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晨，1986年生，山东滨州人。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首批“博雅”博士后。现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研究员、助理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的教学与研究。著有《萧朝贵与太平天国早期史》《义和团》等，在《近代史研究》《清史研究》《历史档案》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30余篇。

太平天国定鼎金陵，江南社会剧烈震荡。各阶层群体的政治取向发生分化，民众与太平天国的关系表现为消极避世、合作或对立等多重面貌。其中，民众与太平天国对立关系的形成、发展直接导致太平军对清战争形势的逆转。在太平天国统治区，特别是19世纪60年代太平军奄有苏浙膏腴之地，“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的“民变”呈现了一道别样的历史景象。民变所展现的对立内涵具有特殊性和说服力。这些集体行动主要是利益的对抗，事件本身不甚具有明显的政治敌对意识；民变的大部分领导人和参加者是先前在社会分化浪潮中归顺或遵从太平天国统治的群体，他们的呐喊传达了更为真实的历史信息。“天国”民变的时空分布、人员构成、类型区划、动员模式、太平天国政府的调控应对等诸项因素全景式地展现了太平天国与民众对立关系的重要表现、成因及影响。与太平天国据守江南前20年间清朝统治下的同区域民变相比，“天国”民变的各项要素既有前朝传统的延续性，又有战时太平天国自己的特殊性。

民变的抗争矛头大多指向太平天国的社会战略，特别是经济政略。虽然文化反感与禁毁偶像、变动婚丧礼法等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是士绅和普通百姓排斥太平天国的重要原因，但切身的经济利益冲突才是引发士绅和普通百姓共同参与民变的根源。19世纪60年代太平天国统治方式转向的误差主要在经济领域，表现为在田赋制度方面承袭清朝旧制旧弊，以及在恢复传统社会经济秩序时自我孤立的政略。从这个层面说，太平天国只是在占领区实现了政权的易手，并未能实现新旧社会的转型交替。于是经济政略的弊病直接促生了江南在太平天国短短三四年统治期内的数十起民变。民变多元复杂的社会效应同样对太平天国统治产生影响。首先，民心渐失，后期太平天国“人心冷淡”的现实，不仅是在军中、朝内，在民间亦是如此；其次，“高效”镇压的背后，反映了民变耗费政府财力、牵扯行政精力和分散太平军兵力的实质。更重要的是，在某种程度上，统治区风起云涌的民变宣告了太平天国在社会控制层面的失败。民变与团练、盗匪、腐败、内讧等不安定因素愈演愈烈，官、绅、民的关系陷入结构性失衡，社会失控加剧，太平天国的内溃之势已萌生于军事溃败之先。社会战略的失败，预示着“天国”陨落的命运。

太平天国的社会战略展现了太平天国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特殊实态。在太平天国占领下的广大乡村地区，乡村政治实践的主角仍然是“天国”政府官员和太平军。他们通过普及乡官制度将乡村管理纳入国家政权系统运行轨道、不遗余力地干预敏感的业佃关系和倾向动用军队镇压因租佃事务而起的民变、力图取代传统社会组织在社会救济和公共工程等领域的角色，均体现了太平天国政治权力向乡村社会的渗透。广泛而频繁地引发激变四野的民众反抗，也是国家权力不当控制地方社会的直接反映。一般来说，民变与太平天国统治深入基层的程度和干预介入基层的多少成正比例关系：愈是“天国”统治深入基层的地区，民变的数量愈多，规模愈大，烈度愈强。我们并没有充分看到太平军的控制困守于行政城市城墙之内的现象，也没有看到正统乡村名流继续稳固地掌控农村，反而发现太平天国以较为积极的姿态涉足地方事务，士绅的传统权力在“天国”统治区也因乡官制度的束缚、民变的打击、太平军的打压、土地的丧失、生计无着、乡绅数量的流失、社会结构重组等原因遭到限制和削弱。不同于该时期绅权扩大的一般势态，统治区的绅权呈现被压缩的另面镜像。战后，清政府在重整社会秩序工作中有意识地继承江南绅权被压制的趋势，在更广范围内限制和约束绅权，激发了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新一轮角逐，并对晚清政局产生影响。

处动荡时代，民变频发，种类繁多。在面面俱到的一般性叙述和较深入的特定时空特定对象研究的两选之间，应对研究的时段、地区和对象有所侧重，研究区域：偏重于太平天国建立较稳定统治并有效推行各项政策方略的地区——江南；研究时段：瞩目于太平天国的后期；研究对象：框定于带有自发性、突发性，特别是与清政府或清军没有直接组织联系的民变类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