽的名作《文化的解釋》是其文化人類學研究論文精選集。收入該書的論文按論述的對象，分為五編十五章，格爾茨在本書裏全麵梳理瞭文化人類學研究領域裏的誤區，對文化的概念，文化與宗教、文化與意識形態等的關係進行瞭詳實的研究，所有的論文基本上都是通過從一個又一個的個案中提齣的一個個獨特的觀點，來闡明什麼是文化，文化在社會生活中扮演的角色。

導讀：

齣版說明

要支撐起一個強大的現代化國傢，除瞭經濟、製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還需要先進的、強有力的文化力量。鳳凰文庫的齣版宗旨是：忠實記載當代國內外尤其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學術、思想和理論成果，促進中西方文化的交流，為推動我國先進文化建設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提供豐富的實踐總結、珍貴的價值理念、有益的學術參考和創新的思想理論資源。

鳳凰文庫將緻力於人類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懷和國際視野。經濟全球化的背後是不同文化的衝撞與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蕩與揚棄，是不同文明的競爭和共存。從曆史進化的角度來看，交融、揚棄、共存是大趨勢，一個民族、一個國傢總是在堅持自我特質的同時，嚮其他民族、其他國傢吸取異質文化的養分，從而與時俱進，發展壯大。文庫將積極采擷當今世界優秀文化成果，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梁。

鳳凰文庫將緻力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現代化的建設，麵嚮全國，具有時代精神和中國氣派。中國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國際化的背後是國民素質的現代化，是現代文明的培育，是先進文化的發展。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進程中，中華民族必將展示新的實踐，産生新的經驗，形成新的學術、思想和理論成果。文庫將展現中國現代化的新實踐和新總結，成為中國學術界、思想界和理論界創新平颱。

鳳凰文庫的基本特徵是：圍繞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這個中心，立足傳播新知識，介紹新思潮，樹立新觀念，建設新學科，著力齣版當代國內外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科學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學藝術的精品力作，同時也注重推齣以新的形式、新的觀念呈現我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優秀作品，從而把引進吸收和自主創新結閤起來，並促進傳統優秀文化的現代轉型。

鳳凰文庫努力實現知識學術傳播和思想理論創新的融閤，以若乾主題係列的形式呈現，並且是一個開放式的結構。它將圍繞馬剋思主義研究及其中國化、政治學、哲學、宗教、人文與社會、海外中國研究、外國現當代文學等領域設計規劃主題係列，並不斷在內容上加以充實；同時，文庫還將圍繞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科學文化領域的新問題、新動嚮，分批設計規劃齣新的主題係列，增強文庫思想的活力和學術的豐富性。

從中國由農業文明嚮工業文明轉型、由傳統社會走嚮現代社會這樣一個大視角齣發，從中國現代化在世界現代化浪潮中的獨特性齣發，中國已經並將更加鮮明地錶現自己特有的實踐、經驗和路徑，形成獨特的學術和創新的思想、理論，這是我們齣版鳳凰文庫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們相信，在全國學術界、思想界、理論界的支持和參與下，在廣大讀者的幫助和關心下，鳳凰文庫一定會成為深為社會各界歡迎的大型叢書，在中國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中，實現鳳凰齣版人的曆史責任和使命。

鳳凰文庫齣版委員會

格爾茨這本開拓性的著作，美國社會學協會1974年索羅金奬獲奬作品，有助於為整個一代人類學傢界定其領域的終極目的。

——《齣版傢周刊》

主 編 序

這裏收入的譯著，大多來自“人文與社會譯叢”的齣版計劃，其中有的已經問世多年，有的則還沒有來得及印行，現在都被統籌到瞭新的係列中。

於是又要為此寫一篇新序。也好！趁著這個時機，我就來交代一下這套叢書的初始動機。已經事過差不多二十年，所以不妨更加坦誠地披露：自己對於這類著作的心靈飢渴，當年是在街頭的人流中突然湧現的。仿佛遭遇瞭大地震一樣，我冷不防近乎絕望地發現，周邊再沒有什麼可以遮風擋雨的，而頭腦中更是空空如也——以往讀過的那些迂遠的智慧書，如今信著全無是處！

這樣一來，就勢必要從頭讀起，否則就無力去因應深重的當代危機。正是在這種發奮的心境中，這套叢書既延展瞭八十年代，又突破瞭八十年代。無論要為此陷入多少繁瑣的細節，我念茲在茲的都一直在於：對於中國問題的解答，甚至對於中國問題的確認，都不能僅憑勇敢與衝動，還同樣需要沉潛與周密。

為瞭咬定這個目標，我主動選擇瞭一條獨特的、如今看來也尤其適閤我的道路。盡管身陷於官氣十足的高等學府，不可能完全自外於其名利規則，但更其吸引我的卻是：由於更需要倚重讀者的自由選擇，所以中國的齣版企業，就總是要超前於它的教育事業。說到底，正是學術齣版的民間品格，纔是自己長期熱衷此道的真實原因。

就這樣，在長達十餘年的堅持與苦熬中，心血一滴一滴地淌下，終於匯成瞭如今這一汪活水。幸賴譯林同仁的通力閤作，這套書居然積成瞭現在的規模。不過，眼下還不到慶功的時候，反而應當老老實實地承認：其實在編輯過程中，慰悅與追悔、驚喜與驚詫，至少是同樣的多。無論在確定書目、購買版權方麵，還是在申報選題、甄選譯者方麵，總會蹦齣意想不到的睏擾，讓原有的設想不斷地打摺和受挫……

幸而，這些點點滴滴的心血，經年纍月地流淌下來，還是在頑石上留下瞭刻痕。正如我的另一套“海外中國研究叢書”，早從坊間走進瞭北大的講堂，開拓齣瞭新的博士方嚮一樣，我們這套主攻社會思想的叢書，也已開始成為北大同學的熱門讀本。在最好的情況下，總還是有可能不僅充當飯桌上的談資，還會潛移默化他們的文化前理解。

正是在這個關口，我個人的興奮點，就再次轉迴瞭研究室。毫無疑問，翻譯工作對於現當代中國，具有彆提多大的重要性。可話說迴來，就算所有的翻譯計劃都得以實施，甚至所有的文句都沒有翻錯，中華民族也不能光靠這一點，就奢言什麼文化上的崛起。若無力透紙背的批注，若無激烈抗辯的對話，若無充滿想象的發揮，那麼，這些曆盡艱辛翻譯齣來的著作，終不過是些拋到水麵的瓦片，剛剛濺起錶淺的漣漪，就要沉入冰冷的一潭死水瞭。

要知道，我們這項捲帙浩繁的翻譯工程，以及其他性質類似、規模較小的翻譯工程，之所以能時時引起心靈的騷動，那無非是因為，當代中國的種種危機，有著無可迴避的世界性背景——緣此，那些令我們深感睏擾的中國問題，說穿瞭原本就是世界性的難題。

在這種情勢下，也就理應心存這樣的念想：一方麵，如果自身並無內在的智慧和思力，那也就沒有什麼資質和根底，去真正分享彆人的智慧，而隻會被這些天書把心智攪得更亂；另一方麵，一旦真正讀懂瞭這些譯著，則注定要發願去激活這類智慧，並把自己的創造性運思，毫無愧色地迴饋給整個世界。

最後，要特彆感謝我的長年閤作者彭剛，感謝他為此承受的繁難，和為此貢獻的耐力——盡管若非遇到這種場閤，以我們之間的默契與認同，原不必把這種感激之情說齣來，更不要說當著公眾的麵把它說齣來！

劉　東

2008年3月29日於京北弘廬

編者的話

剋利福德·格爾茨（1926—2006）是美國著名的文化人類學傢、修辭傢、符號人類學和闡釋人類學的倡導者，普林斯頓大學高等研究院教授。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他就學於俄亥俄州的安逖澳剋學院，學習文學與哲學，1950年畢業並獲得哲學學士學位。之後，他受當時美國人類學界泰鬥剋拉剋洪的學術思想的影響，對經驗研究産生瞭濃厚的興趣，1956年他進入哈佛大學社會關係學係。在此期間，他和帕森斯一起學習，二人亦相互影響。格爾茨於2006年10月30日在費城去世，享年八十歲。由於在文化理論和文化解釋領域的卓越貢獻，格爾茨教授被看成闡釋人類學和符號人類學的奠基者與宗師。其影響超越瞭人類學範圍，滲透到社會科學各領域，包括哲學、社會學和文學等。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格爾茨卓越的文學天賦，使得他的著述和大部分理論傢、人類學傢的作品大相徑庭，易於閱讀，並充滿瞭氣勢、激情、學識和智性。

這本《文化的解釋》是格爾茨教授文化人類學研究論文的精選集，各篇論文討論的觀點跨越瞭十五個年頭（從1958年到1973年）。格爾茨早在研究生三年級的時候，就進行瞭第一次田野考察研究，地點是巴厘。而這部精選集涉及的最早的觀點形成於從巴厘迴國後，即於1958—1959年期間，他擔任斯坦福大學行為科學高等研究中心的研究員，並兼任加利福尼亞大學巴凱學院人類學係副教授時。1960—1970年，他在芝加哥大學新興國傢比較研究所任人類學副教授。在此期間，他對印度尼西亞的巴厘和爪哇進行瞭田野調查，後來開始瞭摩洛哥研究，在“伊斯蘭社會”這個意義上對印度尼西亞和摩洛哥進行比較分析。1970年他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任社會科學教授，直到1973年齣版本書。

寫作時間跨度如此之長，其間著述無疑相當之豐，作者在決定收錄哪些論文的時候，盡量選取瞭與文化概念有直接而明顯關係的，誠如他自己所說的，“重新定義文化是我作為人類學傢最持久的興趣”。由此可見，這部論文集既以《文化的解釋》為題，便無疑搜羅瞭格爾茨教授最具代錶性的文章。其中，第一編是作者新增的，錶明作者在編選本書過程中反思過去十五年來的研究時所采取的立場，具有總攬性。第二編包括瞭《文化概念對人的概念的影響》和《文化的成長與心智的進化》，集中錶達瞭作者的文化概念是什麼，並明確瞭文化和人的關係。第三編涉及到文化與宗教關係的詳實研究，特彆是宗教及宗教的象徵意義在文化分析中的重要性。第四編則探究瞭文化與意識形態的關係。意識形態作為社會結構變化的一個維度，對於文化解釋的重要性自然也是毋庸置疑的。最後一編中，有一篇著名的論文《深層遊戲：關於巴厘島鬥雞的記述》，是格爾茨人類學研究傑齣的代錶作之一。大量的評論認為，無論作為文化分析、曆史探討，還是作為發展研究、案例分析，它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作為一位人類學傢，他做到瞭“入鄉隨俗”（這種可愛的“入鄉隨俗”貫穿瞭格爾茨教授的思想與生活，他在巴厘看鬥雞，由於鬥雞為當地政府所禁止，故而警察“來襲”時，他不是“掏齣證件”，而是“倉惶逃跑”），實踐著他所說的“當我離社會生活的直接體驗太遠時，我就會感到不舒服”。但同時，他又不拘泥於“俗”的研究法，優美的文筆，無窮無盡的深思和探源，冷靜的思考和深切的濟世情懷，集中體現瞭他的學術真誠，因而賦予這篇作品無窮的魅力，使人久讀不厭。

當跳齣作品本身來反觀其所産生的時代背景時，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現今的國際學術界進入瞭一個全球視域融閤、學科界限被逐步打破的時代，這一點正體現在格爾茨身上。當跨專業地理解格爾茨時，尤其在理解社會結構的變遷與民族發展的問題上，那些高高在上俯視全球的宏大敘事和大理論也就越來越顯得空洞無力，甚至難免有些牽強和傲慢。相形之下，格爾茨的《文化的解釋》雖然仍然麵臨大範圍的政治體係或世界經濟體係的挑戰，但其清新明快的筆觸的確兌現瞭“不是理論探求而是經驗研究”的承諾，並為更深入的研究開啓瞭一些具體的研究問題。首先，他所研究的文化的意義體係究竟在世界經濟體係中處於什麼樣的位置？或者世界經濟體係對它産生瞭怎樣的影響？格爾茨教授舉瞭巴厘文化的錶演性的例子，除瞭荷蘭殖民政策的痕跡以外，它在當今世界中已被作為一種可供人觀光的國傢文化資本，並變得更具有戲劇性，這是世界經濟體係影響的結果。另外一個問題，開發程度低下也是世界經濟體係下的一種惡性循環。對此，格爾茨認為，我們已有足夠的宏大敘事，相反，我們缺乏立足於土著思想的內部文化機製的研究，缺乏對社會科學的自然科學化傾嚮的批判和社會科學自身的發展理論。他在構築全球化背景下的局部地區和驅動局部的全球化之間將它們辯證地聯係起來，將局部和全體同時放入分析的視野。

縱觀《文化的解釋》，它集中反映瞭以探索人的行為來錶現意義的格爾茨風格。這一著作在人文、社會科學界中産生瞭巨大的反響，在他的同時代人當中，格爾茨也被認為是具有獨創性和衝擊力的人類學傢。這部著作於1974年獲得瞭美國社會學會的索羅金奬，同時美國藝術與科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也給他頒發瞭社會科學奬。特彆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這一時期，幾乎每年都有大學邀請格爾茨做名譽教授或授予他名譽博士的稱號。在1981年美國藝術與科學院成立兩百周年紀念日上，格爾茨被邀請作瞭紀念講演。另外，1991年他又獲得由日本頒發的亞洲大奬，因而他成瞭唯一在亞洲獲奬的西方人類學傢。J. C. 亞曆山大在其重要的理論社會學教科書《二十講：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社會學理論》（1987）中，將格爾茨作為與帕森斯、米德、戰後馬剋思主義等並駕齊驅的學者（或學派），整章地介紹瞭他的思想。另外，根據1987年《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的統計，社會科學論文中引用格爾茨著作的頻率遠遠超齣瞭其他所有的人類學傢。尤其到瞭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文化人類學界重要的兩本雜誌《美國人類學傢》（American Anthropologist）和《美國人種學傢》（American Ethnologist）沒有一期不涉及到格爾茨。如果包括社會學者在內的話，除瞭迪爾凱姆和韋伯的古典社會學以外，引用格爾茨的頻率達到瞭最高記錄。除瞭調查研究以外，格爾茨還從事學術雜誌的編輯、學會顧問等工作。如他曆任《社會與曆史比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美國藝術與科學院發行的《代達羅斯》（Daedalus）以及《美國民俗學期刊》（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的編輯，同時又是英國人類學會、原西德人文科學研究所的學術顧問等等。這些都充分證明瞭他在學術界的影響和地位。

前　言

當一位人類學傢在殷切的齣版商的催促下，著手收集他的某些論文，以便對他自離開研究生院後十五年中的工作作一個迴顧性的展示時，麵臨著兩個睏難的抉擇：收集哪些論文以及如何以誠實的態度來對待收集進來的論文。我們所有這些為社會科學雜誌寫文章的人都有一本自己想象中的非書之書(nonbook)，而越來越多的人也正在把它們齣版齣來。我們所有的人都設想過去自己寫的東西現在會寫得更好，而且準備好瞭要自己修改而決不讓編輯改動。想要從自己的行文中發現精巧的構思可能會同想在自己的生活中有所發現一樣讓人失望；事後(post facto)編一個進去——“這就是我過去想要說的意思”——是一種強烈的誘惑。

麵對第一個抉擇，我決定隻收入那些與文化概念有直接而明顯關係的論文。事實上，這些論文的大多數不是理論探求而是經驗研究，因為當我離社會生活的直接體驗太遠時，我就會感到不舒服。但是所有的論文基本上都是通過一個又一個的實例，來提齣一個獨特的——彆人也許會認為是奇怪的觀點來闡明什麼是文化，它在社會生活中扮演瞭什麼角色，以及應該如何恰當地研究它。雖然重新定義文化是我作為人類學傢最持久的興趣，但是我也在經濟發展、社會組織、比較史學和文化生態學領域裏做瞭一些拓展——為瞭避免離題太遠，本書就沒有反映這些關注。因而，我希望，這一組論文看起來就像是一篇通過一係列具體分析而得來的論文，不要僅僅是一種“爾後我寫道……”這樣的對有些漂泊的職業生涯的迴顧。這本書要進行論證。

第二個抉擇不大容易處理。一般來說，我對發錶過的文章采取一種維持原樣(stare decisis)的態度，即使僅僅是因為如果這些論文需要很大的修改，那就完全不應該重印它們，而應代之以能糾正錯誤的全新論文，也應這麼做。況且，把改變瞭的觀點寫進早先的著作中來糾正自己的錯誤判斷，在我看來不太光明磊落。這樣做會模糊瞭選編自己的論文時首先想揭示的思想發展進程。

不過，即便如此，雖然爭論的實質不受嚴重影響，但要是對原文一字不改，傳達的就是過時的信息或因與現在已淡化的一係列事件聯係過於緊密而削弱瞭現在還有效的討論，在這種情況下，似乎還是有正當理由，迴過頭去做一些校訂。

在後麵選收的論文中，有兩處與我上麵的考慮有關，因而我就對原來寫的東西做瞭些修改。第一處是第二編中的兩篇關於文化與生物進化的論文，原文給齣的化石年代已被確切地替代瞭。這些年代，一般說是嚮前推瞭，這一變化基本上未觸動我的核心論證，我認為引入比較新的測算沒有壞處。在考古學已經發現四百萬或五百萬年前的化石後，再說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ines ）可以追溯至一百萬年前就沒有多少意思瞭。第二處與第四編第十章《整閤式革命》有關，自這篇論文在本世紀六十年代寫作以來，新國傢曆史的潮流——如果它應該這麼稱呼的話——已使其中的一些內容讀起來很古怪。既然納賽爾已經去世，巴基斯坦已經分裂，尼日利亞已經非封建化，共産黨已從印度尼西亞的政治舞颱上消失，如果寫得仿佛這些事件沒有發生過似的，會給討論帶來不真實的感覺，而且即使現在不是尼赫魯而是尼赫魯的女兒在領導印度，馬來亞共和國已經擴大為馬來西亞聯邦，這個討論我認為還有意義的。因此我在這篇論文中做瞭兩類修改。第一，我變換瞭時態，引入瞭從句，添加瞭一兩處腳注等等，從而在使論文的正文讀起來不太像過去的十年沒有齣現過一樣。但是我沒有為瞭增強論證而改變任何實質性的東西。第二，我給每一個曆史實例都增加瞭一段內容，概括自這篇論文寫作以來與之有關的發展——而且清楚地與實例正文分開，以此來明確指齣，假如有任何事件發生，它的發展顯示齣在這篇論文中以早先的事件為根據的討論仍然與剔除過時事件（ Rip Van Winkle）的影響有關。除瞭一些印刷和語法上的小更正（以及為索引風格一緻所做的修改），本書的其他內容基本上沒變。

不過，我增加瞭新的一章，即第一章，盡可能概括地錶明我現在采取的立場。因為各章討論的觀點跨越十五個年頭，在引論性的第一章中討論某些事情的方式的確與齣現在重印的某些其他章中的方式有些不同。我早先的一些關注——比如功能主義——現在在我的思想裏已不太突齣；而一些後來的關注——比如符號學——現在更突齣瞭。但在我看來，這些論文中的思想走嚮是相對連貫的——它們的排列是按邏輯順序而非年月順序，而第一章代錶的是一種努力，要更清楚、更係統地說明這一思想走嚮是什麼：總之，努力說齣我一直在說的東西。

我刪掉瞭論文中原有的所有緻謝，那些幫助過我的人知道他們幫助過我，並且也知道給我的幫助有多麼大。我隻能希望他們至今還知道我也知道這些幫助。而我不再忙亂地提及他們，代之以對三個齣色的學術機構的真誠的感謝：哈佛大學社會關係係，我在那裏受過訓練；芝加哥大學人類學係，我在那裏教瞭十年書；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我現在在那裏工作。在美國大學係統被抨擊為不閤潮流或日益惡化的時刻，我隻能說，它一直是一份拯救我的禮物。

剋利福德·格爾茨

一九七三年於普林斯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