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1901年生于德国科隆，但他“完全是在维也纳熏陶成长起来的”，而沃格林的学术生命，严格说来，却是在美国度过和完成的。沃格林大学期间主修的是法律，他的导师是名噪一时的法律实证主义大师凯尔森，但他似乎更关心“法国、德国哲学家以及天主教神学家的著作”，而在公众眼中，沃格林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政治哲学家。一切地域文化的界限，学科专业的藩篱，在沃格林身上都土崩瓦解。

简介：

沃格林在《城邦的世界》中进行了一种“治疗性分析”。“秩序的历史产生于历史的秩序”，一切有价值的思想，都产生于思想家对其所处时代社会问题的忧患意识。思想最初的冲动，源于要去探析社会问题的来源，寻求秩序之道，城邦的世界之兴衰成败对于存在真理的探究，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契机。在沃格林看来，古希腊的悲剧、哲学和历史作品，无一不是这样的忧愤之作。而当城邦的世界最终走向崩溃的时候，给城邦看病听诊的内科医生是修昔底德，而负责治疗的、动手术的外科医生，则非柏拉图莫属。用沃格林在本卷最后一句话来说，这样才构成了一种完整的“政治科学”。

导读：

当代最为重要的政治学家并不是哈贝马斯和罗尔斯，而是沃格林和施特劳斯。

———詹姆斯·罗兹

思想者的真诚首先在于，随时准备推翻自己的定见从头开始！出生于自由思想之家的沃格林的“史稿”，不同样（且首先）在冲击西方学界近两百年来的启蒙传统观念？

———列奥·施特劳斯

现在所谓的社会科学中的解释学转向，沃格林从开始学术工作起就已经在践行了。

———尤尔根·戈布哈特

译 后 记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埃里克·沃格林的名字是相当陌生的，远不及列奥·施特劳斯、汉娜·阿伦特、卡尔·施米特这些名字那么如雷贯耳。而一旦接触沃格林的著作，更可能叫苦不迭，觉得难以卒读，遑论理解。犹记得我在美国访问的时候，跟一位精研“德国流”政治哲学的美国教授聊天，讲起我正在翻译沃格林的《秩序与历史》。这位美国教授连呼“Amazing”，说中国读者不可能理解沃格林，说这很可能会重蹈 “Lost in Translation”（好莱坞电影《迷失东京》的英文片名）之覆辙。他那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我至今记忆犹新。

确实，在我接手本卷翻译之时，国内学界对于沃格林的了解即使不算空白，也是寥若晨星。此前我对沃格林的了解，也仅止于知道此君有一部名著曰《政治的新科学》。翻阅资料的结果是大失所望。那时我能拿到的关于沃格林的中文资料，仅有意大利人马斯泰罗内《当代欧洲政治思想》中的一章，以及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约翰·冈纳尔《政治理论：传统与阐释》一章中的三分之一内容（文中将沃格林的名字译为“维吉林”），另外就是西人编纂的《20世纪政治思想家辞典》中的一个条目。这样的翻译工作，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术语名词上，可以说都是白手起家。让人略感欣慰的是，近期国内学界陆续出现了一些关于沃格林的研究性论文，以及他其中一些作品的中文译本。据我了解，也有多位学人已经，或者有意将沃格林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举凡这些，足以佐证沃格林思想的重要性，已经逐渐为国人所认识。相比之下，国外的沃格林研究要鼎盛得多了。美国有一个规模庞大的沃格林研究学会，定期举办研讨会，其盛况诸位从其网页上可窥见一斑；有E.桑多斯、B.库珀等当代政治哲学名家为其著书立传，编纂全集。我曾经在美国某大学图书馆，看到这套摆在显眼位置的全集，心中敬意油然而生。是的，沃格林也许不属于那种“流行的”、一呼百应的思想家，但绝对是一位令人高山仰止的大师。

埃里克·沃格林，1901年生于德国科隆，但他“完全是在维也纳熏陶成长起来的”，而沃格林的学术生命，严格说来，却是在美国度过和完成的。沃格林大学期间主修的是法律，他的导师是名噪一时的法律实证主义大师凯尔森，但他似乎更关心“法国、德国哲学家以及天主教神学家的著作”（马斯泰罗内语），而在公众眼中，沃格林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政治哲学家。一切地域文化的界限，学科专业的藩篱，在沃格林身上都土崩瓦解。

写作《秩序与历史》的最初动因，乃是因为沃格林本来要写作一部《政治观念史》，无奈受限于教科书的篇幅，只好另寻出路，将这些准备好的素材独立成卷。不过，沃格林在《秩序与历史》中的雄心，远远超出了“观念史”的一般化探究，而要进行一种“治疗性分析”。 “秩序的历史产生于历史的秩序”，一切有价值的思想，都产生于思想家对其所处时代社会危机的忧患意识。正所谓“乱世出真知”，思想最初的冲动，源于要去探析社会危机的来源，寻求重建和恢复秩序之道。生逢乱世，对于个人是大不幸，对于存在真理的探究，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契机。在沃格林看来，古希腊的悲剧、哲学和历史作品，无一不是这样的忧愤之作。而当城邦的世界最终走向崩溃的时候，给城邦看病听诊的内科医生是修昔底德（沃格林还专门论证这位修昔底德与希腊医学家之间的渊源，好像故意要说明他有些像一位医生似的），而负责治疗的、动手术的外科医生，则非柏拉图莫属。用沃格林在本卷最后一句话来说，这样才构成了一种完整的“政治科学”。

然而，沃格林的《秩序与历史》本身，又何尝不是一部现代性危机之下的忧愤之作呢？国人对于现代性问题已然不陌生，我们所了解的当代西方重要思想家，几乎都可以用批判现代性作为其思想的维度。沃格林当然也不例外。在他有生之年，沃格林对于现代性的批判可谓不遗余力。但与其他人不同，或者说更胜一筹的是，很多人是站在另类的立场上去批判现代性，比如诉诸古典，又或是诉诸将来，又或是诉诸超验的力量，到头来，还是各说各的话，你批判得起劲，别人照样活得潇洒。沃格林就不同了，他就像钻进了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请原谅我用这个通俗的比喻），在现代性里面去反现代性，他要将现代性的烂肠烂肚全部翻出来给大家看，看它是怎样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沃格林将现代性的问题统统归结于那个著名的“诺斯替主义”或称“灵知主义”。沃格林是沿着西方思想发展的进程本身，去一路追寻现代性的来龙去脉，也就是这个诺斯替主义的源流。从某种意义上，本卷《城邦的世界》在这场追寻中具有一个独特的地位，因为它揭示了从“宇宙论神话”向“哲学”的“存在的飞跃”中，这个后来在现代世界大发神威的诺斯替主义的先决条件，也就是人的灵魂，是如何被发掘出来的：在宇宙论神话的秩序中，人依然仰望苍穹；但是在荷马史诗中，神的拟人化已经登峰造极；这还不算，到了赫西俄德，诗人自己走进了诗中，不再是匿名的了，人的自我意识已经凸显出来；最后毕其功于一役的，是赫拉克利特，正是他第一个彻底地将人的灵魂发掘出来，并且让它成为灵感的源泉。可以说，政治思想史在沃格林笔下，就是一场宁静的灵魂与躁动的灵魂之间的恒久之战。

作为译者，关于沃格林我所能说的，只是个人在翻译本卷过程中一些有限的体会而已。如前所述，我对沃格林的了解几乎为零，虽然这样我有借口“悬置”一些“先天判断”，毫无障碍地直接领会沃格林的思想，但这确是一个借口而已。我实在是没有资格去评价沃格林思想的是非功过。这种捉襟见肘的介绍，无助于读者了解沃格林的思想，甚至也无助于加深对本卷的理解，因此我还是建议读者直接去阅读文本，去领会沃格林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以及对古典素材如数家珍的深厚功力。沃格林绝非哗众取宠、华而不实的所谓“政治哲人”，他不会用花言巧语去博取读者的追随，相反，沃格林的作品因为太“实”，太注重考据，而显得平淡无奇、枯燥乏味且晦涩费解。这种阅读经验，非中国读者所独有。如果本卷编者莫拉卡斯所言非虚的话，看来美国读者的感觉也好不到哪里去。兴许沃格林要告诉我们的是，政治哲学的探究，绝非逞一时之快，凭奇思妙想就可以达到，而是一次次异常艰辛的搜寻证据之旅。虽说当代政治哲学对政治学领域的科学主义潮流颇多微词，但这并不等于说政治哲学就是天马行空，不要方法，沦为意见的表达。须知在沃格林的“批判性研究”中，是没有“推论式假设”立足之地的。应该说，沃格林的作品，为我们判断政治哲学研究水准的高低优劣，提供了一个衡量标准。

不难想见，本卷的翻译绝对是一件苦差事。而另一个让我犯难的事情就是，我对古希腊政治社会和哲学的了解，连皮毛都谈不上，每每动笔，说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毫不为过。由于沃格林的作品十分诘屈聱牙，为了不败坏读者阅读的胃口，我在翻译过程中尽量采用比较通顺和容易理解的语言，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遮掩原作者的文风，在一些术语的表述上显得不够“专业化”，故恳请读者诸君理解我的苦心。翻译中的错误在所难免，也恳盼方家不吝批评指教，以便于本卷的修缮。

在本卷翻译过程中，我前往北京大学，与《秩序与历史》第一卷译者李强教授及其弟子叶颖博士、孔新峰博士、段保良博士进行了愉快的交流，就一些术语的翻译方面达成了共识，同时也有幸直接向沃格林研究的专家尤尔根·戈布哈特教授当面请教，可谓受益匪浅。我也要感谢译林出版社的黄颖女士，正是在她的一再催促下我才勉力按时完成了译稿，同时她还一力承担了烦难的译稿审校工作。另外，翻译工作还得到复旦大学“金苗”项目的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此刻，我不免又想起了那位美国教授的提醒。但愿《城邦的世界》的译介，不会是又一次“迷失”的开始。

陈周旺

于复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