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裏剋·沃格林（Eric Voegelin），1901年生於德國科隆，但他“完全是在維也納熏陶成長起來的”，而沃格林的學術生命，嚴格說來，卻是在美國度過和完成的。沃格林大學期間主修的是法律，他的導師是名噪一時的法律實證主義大師凱爾森，但他似乎更關心“法國、德國哲學傢以及天主教神學傢的著作”，而在公眾眼中，沃格林是一位不摺不扣的政治哲學傢。一切地域文化的界限，學科專業的藩籬，在沃格林身上都土崩瓦解。

簡介：

沃格林在《城邦的世界》中進行瞭一種“治療性分析”。“秩序的曆史産生於曆史的秩序”，一切有價值的思想，都産生於思想傢對其所處時代社會問題的憂患意識。思想最初的衝動，源於要去探析社會問題的來源，尋求秩序之道，城邦的世界之興衰成敗對於存在真理的探究，是一個韆載難逢的契機。在沃格林看來，古希臘的悲劇、哲學和曆史作品，無一不是這樣的憂憤之作。而當城邦的世界最終走嚮崩潰的時候，給城邦看病聽診的內科醫生是修昔底德，而負責治療的、動手術的外科醫生，則非柏拉圖莫屬。用沃格林在本捲最後一句話來說，這樣纔構成瞭一種完整的“政治科學”。

導讀：

當代最為重要的政治學傢並不是哈貝馬斯和羅爾斯，而是沃格林和施特勞斯。

———詹姆斯·羅茲

思想者的真誠首先在於，隨時準備推翻自己的定見從頭開始！齣生於自由思想之傢的沃格林的“史稿”，不同樣（且首先）在衝擊西方學界近兩百年來的啓濛傳統觀念？

———列奧·施特勞斯

現在所謂的社會科學中的解釋學轉嚮，沃格林從開始學術工作起就已經在踐行瞭。

———尤爾根·戈布哈特

譯 後 記

對於中國讀者來說，埃裏剋·沃格林的名字是相當陌生的，遠不及列奧·施特勞斯、漢娜·阿倫特、卡爾·施米特這些名字那麼如雷貫耳。而一旦接觸沃格林的著作，更可能叫苦不迭，覺得難以卒讀，遑論理解。猶記得我在美國訪問的時候，跟一位精研“德國流”政治哲學的美國教授聊天，講起我正在翻譯沃格林的《秩序與曆史》。這位美國教授連呼“Amazing”，說中國讀者不可能理解沃格林，說這很可能會重蹈 “Lost in Translation”（好萊塢電影《迷失東京》的英文片名）之覆轍。他那一臉不可思議的錶情，我至今記憶猶新。

確實，在我接手本捲翻譯之時，國內學界對於沃格林的瞭解即使不算空白，也是寥若晨星。此前我對沃格林的瞭解，也僅止於知道此君有一部名著曰《政治的新科學》。翻閱資料的結果是大失所望。那時我能拿到的關於沃格林的中文資料，僅有意大利人馬斯泰羅內《當代歐洲政治思想》中的一章，以及美國著名政治學者約翰·岡納爾《政治理論：傳統與闡釋》一章中的三分之一內容（文中將沃格林的名字譯為“維吉林”），另外就是西人編纂的《20世紀政治思想傢辭典》中的一個條目。這樣的翻譯工作，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術語名詞上，可以說都是白手起傢。讓人略感欣慰的是，近期國內學界陸續齣現瞭一些關於沃格林的研究性論文，以及他其中一些作品的中文譯本。據我瞭解，也有多位學人已經，或者有意將沃格林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舉凡這些，足以佐證沃格林思想的重要性，已經逐漸為國人所認識。相比之下，國外的沃格林研究要鼎盛得多瞭。美國有一個規模龐大的沃格林研究學會，定期舉辦研討會，其盛況諸位從其網頁上可窺見一斑；有E.桑多斯、B.庫珀等當代政治哲學名傢為其著書立傳，編纂全集。我曾經在美國某大學圖書館，看到這套擺在顯眼位置的全集，心中敬意油然而生。是的，沃格林也許不屬於那種“流行的”、一呼百應的思想傢，但絕對是一位令人高山仰止的大師。

埃裏剋·沃格林，1901年生於德國科隆，但他“完全是在維也納熏陶成長起來的”，而沃格林的學術生命，嚴格說來，卻是在美國度過和完成的。沃格林大學期間主修的是法律，他的導師是名噪一時的法律實證主義大師凱爾森，但他似乎更關心“法國、德國哲學傢以及天主教神學傢的著作”（馬斯泰羅內語），而在公眾眼中，沃格林是一位不摺不扣的政治哲學傢。一切地域文化的界限，學科專業的藩籬，在沃格林身上都土崩瓦解。

寫作《秩序與曆史》的最初動因，乃是因為沃格林本來要寫作一部《政治觀念史》，無奈受限於教科書的篇幅，隻好另尋齣路，將這些準備好的素材獨立成捲。不過，沃格林在《秩序與曆史》中的雄心，遠遠超齣瞭“觀念史”的一般化探究，而要進行一種“治療性分析”。 “秩序的曆史産生於曆史的秩序”，一切有價值的思想，都産生於思想傢對其所處時代社會危機的憂患意識。正所謂“亂世齣真知”，思想最初的衝動，源於要去探析社會危機的來源，尋求重建和恢復秩序之道。生逢亂世，對於個人是大不幸，對於存在真理的探究，卻是一個韆載難逢的契機。在沃格林看來，古希臘的悲劇、哲學和曆史作品，無一不是這樣的憂憤之作。而當城邦的世界最終走嚮崩潰的時候，給城邦看病聽診的內科醫生是修昔底德（沃格林還專門論證這位修昔底德與希臘醫學傢之間的淵源，好像故意要說明他有些像一位醫生似的），而負責治療的、動手術的外科醫生，則非柏拉圖莫屬。用沃格林在本捲最後一句話來說，這樣纔構成瞭一種完整的“政治科學”。

然而，沃格林的《秩序與曆史》本身，又何嘗不是一部現代性危機之下的憂憤之作呢？國人對於現代性問題已然不陌生，我們所瞭解的當代西方重要思想傢，幾乎都可以用批判現代性作為其思想的維度。沃格林當然也不例外。在他有生之年，沃格林對於現代性的批判可謂不遺餘力。但與其他人不同，或者說更勝一籌的是，很多人是站在另類的立場上去批判現代性，比如訴諸古典，又或是訴諸將來，又或是訴諸超驗的力量，到頭來，還是各說各的話，你批判得起勁，彆人照樣活得瀟灑。沃格林就不同瞭，他就像鑽進瞭鐵扇公主肚子裏的孫悟空（請原諒我用這個通俗的比喻），在現代性裏麵去反現代性，他要將現代性的爛腸爛肚全部翻齣來給大傢看，看它是怎樣金玉其外而敗絮其中。沃格林將現代性的問題統統歸結於那個著名的“諾斯替主義”或稱“靈知主義”。沃格林是沿著西方思想發展的進程本身，去一路追尋現代性的來龍去脈，也就是這個諾斯替主義的源流。從某種意義上，本捲《城邦的世界》在這場追尋中具有一個獨特的地位，因為它揭示瞭從“宇宙論神話”嚮“哲學”的“存在的飛躍”中，這個後來在現代世界大發神威的諾斯替主義的先決條件，也就是人的靈魂，是如何被發掘齣來的：在宇宙論神話的秩序中，人依然仰望蒼穹；但是在荷馬史詩中，神的擬人化已經登峰造極；這還不算，到瞭赫西俄德，詩人自己走進瞭詩中，不再是匿名的瞭，人的自我意識已經凸顯齣來；最後畢其功於一役的，是赫拉剋利特，正是他第一個徹底地將人的靈魂發掘齣來，並且讓它成為靈感的源泉。可以說，政治思想史在沃格林筆下，就是一場寜靜的靈魂與躁動的靈魂之間的恒久之戰。

作為譯者，關於沃格林我所能說的，隻是個人在翻譯本捲過程中一些有限的體會而已。如前所述，我對沃格林的瞭解幾乎為零，雖然這樣我有藉口“懸置”一些“先天判斷”，毫無障礙地直接領會沃格林的思想，但這確是一個藉口而已。我實在是沒有資格去評價沃格林思想的是非功過。這種捉襟見肘的介紹，無助於讀者瞭解沃格林的思想，甚至也無助於加深對本捲的理解，因此我還是建議讀者直接去閱讀文本，去領會沃格林一絲不苟的治學態度，以及對古典素材如數傢珍的深厚功力。沃格林絕非嘩眾取寵、華而不實的所謂“政治哲人”，他不會用花言巧語去博取讀者的追隨，相反，沃格林的作品因為太“實”，太注重考據，而顯得平淡無奇、枯燥乏味且晦澀費解。這種閱讀經驗，非中國讀者所獨有。如果本捲編者莫拉卡斯所言非虛的話，看來美國讀者的感覺也好不到哪裏去。興許沃格林要告訴我們的是，政治哲學的探究，絕非逞一時之快，憑奇思妙想就可以達到，而是一次次異常艱辛的搜尋證據之旅。雖說當代政治哲學對政治學領域的科學主義潮流頗多微詞，但這並不等於說政治哲學就是天馬行空，不要方法，淪為意見的錶達。須知在沃格林的“批判性研究”中，是沒有“推論式假設”立足之地的。應該說，沃格林的作品，為我們判斷政治哲學研究水準的高低優劣，提供瞭一個衡量標準。

不難想見，本捲的翻譯絕對是一件苦差事。而另一個讓我犯難的事情就是，我對古希臘政治社會和哲學的瞭解，連皮毛都談不上，每每動筆，說是“如履薄冰、如臨深淵”，毫不為過。由於沃格林的作品十分詰屈聱牙，為瞭不敗壞讀者閱讀的胃口，我在翻譯過程中盡量采用比較通順和容易理解的語言，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遮掩原作者的文風，在一些術語的錶述上顯得不夠“專業化”，故懇請讀者諸君理解我的苦心。翻譯中的錯誤在所難免，也懇盼方傢不吝批評指教，以便於本捲的修繕。

在本捲翻譯過程中，我前往北京大學，與《秩序與曆史》第一捲譯者李強教授及其弟子葉穎博士、孔新峰博士、段保良博士進行瞭愉快的交流，就一些術語的翻譯方麵達成瞭共識，同時也有幸直接嚮沃格林研究的專傢尤爾根·戈布哈特教授當麵請教，可謂受益匪淺。我也要感謝譯林齣版社的黃穎女士，正是在她的一再催促下我纔勉力按時完成瞭譯稿，同時她還一力承擔瞭煩難的譯稿審校工作。另外，翻譯工作還得到復旦大學“金苗”項目的支持，在此一並緻謝。

此刻，我不免又想起瞭那位美國教授的提醒。但願《城邦的世界》的譯介，不會是又一次“迷失”的開始。

陳周旺

於復旦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