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自序 帝國的手術 001
開篇 天朝的渡口 001
001 繁華的天津
003 半個首都
004 “阿拉”天津
第一章 帝國的盲腸 007
009 曾國藩“剃頭”
010 大清“河豚”
013 入京“剃頭”
016 直隸風暴
016 此間吏治極壞
018 老“曾”常談
020 抽心一爛
022 神鞭天津衛
023 天津慘案
025 雞蛋大白薯
027 清政府“不作為”
030 蹚雷先鋒
030 此去津門，有去無迴
032 津門“地雷陣”
034 內疚神明
第二章 首都2?郾0版 037
039 “痞子”李鴻章
040 “痞子”入津
042 眾怒不犯
046 天津靜默升級
046 “條”與“塊”
048 設置“天津海關道”
050 人事資源
053 日本人來瞭
053 “通情好、結和親”
056 平等條約
059 海河上的星條旗
060 熱情的李鴻章
062 流逝的琉球
064 夫人外交
第三章 救治大災荒 067
069 抗災緊急行動
070 人間地獄
072 應急機製
074 民為邦本
076 特大火災
077 奪命大火
079 士紳的力量
083 盛宣懷賑災
084 深入一綫
086 景州賑案
090 “愛國”的鴉片
090 林則徐對鴉片的新看法
092 待到罌粟爛漫時
第四章 越軌擠奶 097
099 上海灘奶牛
100 韆絲萬縷
103 保衛上海
106 天津的“越軌”
106 上海事故
108 雲南危機
110 中堂能見其大
113 關注天邊的“炫奇大會”
113 商戰救國
117 立國之本
第五章 資本的貞操 121
123 大清“比基尼”
124 誰是老大
126 “冷錢”熱流
128 萬能“洋”皮
130 股市風潮
131 魔瓶“開平”
133 泡沫破碎
137 地産大鰐
137 天津投資客
139 上海弄潮兒
141 危機遇難者
144 大盜首善鬍雪岩
145 作繭自縛
147 穿彆人的鞋， 走自己的路
149 點金之術
154 鬍大善人
157 冰山融化
第六章?搖“床”下潛水 163
165 李鴻章戀“床”
166 槍杆子裏齣政權
168 人是關鍵
172 潛水艇未掛龍旗
173 秘密武器
175 大清雄起
177 小手器械
第七章 太後轉軌 181
183 李鴻章 “驢打滾”
187 醇親王“開瓶”
190 冷遇鐵股票
193 慈禧齣任“代言人”
196 中南海鍋爐放汽
199 張之洞入甕
200 盧漢鐵路
203 紫禁城打鼾
203 中國又睡覺瞭
205 與時間賽跑
206 保衛大東北
210 冤大頭老佛爺
213 北京通車瞭
216 洋官員“接軌”
第八章 直隸總督講聖訓 219
221 聖訓重來
225 硃元璋創意
227 雍正的高潮
231 “宣講聖訓”好飯碗
自序 帝國的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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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手術究竟要從哪裏下刀？
是從腳趾頭開始，到天高皇帝遠的蠻荒邊塞進行試點，成則全麵推開，東方風來滿眼春；敗則當做交學費，無傷大局，以收小步快跑穩妥之效？
還是從心髒開始，在最具示範效應的京畿重鎮推行，以期登高一呼，天下景從，卻要承受破釜沉舟的巨大風險？
這對於19世紀60年代的清帝國，似乎並非一個艱難的抉擇。
在經受瞭內憂（ 太平天國動亂 ）外患（ 第二次鴉片戰爭 ）的雙重考驗之後，帝國已經深刻地認識到若再不改革的話，等待這個國傢，至少這個政權的，隻有滅亡的命運。
他們幾乎毫不猶豫地選擇瞭心髒手術。
主政的恭親王當然沒有想到，這場僅僅是為瞭救亡圖存的變革，不僅真的在危急時刻挽救瞭大清帝國，而且居然還締造瞭一個為期三十年左右的“同光中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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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的心髒，就在直隸，那個緊緊包裹著偉大首都的天下第一省。
曾國藩被選中作為改革的先鋒來蹚地雷陣，因為在恭親王眼中，他身上有著大清官場最為稀缺的兩種資源：一是改革的經驗。這得自於其為瞭有效應對太平天國而“超常規”進行的一些實踐探索；二就是勇氣和煞氣。這得自於其在戰爭中殺人如麻而贏得的“剃頭”稱號。還有一點，他是個漢人，還沒有進入真正的核心圈，一旦觸及“既得利益集團”，或許更能放得開手腳。
這些稀缺資源，另一個人身上也有。那就是曾國藩的學生李鴻章。他在曾國藩之後齣任直隸總督，並在這個位子上牢牢地坐瞭二十多年。
從曾國藩齣任直隸總督的那一刻起，京畿重地開始成為晚清改革的試點。曾國藩上任前，慈禧太後四次接見，頻率之高，十分罕見；而在李鴻章時期，其與曆屆掌握實權者（ 恭親王、醇親王、慶親王 ）的關係更是親密無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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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瞭天子腳下的直隸進行改革，比起遙遠的小漁村來，自然更為艱難。帝國的心髒手術，比起腳趾頭手術，對於操刀技術、尺度分寸的要求，自然更高。萬眾矚目之下，需要技巧和智慧，更需要勇氣和恒心。
可以說，直隸正是晚清改革的主舞颱，內政、外交上的幾乎所有大劇目，都在這裏上演，並影響到全國，乃至全世界。這裏的土地和人民，也最強烈、最直接地受到這些改革舉措的影響，從而摸索齣自己的應對之道。因此，這裏是最為前衛的，同時也是最為保守的；這裏是最為西化的，同時也是最為抗拒西化的；這裏能生産齣先進的潛水艇，同時也齣現瞭大規模破壞鐵路和電綫的現象；這裏湧現瞭許多“洋務”明星，同時也誕生瞭無數的義和團……
在直隸這個舞颱上發生的一切改革故事，對於全麵剖析晚清以至民國的改革史，具有獨特而難以取代的標本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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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端於19世紀60年代的大清改革，以甲午戰爭為分水嶺，大緻可以分為兩段。
前一段為期30年的改革，重點在於經濟方麵，而尤以國防軍工建設為重，史稱“洋務運動”。這一輪改革，締造瞭“同光中興”。大清國的綜閤國力，與改革之前相比，發生瞭根本性的變化，已經初步建立瞭近代化工業的框架輪廓，日漸找迴瞭自鴉片戰爭後久違的大國感覺。
甲午戰爭之後，敗於蕞爾小邦日本的恥辱，令朝野上下深受刺激，政體上存在的弊端，成為人們思考的重點。這隨即導緻瞭政治上的巨大分裂。這種分裂，錶麵上看是意識形態之爭，最初體現為“是否政改”之爭，隨後又體現為“如何政改”之爭（ 改良vs革命 ），骨子裏卻依然是極具中國傳統的利益之爭、權力之爭、黨派之爭。極右而盲動的戊戌變法，極左而同樣盲動的義和團運動，看似針鋒相對，其實都是甲午戰敗巨大刺激導緻的心理失常和行為失範。
在亢奮之中，帝國最後走上瞭第二輪改革的道路，史稱“晚清新政”。前後兩段改革，區彆是顯著的：前者側重經濟基礎，後者側重上層建築；前者主要是依靠現有體製進行改革，後者主要是對現有體製本身進行改革。這無疑是一種傳承、提升、進步。
但是，問題在於，精英階層似乎徹底否定瞭第一輪改革的穩健作風，而在第二輪改革中試圖進行質的飛躍。他們將絕大多數精力都投放到瞭對萬能“主義”的尋找以及試驗，更為基礎和根本的經濟建設被撂在瞭一邊。這直接導緻瞭帝國大廈的頭重腳輕，最後自行解體。
當我通過十多年的研究和思考，勾勒齣以上的晚清改革綫路圖的時候，自己也是大驚失色，不是因為這種非主流的解讀結論，而是因為這種解讀過程深深地觸及瞭中國近代史的軟肋——令人眼花繚亂的各種“主義”大旗下，培育民生與厚植國力雖然關乎國傢復興、崛起的根本，卻都不能不讓位於爭權奪利、黨同伐異。
對晚清改革史，我總結為簡單的兩句話：“不改革等死，亂改革找死。”與傳統的史學認識相比，這實在非常另類，卻是殘酷的事實。這兩句話，對應著晚清改革的兩個階段：基於對“不改革等死”的恐懼，纔有瞭第一階段的洋務運功，並取得瞭“同光中興”的階段性成果；而第二階段的新政變革，卻在急功近利心態的驅使下，走上瞭“亂改革找死”的不歸路。其實，“改革”如同“革命”一樣，也有個度的問題，並非越激進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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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09年年初，我開始瞭“中國近代改革史”係列的寫作，目前已經完成瞭三本，按齣版先後，分彆是《 國運1909 》、《 絕版恭親王 》、《 辛亥計劃外革命 》。這是第四本。
這幾本書也各有側重：《 國運1909 》是從1909這個年代入手，《 絕版恭親王 》是從恭親王奕這個人物入手，《 辛亥計劃外革命 》是從清末鐵路這個行業入手，本書是從直隸這個地區入手。
這四本書中，《 絕版恭親王 》和本書側重講的是，為避免“不改革等死”的命運而進行的奮鬥和掙紮，而《 國運1909 》和《 辛亥計劃外革命 》則側重描述“亂改革找死”的繁亂綫索。
曆史實在是太過浩瀚，我們每個人讀史，都隻能是盲人摸象，僅得一斑而已。有人摸到大象的屁股，那並不意味著曆史的偉大；有人摸到瞭大象的尾巴，那也不意味著曆史就如同毒蛇一般。我知道自己是“盲人”，所以不敢去誇耀自己對大象有多瞭解，唯一能做的，就是東摸摸、西摸摸。摸得多瞭，對大象的瞭解終究會更多些。
這套“中國近代改革史”係列，就是對中國近代改革這頭大象東摸摸、西摸摸的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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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寫作，依然還是“傳媒寫作”，而非“齣版寫作”。幾乎所有文字，我都是安排在報刊、網絡等媒體上先行發錶，然後集結整理成書。因為媒體動輒數百萬發行量（ 流量 ）的傳播效果，是目前的齣版行業絕難企及的。一個思考者，除瞭希望讓自己的思想心得與更多的人分享之外，還期望什麼呢？
“中國近代改革史”係列中，前三本《 國運1909 》、《 絕版恭親王 》和《 辛亥計劃外革命 》，先後在《 中國經營報 》上連載瞭兩年。而本書則從2011年年初開始，在天津的《 新金融觀察 》報上連載。
在連載的過程中，我得以與讀者們進行及時的互動，得到瞭他們無私的反饋和幫助。其中，來自社會各界精英人士的大力支持，令這些專題連載的影響力得到大大的提升，進而激發瞭更多讀者的參與，也令我得以不斷更新對於晚清改革的第一手資訊。
本書以我為《 新金融觀察 》撰寫的專欄《 天子腳下的特區 》內容為主，結閤瞭在彆的媒體上撰寫的有關直隸改革的內容，整閤而成。這冊內容所涵蓋的曆史時段，從曾國藩接任直隸總督開始，到19世紀80年代中期。還有更深的改革、更多的人物（ 如袁世凱 ），還在繼續寫作、定期連載之中，等待陸續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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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感謝天津市委常委、副市長崔津渡先生及天津的其他官員，他們接納並鼓勵我將這個選題安放在天津的媒體平颱上；也要感謝天津日報傳媒集團副總編輯張穎女士、《 新金融觀察 》報主編劉韻濤先生、副主編劉宏偉先生及編輯李香玉女士，通過他們苦心運營的媒體平颱，我得以與“直隸”諸多精英人士相互砥礪。同時，也要感謝搜狐財經頻道、《 中國經營報 》等媒體朋友們對這個選題的大力支持。
一如既往地，我要將這本書獻給我的兩個女兒：Berall和Ceri。希望還在讀小學的她們，今後不僅能讀懂中文，更能讀懂中國。
（ 2011年8月7日@澳洲春雨之中 ）
開篇 天朝的渡口
在帝國改革的宏大敘事中，關注每一塊城磚的細節，或許纔能在天朝渡口的曆史激流中，測量齣帝國改革究竟水有多深、流有多急。
1891年，美國前駐華公使楊約翰（ John Russell Young ），在著名的《 北美評論雜誌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上，發錶瞭一篇長達12頁的文章《 中國的新生 》（ New Life in China ），暢談中國的崛起。
在這篇文章中，他盛贊瞭當時中國直隸總督李鴻章，並引用瞭美國前總統格蘭特（ Ulysses Simpson Grant ）的評價，認為李鴻章是與俾斯麥（ Otto von Bismarck，德國首相 ）、迪斯雷利（ Benjamin Disraeli，英國首相 ）及甘必大（ Leon Gambetta，法國總理 ）並稱的當世四大偉人。
繁華的天津
從漢口到天津，仿佛就是從中世紀穿越到瞭當代。
楊約翰認為，李鴻章及其直隸總督衙門所在的天津，一直是帝國改革和進步的中心，“新思想從這裏萌發，並且滲透到全國”。他說，天津這座城市所洋溢著的變革氛圍，與廣州、福州、武昌或任何彆的地方完全不同，“從漢口到天津，仿佛就是從中世紀穿越到瞭當代”。這種說法，甚至到瞭民國時期還有共鳴：“數十年來，國傢維新之大計，擘劃經營，尤多發軔於是邦（ 天津 ），然後漸及於各省，是區區雖為一隅，而天下興廢之關鍵係焉。”（ 金鉞《 天津政俗沿革記 》）
1908年，一本英文小冊子《 天津及周邊地區指南 》（ Guide to Tientsin and Neighbourhood ）齣版。與之前同類圖書不同的是，此書首次用很大篇幅強調瞭天津在中國的特殊性與重要性。書中說，美國著名漢學傢明恩溥（ Arthur Henderson Smith ）四年前曾預測，在中國各城市中，天津的重要性僅次於上海，它必將成為“製造業、鐵路、教育及商貿的偉大中心”。如今，這些全部實現瞭。此書還引用另一美國名人、匯文大學（ Peking University ）創辦人貝施福（ James Whitford Bashford ）的評價，認為天津的進步遠遠超過中國的其他任何城市。
這本有趣的書甚至單設一章，探討天津的城市性格。天津人比較饒舌，“十個京油子鬥不過一個衛嘴子”（ Ten oily-mouthed Pekingese cannot get ahead of one tonguy Tientsinese ）。書中還引述明恩溥的話，天津人脾氣暴躁、愛吵架、仇外，甚至連天津周邊地區的一些茶館都掛上牌子：天津人免入。但如今，天津在直隸總督袁世凱的領導下，其改革和進步卻贏得瞭全世界的尊敬。
這本為天津極力抬轎子的英文小冊子，還引用瞭一些經貿數據，來說明天津在大清國的改革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從1867年到1906年，外貿進口額增長5倍；外貿齣口額增長18倍；關稅收入增長8倍……
這種來自西洋人的贊賞，也得到瞭東洋人的附和。在“日本中國駐屯軍”司令部編寫的《 天津誌 》中，盛贊天津“繁華已超北京，宛如歐美……天津的繁華是迅速的，它今後的進一步發展也是不容置疑的”。
半個首都
晚清五十年，“中樞”一詞，絕非僅指北京，而多少必須包含天津在內。
老外們對天津的贊賞和關注由來已久。遍覽1860年之後的西方媒體，Tientsin（ 天津 ）一詞齣現的頻率，與China（ 中國 ）、Peking（ 北京 ）、Shanghai（ 上海 ）不相上下。
這一切，首先因為天津不隻是一個口岸，而是半個首都。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天津被確定為通商口岸，先後有9個國傢在此建立租界，租界數量之多，在大清國16個同類城市中名列前茅。但吊詭的是，9國租界總麵積雖然已超天津舊城8倍之多，卻也纔相當於上海租界麵積的一半。顯然，如此跑馬圈地，絕非隻是為瞭經濟利益，而是有著一個更為重要的政治和戰略考量：貼近大清中央。
大清國的“外交”，原來一直在“外”辦理的。最早是廣州，鴉片戰爭後被迫開放“五口通商”（ 廣州、廈門、福州、寜波、上海 ），在廣州設立瞭“五口通商大臣”衙門，由兩廣總督兼任，依然將“外交”解決在北京之外。
但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外交就無法再在“外”辦理瞭。英、法、美、俄四國獲準在天子腳下建立使館，朝廷為此專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通商口岸也急劇增加，長江以南由五口增為十三口，長江以北也新開牛莊、天津、登州三口，畿輔重地也對外開放，外交工作進入瞭全新階段。天津的地位，便顯得更為重要和復雜起來。
總理衙門之下，除瞭管轄南方口岸的“五口通商大臣”外，另設瞭“三口通商大臣”，管理北方的三個口岸，駐地就在天津。此時，南北兩個通商大臣都是專職，分彆由薛煥和崇厚擔任。隨後，南方的通商大臣衙門先遷上海、再遷南京，改由兩江總督兼任，稱為“南洋通商大臣”。
到瞭曾國藩失手天津、李鴻章調任直隸總督這年（ 1870年 ），代理“三口通商大臣”、總理衙門大臣的毛昶熙嚮朝廷建議：“三口通商亦不必專設大員，所有洋務海防均宜責成直隸總督悉心經理。”他剛剛參加瞭天津教案的處置和談判，對此深有體會，認為直隸總督兼任通商大臣，更能調動資源。
不到一個月，朝廷便采納瞭他的建議，並在上諭中明確宣布“天津洋務海防，較之保定省防，關係尤重，必須專歸總督一手經理，以免推諉而責專成”。自此，“三口通商大臣”裁撤，新設“北洋通商大臣”，由直隸總督兼任，權限擴大到瞭“山東登萊青道所管之東海關、奉天奉锡道所管之牛莊關”，並且，直隸總督不再常駐保定，而是“每年於海口春融開凍後，移駐天津，至鼕令封河，再迴省城（ 保定 ），如天津遇有要件，亦不必拘定封河迴省之製”。
如此一來，天津的地位迅速升格，從眾多通商口岸之一升格為省會，躋身華北地區的政治中心，而原先的省會保定則被迅速邊緣化。本來就已經是“八督之首、疆臣領袖”的直隸總督，權限迅速擴大，從一省的軍政、民政擴展到瞭外交事務。
此時的大清國，雖然京師駐瞭外國使節，但繼續奉行“外交”外辦的原則，盡一切可能將夷人們阻擋在天津這一“國門”，不入京師。因此，與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不同的是，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還被授予瞭代錶國傢締結對外條約的大權，成為事實上的大清國“外交部常務副部長”，天津也就分享瞭北京的部分首都功能，成為半個首都。晚清50年，“中樞”一詞，絕非僅指北京，而多少必須包含天津在內。
新任直隸總督李鴻章順勢成為首任北洋大臣，進駐天津。而他一手締造的“淮軍”部隊，也在完成瞭剿滅撚軍的任務後，獲準駐紮在直隸地區。至此，李鴻章開始同時掌控京畿的軍政、民政和外交，權傾朝野，天津果然是“區區雖為一隅，而天下興廢之關鍵係焉”。
這座城市與李鴻章一道，進入瞭飛速發展時期。
“阿拉”天津
上海是一座從內到外穿著“西裝”的城市，而天津則在“西裝”的外套之下，依然穿著長袍馬褂。
從明代建城開始，天津的定位首先就是“北拱神京”，至於“南達江淮、東連滄海、西引太行”等，都是第二位的。天津既是北京的保鏢，也是北京的保姆，“拱衛”之外，還必須做好各項服務和配套工作。
但是，北洋大臣設立之後，天津就突然一躍而成為北京的“閤夥人”，盡管股份很小，卻分流瞭北京作為“首都”的部分功能。北京與天津，本來就是一體，之前是“從屬”關係，如今更趨“互補”關係，共侍中樞：北京管內政，天津乾外交；北京搞鬥爭、天津忙建設；北京能進取，天津可避難……
這種與最高權力親密無間的關係，顯然是大清國其他任何城市包括那正在迅速躋身“國際大都市”的上海，所無可比擬的。
此時，正值大清國的第一輪改革（“洋務運動”），以恭親王和兩宮太後組成的權力中心，平均年齡不足30歲，卻試圖引領這個古老帝國穿越韆年迷霧，掙脫內憂外患的狀況。
天津及整個直隸地區，因緣際會地成為帝國改革的示範點。在南方已經略試身手的李鴻章，站在其恩師曾國藩的肩膀上，在天子腳下實現瞭“洋務運動”超常規、跳躍式的發展。無論是軍工生産（ 天津機器局 ）、煤礦開采（ 開平礦務局 ）、鐵路交通（ 唐胥鐵路、津沽鐵路 ）、電報通信（ 天津電報總局 ）還是新式教育（ 水雷學堂、北洋水師學堂和武備學堂等 ），天津幾乎在各個領域全麵發力，引領全國潮流，甚至遠超上海、南京。
李鴻章之後，天津的改革在經過義和團——八國聯軍動亂的短暫停滯後，繼續推進，到瞭袁世凱當政時期，以天津為中心的直隸，不僅在經濟改革方麵，同時也在政治改革方麵，一騎絕塵遙遙領先。袁世凱本人也成為全球關注的著名政治傢。
在帝國改革的復雜天平上，帝輦之下的天津除瞭充任先鋒之外，似乎還是一個平衡砝碼：與北京相比，它更講經濟、更為務實；而與上海相比，它更講政治、更有方嚮，那種分寸和尺度的拿捏，絕非等閑。
津滬雙城，是帝國改革的兩個標杆。
上海的“國際味道”更為濃烈，經濟上以外嚮型為主，洋行充斥，雖然大量的國內資金通過各種渠道進入上海股市，但炒作的股票也多非本土所産；天津則有著更為濃烈的“大清味道”，經濟上占主導地位的依然是內資，而且是國資。外貿方麵，天津雖然一直屈居上海之下，經上海轉口的外貿長期高居其外貿總額的70%左右，但到瞭袁世凱時代，以天津為核心輻射“三北地區”（ 華北、東北、西北 ）的經濟格局成型，天津脫離瞭對上海的貿易依賴，與上海、廣州鼎足而立，成為北中國當仁不讓的經濟中心和金融中心。
在政治方麵，上海的租界當局宛如“聯閤國”，其在上海的影響力遠強於帝國政府，而在天津，除瞭八國聯軍占領期間，帝國政府牢牢地掌控著這裏的一切。在帝國復雜的權力金字塔中，天津高高地淩駕於上海之上。終清一朝，上海最終也隻是個地級市級彆（“上海道”），而天津則不僅是直隸的首府，而且貴為“半都”。
當然，津滬的差彆，並非人為，而是政治、經濟博弈的結果。從某種意義上看，晚清變革年代的津滬城市競爭，更像是一場本土勢力與外來勢力的變革競賽。
天津更多地代錶著本土主導的“改革”，在睜眼看世界的同時，努力保持著血統的純正和帝國的臉麵；而上海更多體現的是外力推進的“開放”性，一個徹頭徹尾的混血兒，更像是黃浦江上的一塊飛地。
上海是一座從內到外穿著“西裝”的城市，而天津則在“西裝”的外套之下，依然穿著長袍馬褂。
上海能提供給大清帝國的，是與世界零距離的親密接觸及關稅諸多利益上的實惠；而天津能提供的是對於一個龐大而虛弱的帝國的自信。“自信”支撐著大清帝國在列強環伺下躑躅前行……
在帝國眼中，“阿拉上海”實在是句空話，上海其實更屬於世界，而天津纔可說是真正屬於“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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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年前天津建城時，有一個預言者令人費解地在四個城門各放瞭一個漢字——“抬、衛、歸、海”。後來，天津城牆拆除，城磚被運往威海衛，人們便以為預言應驗於此。其實，“抬衛歸海”，或許是個屏障盡失、堡壘淪陷的悲劇，或許是個藩籬盡除、羈絆解脫的喜劇。
而在帝國改革的宏大敘事中，關注每一塊城磚的細節，或許纔能在天朝渡口的曆史激流中，測量齣帝國改革究竟水有多深、流有多急。
第一章
帝國的盲腸
直隸總督既可以成為大有作為的平颱，也可以成為庸碌無為的溫床；既可能是“八督之首、疆臣領袖”，為進位到中樞鋪路架橋，也可能成為帝國官場的“盲腸”，純粹擺設和傀儡而已。
曾國藩“剃頭”
朝廷將曾國藩調任直隸，似乎更多的並非齣於“羈縻”、要修理這位“曾剃頭”，讓他一邊涼快涼快，而是“重用”，要靠他去為朝廷“剃頭”，理順直隸的復雜局麵。
曾國藩又要調迴首都工作瞭，確切地說，要調迴首都的“身邊”工作。這無疑是1868年（ 同治七年 ）鞦天大清官場上值得關注的一件事。
曾國藩號稱“曾剃頭”，17年來他一直在外手握雄兵，天高皇帝遠，生殺伐斷，亦算無冕之王。如今入京，似乎就隻有被人“剃頭”的份兒瞭。
他的新職務是直隸總督，雖然仍是封疆大吏，卻在天子腳下，地位微妙。京城水深且渾，伸手不見五指，“宰相門前七品官”，一片樹葉飄落就能砸中好幾個“紅頂子”，各種人事糾葛錯綜復雜。而直隸總督似京官卻又非京官，既可以成為大有作為的平颱，也可以成為庸碌無為的溫床；既可能是“八督之首、疆臣領袖”，為進位到中樞鋪路架橋，也可能成為帝國官場的“盲腸”，純粹擺設和傀儡而已。
大清“河豚”
隨著“曾剃頭”的名聲響徹大江南北，曾國藩也就超越“雞肋”而成為朝廷的“河豚”——味道鮮美，卻可能緻命。
朝廷選拔直隸總督，無非是兩個標準：首先必須特彆聽話，其次最好是特彆能乾。既能乾又聽話，無疑是上上選，可惜這種優良品種並不多，之前被西方人士推崇備至的桂良（ 恭親王奕的嶽父兼政治導師 ）是一個；不夠能乾但聽話者次之，大清國盛産這類品種，俯拾皆是，多數直隸總督都如此；能乾而不聽話者，與第一種一樣，比較稀有，頭上長角、身上長刺，中途如果不能成長為乖乖寶，就隻能夭摺瞭；至於不能乾又不聽話者，則連大清國衙門的大門邊兒都摸不著。
曾國藩有幾把刷子，朝廷是有底的，但曾國藩是否聽話，朝廷心裏其實也沒譜。自從17年前，京官曾國藩在老傢湖南起兵以來，隨著“曾剃頭”的名聲響徹大江南北，曾國藩也就超越“雞肋”而成為朝廷的“河豚”——味道鮮美，卻可能緻命。作為重演“黃袍加身”的最佳男主角，曾國藩被“勸進”的故事齣現瞭很多的版本，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僞，但曆史學傢們都承認一點：與其說曾國藩的湘軍是“勤王之師”，不如說是“衛道之師”——它對抗耶穌基督那位華裔弟弟（ 洪秀全 ）的精神動力，似乎首先不是為瞭保衛大清政權，而是捍衛孔孟聖教。
不能不用又不能重用，這就是朝廷對待曾國藩的套路。1854年，曾國藩率軍攻占武昌，鹹豐皇帝欣喜異常，要任命曾國藩擔任署理湖北巡撫。委任狀剛發齣，軍機大臣祁雋藻就勸阻道：“曾國藩以侍郎在籍，猶匹夫耳。匹夫居閭裏，一呼崛起，從之者萬餘人，恐非國傢之福。”鹹豐皇帝聞之心驚，立即追發一道聖旨，收迴瞭前麵的委任狀，改授曾國藩兵部侍郎的虛銜。與此同時，曾國藩的部屬們則不斷地得到提拔，迅速地獲得與其分庭抗禮的地位。江忠源、鬍林翼、劉長佑、李鴻章等人，都比他們的曾大帥兼曾老師更早、更順利地獲得實缺和地盤，至於左宗棠這類本就與曾氏互不買賬的硬骨頭，更是行情看漲。
鹹豐皇帝死後，恭親王和兩宮太後發動“祺祥政變”，打倒瞭以肅順為首的顧命八大臣，“垂簾聽政”與“親王輔政”並行。令曾國藩大感意外的是，政變後18天就發布新上諭，命令曾國藩齣任兩江總督，統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並掌管浙江全省軍務，還命令杭州將軍瑞昌幫辦。以一個漢人總督而節製四省，並且明確駐防將軍隻能做副手。這一放權力度之大，創下大清國曆史紀錄。
美國著名漢學傢費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s ）認為，曾國藩被授予兩江總督，“這是內戰的一個轉摺點，就許多方麵說也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轉摺點。正是滿族君主政體與漢族上層分子中的領袖人物融為一體的這個強大的保守聯盟，纔使王朝得以苟延到20世紀，並對整個共和時期中國政治生活的機製發生瞭深遠的影響”。
當然，在這種“融為一體”的如膠似漆中，膠還是膠，漆還是漆：朝廷也留瞭一手，曾國藩的部下劉長佑被同時提拔為兩廣總督，很快又調任直隸總督，而左宗棠也迅速被任命為閩浙總督。年輕的領導核心，在精密地擺布著權力的天平。
曾國藩自己很清醒，在傢書中說：“倚畀太重，權位太尊，虛望太隆，可悚可畏。”麵對“可悚可畏”的局麵，曾國藩十分識趣：多次奏請清廷派欽差到前綫監軍；多次辭謝清廷的奬勵，錶示不打下南京，無顔受賞；甚至主動錶示，人事任免大權應仍歸於清廷統一掌握，地方大員不應越位，等等。此後，曾國藩寫給清廷的大量公文，除瞭匯報軍情外，就是匯報思想，大錶忠心。
徵戰十年，曾國藩的湘軍成為全國最大和最有實力的一個派係：在同治二年（ 1863年 ），全國8位總督中，3人是湘軍將領；全國15位巡撫中，9人是湘軍將領，“至提鎮兩司，湖南北者，更不可勝數”。曾國藩卻在傢書中對此戰戰兢兢：“古來成大功大名者，除韆載一郭汾陽外，恒有多少風波，多少災難，談何容易。願與吾弟兢兢業業，各懷臨深履薄之懼，以冀免於大戾。”
曾國藩在自己的巔峰時刻踩下瞭緊急刹車。攻剋天京之後的14天，他上奏，請求朝廷同意裁撤湘軍，並且要求停解廣東、江西厘金。這等於是自覺交齣瞭兵權和財權。兩個月後（ 10月4日 ），年僅40歲的曾國荃也很講大局、很識趣地“病”倒瞭，由其大哥曾國藩代奏，請求提前“病退”。大清“河豚”開始迅速地自我拔毒……
入京“剃頭”
對於清廷來說，調曾國藩轉督直隸，實在是一箭多雕的好棋。
曾“河豚”的毒，就在於擁兵過重。
曾傢兄弟自我拔毒之後，數十萬湘軍解甲歸田，在很長時間都令地方政府頭痛不已。此後，曾國藩不再辭官，實在也不便辭官，否則迴鄉與幾十萬自覺功高未賞、驕縱狂傲的部屬為鄰，不僅嫌疑更重，更可能惹火燒身。
江南砥定，北方卻仍在“剿撚”的戰爭中。1865年5月18日，曾英勇抵抗並重創英法聯軍的僧格林沁，輕敵冒進，被撚軍殺死，震驚中外。7天後，朝廷下令兩江總督曾國藩改任剿撚欽差大臣，節製直隸、山東、河南三省，遺缺則由李鴻章代任。
此時，湘軍幾乎裁撤殆盡，隻剩數韆人，剿撚的主力隻能依靠李鴻章創建的淮軍及各地的守備部隊。率軍前敵的曾國藩卻並非淮軍統帥，而締造淮軍的李鴻章卻不能領兵。這種“將”與“軍”分離的古老製衡遊戲，令軍事指揮的成本和難度大大增加。
曾國藩總結瞭僧格林沁的教訓，提齣重點設防於四省（ 安徽、河南、江蘇、山東 ）十三府，改變“尾追之局”，以“有定之兵，製無定之賊”（ 曾國藩奏摺 ），並在戰區實行堅壁清野，分彆良莠（ 設立瞭“良民冊”與“莠民冊” ），“從逆者殺無赦”、“戮其身、屠其傢，並及墳墓”的嚴酷政策。
山東、河南官紳看慣瞭僧格林沁那種“爆炒式”的快速突擊，對曾氏的“文火燉砂鍋”實在看不上眼，於是“皆怪國藩以督師大臣安居徐州，謗議盈路”，甚至“劾其驕妄”（《 清史稿 》）。而曾國藩的重點布防策略，在撚軍的優勢騎兵下似乎並無作用。於是，曾國藩又在運河、沙河與賈魯河上推行“河防”，不顧當地士紳的反對，強行在土質鬆軟的河岸上建立堤牆工事，指望這道新的長城能將撚軍睏死。
結果，撚軍大部隊從開封以南輕鬆突破河防，深入兵力薄弱的山東。輿論一片嘩然，指責曾國藩“縻餉兩年、匪勢益張”，清廷也沒給他好臉色。這令他痛感“權位不可久處，益有憂讒畏譏之心矣。病假數月，繼請開缺，以散員留軍效力；又請削封爵，皆不許”。（《 清史稿 》）
撚軍入魯，其實很難說是曾國藩剿撚失敗，因為文火功夫畢竟需要時間纔能見效。有意思的是，同時期的一位英國傳教士林輔華（ Charles Wilfrid Allan ），卻認為曾國藩藉此故意展示自己在軍事方麵的“突然無能”。果如此，則曾國藩簡直就是以“自汙”的方式消除人們對他能力的迷信，骨子裏仍是“憂讒畏譏”四個字。
清廷的處理決定，是令曾國藩迴任兩江總督，“剿撚”欽差大臣則由李鴻章取代，這是曾國藩與李鴻章師生之間的第一次換位。其實，不給曾國藩實際處分，對清廷來說也是無奈。當初調曾國藩北上剿撚，不僅是指望老將齣馬、一個頂倆，也有調虎離山的想法：湘軍雖然裁撤，但大量軍官因軍功而被提拔，並繼續留在各個部門和各個崗位，尤其長期作為戰區的兩江，“湘軍派”幾乎壟斷官場資源。將曾國藩調離兩江，以李鴻章取而代之，絕對有分化瓦解的考量在內，否則直接起用李鴻章督率淮軍“剿撚”豈不更為省事？
李鴻章接任“剿撚”總指揮後，曾國藩所製定的穩步圍堵方略被繼承下來，並不斷見效，最終全殲瞭撚軍。論功行賞，曾國藩因首倡河防而被授予武英殿大學士，並調任直隸總督、取代“纔具平庸”（ 曾國藩評價 ）卻官運亨通的官文。
對於清廷來說，調曾國藩轉督直隸，實在是一箭多雕的好棋：
第一，平撚之後，清廷開始“問責”，官文撞在瞭風口之上。官文早期在湖廣總督任上就未能盡責剿撚，隻是將境內的撚軍驅逐，造成局麵潰爛；而在直隸總督任上，他又未能組織有效防禦。這樣的官員，雖然齣身旗下，而且人際關係超好、群眾基礎極佳，但不處分不足以平“官”憤，隻能將其解職。
第二，將曾國藩安置在天子腳下，遠離其長期生活和戰鬥、已實際成為“湘軍派官員”大本營的兩江地區，便於就近監督和控製。同時，清廷派瞭非湘軍齣身的馬新貽接任兩江，有野史說，馬新貽上任前與清廷高層進行瞭密談，馬新貽可能承擔瞭清查湘軍侵吞太平天國“國庫”的秘密使命。不久，發生瞭馬新貽在任上被刺的大案，史稱“刺馬案”（ 電影《 投名狀 》的原型 ），躋身清末四大奇案之一，“湘軍派”則成為最大的凶嫌。
第三，直隸總督畢竟是疆臣之首，讓曾國藩齣任，也可算是酬功，有效消解他人對清廷過河拆橋、卸磨殺驢的不良印象。
第四，經過多年的內憂外患，直隸地區官場腐敗、風氣敗壞，隨時都有可能再起如同撚軍這樣的動亂。這無疑是心腹之患。曾國藩徵戰17年，處理此類事件經驗豐富，並因殺人如麻而榮膺“曾剃頭”的綽號，由他到直隸實行“剃頭”，那真可謂“問直隸頭顱幾許，看老夫手段如何”。
最重要的是，曾國藩在多年的徵戰實踐中，親眼見識瞭西洋科技的作用，並建立瞭包括安慶軍械所在內的一些新興洋務企業，是大清國第一波投身改革的弄潮兒，調他入京，正可以藉重他的經驗，以天子腳下的直隸為示範，推進清廷已經計劃瞭的“自強”運動（ 洋務運動 ）；而直隸的天津此時已經成為對外開放港口，華洋雜處，齣現瞭不少新情況、新問題，清廷需要一個老成乾練的人在“內政”與“外交”兩條戰綫上都蹚齣一條路來。
將直隸作為改革的試點，由曾國藩來蹚雷，這一布局在曾國藩赴任之前與慈禧太後的四次會談中清晰可見。除瞭第二次之外，其餘三次都直接涉及瞭直隸的改革，曾國藩錶態說“臣也知直隸要緊，天津、海口尤為要緊”，並提齣瞭“以練兵、飭吏、治河三端為要務”進行“次第興革”的思路。
從這四次會見來看，清廷將曾國藩調任直隸，更多的並非齣於“羈縻”、要修理這位“曾剃頭”，讓他一邊涼快涼快，而是“重用”，要靠他去為朝廷“剃頭”，理順直隸、尤其是天津的復雜局麵。
直隸風暴
曾國藩認為正是吏治的敗壞造成“民心渙散”，大多數的暴亂，根本原因在於“貪官藉口魚肉百姓，巧誅橫索”；如果“抽心一爛”，後果不堪設想。
1869年的春天，乍暖還寒，東方風來居然是滿眼肅殺。
有“曾剃頭”之稱的曾國藩，自平定太平天國動亂之後，多年夾緊尾巴，如今再度齣手。“剃刀”直指直隸地區的貪官汙吏。
第一批被“剃”的，總共有11名“知縣”級以上官員，當然，被“剃”去的並非他們的腦袋，而是頂戴。
此時，距離曾國藩到任直隸總督，還不到兩個月。
此間吏治極壞
被曾國藩首批“罷官”的11名官員，少數是因為行政不作為，多數則涉及經濟犯罪及生活作風。
對於直隸官場的腐敗，曾國藩是有心理準備的。
不久前（ 正月十七日 ），在離京陛辭時，慈禧太後與曾國藩有番會談。這是兩個月來他們之間的第四次談話。
慈禧太後問曾國藩：“爾到直隸辦何事為急？”
曾國藩說：“臣遵旨，以練兵為先，其次整頓吏治。”
慈禧太後說：“直隸吏治也疲頑久瞭，你自然也都曉得。”
曾國藩道：“一路打聽到京，又問人，也就曉得些。屬員全無畏憚，臣到任後，不能不多參人。”
慈禧太後又說：“百姓也苦得很。”
曾國藩附和道：“百姓也甚苦，年歲也不好。”（ 《 曾國藩日記 》 ）
寥寥數語，一如之前的幾次召見，在慈禧太後跳躍而簡潔的話語中，曾國藩感受到瞭最高層對直隸吏治的關注。
但是，到任之後，直隸官場腐敗之廣、之深，還是深深震撼瞭曾國藩。他在奏摺中寫道：直隸“風氣之壞，竟為各省所未聞”。而在寫給湘軍老部下、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的信中，他感慨道：“此間吏治極壞。”“練兵為先，其次整頓吏治”的順序，也倒瞭過來，成瞭反腐第一、諸事第二。因為，在透骨的腐敗之下，當地駐軍也是軍紀渙散，不僅毫無戰鬥力，實際上已經成瞭穿製服的土匪。
“吏治極壞”，首先體現在司法腐敗上。“直隸訟案之繁，甲於他省”，居然有12000多件案件被積壓未審，被積壓的時間少則2～3年，多的甚至達到8～9年。有的州縣官員到任後，從未坐堂審案。
其次則在於苛捐雜稅泛濫，農民負擔過重，“大戶則勒派車馬，供支柴草，小戶則攤派錢文，虜充長夫，劣紳勾通書役，因緣訛索。車輛有齣而無歸，貧戶十室而九逃”。
再次，官員的升遷提拔完全看關係，而不看政績，乾好乾壞、乾多乾少都一個樣，因此，官員人心浮動，對待公務則盡量“支”、“展”：“支者，推諉他人，如院仰司、司仰府、府仰縣之類，一經轉行，即算辦畢，但求齣門，不求瞭事是也”，而“展”就是拖延，“如上月展至下月，春季展至夏季，愈宕則愈鬆”。（ 曾國藩《 略陳直隸應辦事宜摺 》）被曾國藩列為與“練兵、吏治”同等重要的“治河”，頻發的所謂自然災害，其實並非“天災”，而是根源於官場腐敗的“人禍”。
被曾國藩首批“剃頭”的11名官員，少數是因為行政不作為，“詞訟置之不理，積壓尤多”、“疏慵不理公事”，多數則涉及經濟犯罪及生活作風：“性情卑鄙，操守不潔”、“貌似有纔，心實貪酷”、“擅作威福，物議沸騰”、“品行卑汙，工於逢迎”、“專事夤緣，貪而多詐”、“浮徵勒派，民怨尤甚”、“浮收勒派，貪名久著”。
五個月後（ 1869年9月 ），曾國藩再度上奏，參劾瞭9名官員。在曾國藩的“剃頭”刀下，直隸的官員們度日如年。
老“曾”常談
曾國藩以“民心乃天心”的古訓相助，希望各級官員能以自己的行動挽迴這個“天心”。
在對官員們高舉大棒的同時，曾國藩也並沒有忘記掏齣鬍蘿蔔。在這兩次參劾的同時，他分兩次錶彰瞭總共19名“循良之吏”，以便為官場樹立榜樣。
其實，加強對官員的教育、提高官員的修養，一直被曾國藩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在到任直隸的第二天，一貫為人低調、從不愛題詞留墨寶的曾國藩，居然主動題詞，鎸刻成楹聯，懸掛在總督衙門裏：
隨時以潔言巽語相規，為諸君導迎善氣；
斯民當火熱水深之後，賴良吏默挽天心。
這是以“民心乃天心”的古訓相勸，希望各級官員能以自己的行動挽迴這個“天心”（ 民心 ）。
早在他兩江總督的任上，曾國藩就曾經親自撰寫瞭《 勸誡淺語十六條 》，分彆針對“州縣”（ 地方行政官 ）、“委員”（ 具體部門的領導 ）、紳士和“營官”（ 軍官 ），每個類彆4條，總共16條，給下屬官員們製定瞭行為準則，人手一冊。這16條語言淺近、朗朗上口，類似曾國藩親自撰寫的軍歌《 大帥練兵歌 》。
到瞭直隸後，他又撰寫瞭日後著名的文章《 勸學篇•示直隸士子 》，要求包括官員在內的精英們，加強自身學習、不斷提高修養。
在這篇文章裏，曾國藩提齣，要讓直隸吏治從根本上好轉，學人士子就應在“義理”、“考據”、“辭章”和“經濟”（ 經世濟用之學 ）四方麵加強學習。而這四個方麵，最關鍵的是“義理之學”，能“使凡民皆有以善其身，而無憾於倫紀”。隻有把“義理之學”學好瞭，纔能帶動其他三個方麵的學習，“洗除舊日暗昧卑汙之見，矯然直趨廣大光明之域”。他號召大傢“倡者啓其緒，和者衍其波”，“各善其身，各盡其職”，以立功為根本，做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人物，如此，“不過數年，必有體用兼備之纔，彬蔚而四齣，泉湧而雲興”。
在組織手段、思想教育之外，曾國藩同時大抓落實，而重點就在於“清訟”——清理曆年積壓的上萬宗案件，挽迴司法的權威。
曾國藩親自撰寫瞭《 直隸清訟事宜十條 》，要求端正各級官員的工作作風，形成一種“旭日初升氣象”，杜絕“支”、“展”的陋習，限時辦理，超時問責， 違者記過， 如果“小過積至六次， 大過積至三次者”， 一律撤職懲辦。
對於權力極大、直屬總督衙門的“保定府發審局”，曾國藩提齣必須率先整頓，徹底扭轉“行賄受托、得錢賣放、任意訛索、居間勒嘴、反復換差、反復求費”等不正之風，給全省樹立錶率，推動“通省之風俗立變”。
曾國藩認為，“直隸怠玩之習，相沿已久”，問題就在於州縣官員自身能力不足，而“不得盡信幕友丁書”，沒有“秘書”們就不會辦事瞭，形成瞭“秘書專政”，不僅行政效率極低，而且造成腐敗空間。他要求直隸各州縣官員要“親自收狀”、“親自斷結”，實在要幕僚秘書們幫助辦理的，也必須“親自細核”。
曾國藩還要求“禁止濫傳濫押”、“禁止書差索費”，將“四種四柱冊 （ 司法刑獄上的各種報錶 ）按月呈報懸榜”，並“存於三處官廳，大眾閱看”，實行信息公示。此外，還要求將久懸未結之訟案及時“核明注銷”，並且“分彆皂白，嚴辦誣告、訟棍”等。
抽心一爛
若不從吏治人心痛下工夫，滌腸蕩胃，斷無挽迴之理。
對於吏治的普遍腐敗，曾國藩一直是深有體會的。
在率軍鎮壓太平天國的時候，他就認識到，正是吏治的敗壞，造成“民心渙散”，“今天下之吏亦眾矣，未聞有以安民為事者。而賦斂之橫，刑罰之濫，膠民膏而殃民命者，天下皆是”。大多數的民怨乃至暴亂，根本原因在於“貪官藉口魚肉百姓，巧誅橫索”而引發，銀價太昂，錢糧難納，冤獄太多，民氣難申等，使官民相仇，積怨太深，激成巨案，甚至包括太平天國動亂本身，“何嘗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魚肉日久，激而不復反顧，蓋大吏之泄泄於上，而一切廢置不問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因此，“國貧不足患，唯民心渙散，則為患甚大”。“若不從吏治人心痛下工夫，滌腸蕩胃，斷無挽迴之理”，必須“以吏治人心為第一義”。
也正是抱持著這種“以吏治人心為第一義”的信念，曾國藩此前雖然感覺到瞭腐敗可能給政權帶來的顛覆性危機，卻堅信還有補救的可能。
就在一年多之前（ 1867年7月21日 ），還在兩江總督任內的曾國藩，與其最為貼心的幕僚之一趙烈文煮酒論英雄。
曾國藩說：“京中來人雲：‘都門氣象甚惡，明火執仗之案時齣，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婦女亦裸身無袴。’民窮財盡，恐有異變，奈何？”
趙烈文對前景十分悲觀，認為這個政權將在50年內瓦解：“天下治安一統久矣，勢必馴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風氣未開，若非抽心一爛，則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僕，而後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齣五十年矣。”
曾國藩則認為“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
兩人又談及恭親王，趙烈文在上海看過恭親王的照片，他說：“（ 恭親王 ）蓋一輕俊少年耳，非尊彝重器，不足以鎮百僚。”
曾說：“然貌非厚重，聰明過人。”
趙說：“聰明信有之，亦小智耳。至己為何人，所居何地，應如何立誌，似乎全未理會。身當姬旦之地，無卓然自立之心，位尊勢極而慮不齣庭戶，恐不能無覆之虞，非淺智薄慧、塗飾耳目之技所能幸免也。”他認為恭親王隻有些小聰明而已。
曾國藩大不以為然，他以恭親王的“勤政”、“免徵”及處理官文幾件事為證，認為這些“皆非亡國舉動”，不存在“抽心一爛”的問題。
偏居江南，曾國藩畢竟是地方諸侯，無法看到全局，也因此容易對全局抱有期盼和幻想。調任京畿直隸後，麵對“此間吏治極壞”，他的想法似乎也在改變。
第一次彈劾11名官員後一個多月（ 1869年7月7日 ），他與趙烈文深夜長談，感慨道：“兩宮（ 太後 ）纔地平常，見麵無一要語；皇上衝默，亦無從測之；時局盡在軍機恭邸、文、寶（ 恭親王、文祥、寶鋆 ）數人，權過人主。恭邸極聰明而晃蕩不能立足；文柏川（ 文祥 ）正派而規模狹隘，亦不知求人自輔；寶佩衡（ 寶鋆 ）則不滿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 倭仁 ），然纔薄識短。餘更碌碌，甚可憂耳。”幾乎一棍子橫掃當時清廷的所有人，似乎對朝局不再抱有任何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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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氏風暴的效果似乎並不顯著，狂風暴雨過後，隻是濕瞭地皮而已。盡管後來的史書說曾國藩治理之後，直隸地區“政教大行”（《 清史稿 》），但曾國藩自己在當年年底時感慨“年內兩次舉劾，雖輿論尚謂不謬，而官場習氣全未轉移”，自己雖然“於地方吏治極望振興，而闔省情形總未見有起色”。
毫無疑問，反腐是場持久戰，但此時，更為緊迫和棘手的“天津教案”爆發，曾國藩的精力被完全牽扯住，隨後又迴任兩江總督，由李鴻章繼任直隸總督，直隸的改革便在這“官場習氣全未轉移”的基礎上展開瞭。
神鞭天津衛
民意的神鞭彰顯瞭一種悲壯、可怕的力量，迫使各方在痛楚中重新尋找自己的尺度和邊界，學會適可而止。
· · · · · · (
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