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翻译即便是一种创作，也不过是转换性创作，毕竟不同于原始性创作。因而，原著的作者才具有“亲娘”的地位，而译者至多不过扮演“保姆”的角色。这对于那些青灯黄卷不辞劳苦的译者来说，未免有些不公，在译作不算成果而撰著易于迻译的当下中国学界，似乎尤其如此。于是，译者便有些不甘和不服，遂不避佛头着粪之责和狗尾续貂之讥，在译著正文之外加上不痛不痒的“导言”或不三不四的“后记”。这虽然常常误导读者，但毕竟可以为自己争得个“后妈”名分，终不至于沦为“保姆”一族。译者这篇译者导言和后记大抵也出于为正当“后妈”而斗争吧。

“著作等身”一词如果不是对粗制滥造之辈的讽刺，而是对才华横溢之士的褒奖，那么，用这个词来形容哈贝马斯的丰硕成果则显得恰如其分；“经典大师”一词如果不是对滥竽充数之流的廉价吹捧，而是出于对真才实学的赞颂，那么，哈贝马斯的学术地位接受这个美誉可谓名副其实。环顾世界人文社科思想史，生年能够亲见自己的著作成为经典，由此欣享大师的殊荣，有如哈氏者实在寥寥无几。在分工日趋精细的时代，学者日益专家化，一生都精耕细作于自己的“半亩方塘”中，在学科或专业上意图“红杏出墙”，多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结果是不得不“从一而终”。然而，哈贝马斯却成为一个例外，他的研究领域横跨哲学、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学。更为值得敬佩的是，他在所有这些学科都颇有建树和成果斐然。正如这部原著封底的介绍所言，“哈贝马斯的著作业已推动了20世纪政治哲学和政治理论的最重要发展”；“伴随《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一书的问世，哈贝马斯完成了民主社会中现代法学理论的重要探索”。哈氏理论所产生的世界性影响足以表征他的贡献之大。

本书是一部研究哈贝马斯理论的文集。两位作者来自美国，其他三位作者分别来自德国、荷兰和葡萄牙。他们的学科背景涉及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学，都是不同领域中哈贝马斯理论的专家。毫无疑问，本书具有国际性和跨学科的特色，展示了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多维的观察角度。此外，本书还附有一篇哈贝马斯一篇文章，它是对《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一书核心思想的集中概括。本书尽管出版于12年前，其后研究哈贝马斯的著述层出不穷，但是，对于研究哈贝马斯的理论来说，她仍然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和范导性意义，因而在这个领域广被引用。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本书完美无缺，无可挑剔，实际上，作者的许多观点和方法都在某种程度上表露出个人的立场和偏好，甚至存在一些对哈贝马斯理论的误读和曲解。因此在阅读本书时，读者应以火眼金睛甄别其是非曲直，洞悉其利弊得失。

我这个小店经营“哈贝马斯牌货品”已有数年。在这个学术五花八门、流派五湖四海和著述五光十色的时代，为何“任凭弱水三千”而我却“独取一瓢饮”？实际上，这种多少有些赶时髦之嫌，甚至有在学术上“傍大款”之虞，并非出于什么“理性计算”或“市场谋略”，而是源自一种旨趣或偏好而已，或曰“非瓢漂水，水自流，瓢自漂耳”，至于背后是否具有某种“无形之手”，那就实在不得而知了。我和几位弟子经年累月在这个小店中转悠，虽然时间和精力“投入”不少，但“进项”或“收益”却十分有限。值此译作付梓之机，除了说几句废话，作为 “学术收益”的副产品，与“正品”一道“捆绑销售”，还需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方洁女士协助解决版权，她及其他编辑的认真审读和建议使本译稿避免了许多瑕疵。还须提醒的是，这些“正品”经我“倒腾”之后，可能走样变形，但愿读者“上帝们”在阅读中，对于如我之流的“二道贩子”严加防范，慎勿受骗。

这个春天，沙尘尽管还不时露面，但毕竟很少光顾，也许女娲炼石补天的跨世纪工程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几场难得的春雨清洗了污浊的空气，据不完全统计，蓝天白云的日子比去年至少翻了两番；杨花柳絮不再如往年那样四处飘飞，几乎无孔不入；嫩绿的小草、鹅黄的杨叶以及泛紫的野花显得格外新鲜和富有生机，似乎在传递着新春的信息，讲述着远古的童话，演绎着命运的轮回，孕育着生命的希望。面对这一切，本应有感而发，无奈古人已经“好话说尽”，只好把前人的四个诗句予以“拉郎配”，聊表胸臆：

城上斜阳画角哀，小园香径独徘徊。

昔人已乘黄鹤去，前度刘郎今又来。

这虽不属于恶搞，但终不离二道贩子之本行。

高鸿钧

戊子年4月于清华园

本书是论述哈贝马斯政治哲学和法学理论的权威性著作，内容涉及交往行为理论对于法学理论发展的重大贡献，现代社会法律的正当性基础，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以及商谈伦理学视域中的人权等重要议题。作者均是研究哈贝马斯理论的国际名家。他们从不同学科和不同视角阐释了哈贝马斯的政治哲学和法学理论，既指出了其中的重大贡献，也对哈氏的某些观点进行了商榷并提出了质疑。这些讨论、对话和商榷不仅有助于读者深化对于哈贝马斯法学理论的理解，而且有助于推进这种理论的改进和发展。.

本书是具有深度的法哲学和法社会学著作，适合于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的政治哲学和法学理论研究者，也适合于对法哲学、法社会学以及政治哲学饶有兴趣的一般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