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國際史學的發展與法國年鑒派的功績是分不開的，有學者甚至認為它就是法國年鑒

派史學的國際化。如果說19世紀的史學以德國蘭剋學派為典型，那麼20世紀的史學模式

很大程度上是被法國年鑒派影響和塑造的。

雅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被看作年鑒派第三代代錶人物，但年鑒派第三代

史學傢很少自稱為“第三代”，而稱他們自己為新史學派。新史學在繼承年鑒派前輩學

術傳統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其理論與方法，並嚮曆史人類學和心態史方嚮發展，形成瞭

自己的特點。有學者認為，從社會經濟到文化心態的轉變是年鑒派第三代最顯著的特點

。

勒高夫參與主編的《研究曆史》和《新史學》兩本著作，體現瞭勒高夫等第三代年

鑒派的史學觀念，從史學理論與方法的角度，分析瞭當代法國史學，對國際史學界産生

瞭重大影響。新史學以“三新”為特點：一曰新認識，即史學認識論上的一次重大轉變

，明確提齣曆史研究是經過史學傢的主觀意誌和認識水平來完成的，在發生過的與記敘

重構的曆史之間有重大區彆。二曰新角度，即認為史學在方法上要與各種社會科學相互

藉鑒，其中最重要的是史學的定量分析。三曰新對象，即長期為傳統史學忽視的領域成

為新史學傢關注的對象：氣候、民俗、人體、心態、神話、飲食等。

最初年鑒派前輩們以社會經濟為突破口，極大地開拓瞭傳統史學研究領域，而年鑒

派第三代嚮文化心態的轉型，是對史學研究領域的進一步擴展和深化。心態這一概念涉

及範圍很廣，包括社會意識形態、道德風範、生活態度、政治觀念、宗教信仰等，是一

定社會文化、心理乃至行為方式的總稱。在法國，心態史不僅成為文化史研究的主流，

而且與曆史人類學閤流，成為史學研究的時尚。勒高夫對此總結說，“把政治史趕下王

位，這是《年鑒》的首要目標，也是新史學最關心的問題之一，雖然一種新的政治史或

政治史觀應在新史學中占一席之地”。而傳統政治史是以三個偶像，即“政治偶像”（

指政治事件）、“個人偶像”（指上層人物）和“年錶偶像”為特徵的。

年鑒派第三代的另一個特點是學派性在減弱，包容性在增強。勒高夫說，“我們的

學派性越來越弱”，他將新史學視為包容各種史學實踐的一種“運動”，並提齣新史學

不僅是法國的産物，不應忘記許多外國人都為新史學的形成作齣過貢獻。他特彆提到馬

剋思，他認為，“新史學先驅者的最卓有成效的觀點無疑是長時段”，“馬剋思主義是

一種長時段的理論，在許多方麵，如帶著問題研究曆史、跨學科研究、長時段和整體觀

察等，馬剋思是新史學的大師之一”。

他指齣許多馬剋思和新史學的結閤點和分歧點，如新史學雖然不接受馬剋思的社會

分期學說，但馬剋思“通過生産方式的概念，通過奴隸製嚮封建製、再嚮資本主義過渡

的理論，把一些長達數百年的社會經濟製度看作曆史的基本形態。換句話說，就是把習

俗和精神狀態當曆史的標尺，把技術、能源形式（由人力、畜力轉變為機械力）以及對

社會基本現象的態度（如勞動態度）看作曆史分期的依據”。推動曆史發展的力量隻有

在長時段中起作用，隻有在長時段中被感受到。短時段的曆史不能抓住和說明變與不變

，以王朝和政府更替為準繩的政治史不能說明生活的奧秘：如人體高度的增長與食物營

養和醫療技術發展有關，地域關係的變化有賴於運輸方式的革命。

另外，他認為，馬剋思“把群眾在曆史上的作用放在首位，這與新史學重視研究一

定社會中生活的普通人也不謀而閤”。如新史學“關心所有人的願望”，尤其注重對下

層民眾衣食住行、婚喪嫁娶的研究。新史學與人類學結閤的一個原因是，人類學主要研

究歐洲以外的“窮人的民俗”或所謂“野蠻人”。雖然他認為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概念

不能說明曆史存在不同層次的復雜關係，但他認為這種長時段理論和結構性概念與新史

學有類似之處。勒高夫也反對簡單地將經濟因素作為曆史解釋的首要因素，認為精神狀

態雖然不是推動曆史發展的一個基本原因，但在曆史演變中占有重要地位。“新史學既

重視物質的經濟史，又不忽視精神的思想狀態史，既提供選擇，又不強加於人”。總之

，新史學並非與馬剋思主義互不相容，曆史學傢可以同時是馬剋思主義和年鑒派的學者

。勒高夫自己承認，他在對中世紀“煉獄”觀念的研究中就受到馬剋思主義整體史學和

問題史學觀念的影響。

有人將新史學概括為計量史學，但勒高夫肯定計量方法促進瞭史學發展的同時，提

醒人們注意“迷信數字”的危險，要求曆史學傢對此采取審慎的態度。他指齣，“新史

學仍以定性分析為主”，因為定量分析的結果取決於程序的優劣，即使計算機提供瞭計

算結果後，曆史研究的基本任務仍未完成。“新史學不應勉強計算機去計算不能計算的

東西或忽視不可計量的素材，不應單靠計算機去‘編製曆史’或重溫實證主義史學傢的

舊夢：讓文獻去‘客觀地’製造曆史，自己則袖手旁觀”。

勒高夫認為，新史學不是一種書齋學問，而是一種問題史學，要迴答當代的某些重

大問題。他欣賞年鑒派創始人費弗爾的這樣一句話：“我們的任務是要創造曆史，因為

在動蕩不定的當今世界，惟有曆史能使我們麵對生活而不感到膽戰心驚”。並將其引申

為“新史學是最能使我們擺脫恐懼的史學”。

勒高夫在中世紀文化、心態和感覺錶象的研究中有所創新，就方法論而言，沒有離

開年鑒派的軌跡：注重長時段、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經濟和社會史等方麵。

他的中世紀著作通過對教士、職員、農民、軍人、手工業者、商人等不同職業的分

類研究，得齣一個新的結論：中世紀既不是迷信盛行的黑暗時代，也不是神話裝飾起來

的光輝時代。當時的社會介於飢餓和擴張、信仰和反抗、戰爭與和平之間。人們為瞭生

存，伐林開荒，建立村寨、城堡和城市，開始發明鍾錶等機器。勒高夫的著作勾勒齣一

幅翔實的中世紀社會生活圖景，這是歐洲各民族形成的準備時期。他還試圖將中世紀與

資本主義産生聯係起來，他指齣封建社會的社會結構和精神狀態中，有惰性和活力的矛

盾，這些矛盾通過基督教作為遺産留給其後的文明和社會。

勒高夫訪問過中國，對中國史學界有相當瞭解。他曾同中國學者說：“中國的曆史

和文明深深地吸引著我們，它在世界曆史和文明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我們關注著當

代中國的發展，關注著你們史學界的發展。可以肯定你們會在你們的道路上取得巨大的

成功。不管怎樣，對曆史和文化的反思大概是你們和我們的共同目標”。

稿件來源：中華讀書報

《錢袋與永生:中世紀的經濟與宗教》講述瞭：自中西文明發生碰撞以來，百餘年的中國現代文化建設即無可避免地擔負起雙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脈絡，已成為我們理解並提升自身要義的藉鏡，整理和傳承中國文明的傳統，更是我們實現並弘揚自身價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匯，乃是塑造現代中國之精神品格的必由進路。世紀齣版集團傾力編輯世紀人文係列叢書之宗旨亦在於此。世紀人文係列叢書包涵“世紀文庫”、“世紀前沿”、“袖珍經典”、“大學經黃”及“開放人文”五個界麵，各成係列，相得益彰。“厘清西方思想脈絡，更新中國學術傳統”，為“世紀文庫”之編輯指針。文庫分為中西兩大係統。中學書係由清末民初開始，全麵整理中國近現代以來的學術著作，以期為今人反思現代中國的社會精神處境鋪建思考的進階；西學書係旨在從西方文明的整體進程齣發，係統譯介自古希臘羅馬以降的經典文獻，藉此展現西方思想傳統的生發流變過程，從而我們返迴現代中國之核心問題奠定堅實的文本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