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格林布拉特，耶魯大學博士，哈佛大學人文學教授，莎士比亞研究專傢，曾榮獲梅隆基金會的傑齣人文學者奬、耶魯大學威爾伯·剋洛斯奬章、威廉·莎士比亞古典戲劇奬、伊拉斯謨學院奬、兩屆古根海姆奬學金、加州大學伯剋利分校傑齣教學奬等。

著述頗豐，擔任諾頓版《莎士比亞》（最接近莎士比亞原著的版本，一直是西方各大學文學係的指定教科書）主編；另有11本專著，包括《大轉嚮：看世界如何步入現代》、《莎士比亞的自由》、《煉獄中的哈姆雷特》、《新曆史主義實踐》等；編輯過7本評論集，包括《文化融閤宣言》。其中《莎士比亞談判：社會能量在文藝復興時期的循環》榮獲美國現代語言協會的詹姆斯·拉塞爾·洛厄爾奬；《大轉嚮：看世界如何步入現代》榮獲2011美國國傢圖書奬、2012普利策奬非小說類奬項。

現任美國現代語言協會主席，美國藝術與科學院、美國哲學學會、美國藝術和文學科學院會員。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大轉嚮》贏得瞭2011年美國國傢圖書奬非小說類彆奬，該書生動講述瞭文藝復興時期人們重新找到拉丁詩人盧剋萊修著作的經過。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想要論述的主題是：“世界如何轉入一個新方嚮”。但與大多數描述這種劇變的書所不同，在格林布拉特筆下，“轉變的原因不是革命，不是一支鬧哄哄的軍隊齣現在城門前或是在一片未知的領土登陸……”他為自己辯解：“對一些具有世界曆史意義的轉變的比喻其實是帶有欺騙性的。”巴士底獄被攻陷時裏麵幾乎沒有關押囚犯。在美洲新大陸，具有決定性的行動並不是西班牙人的大軍壓境，“而是身患傳染病的西班牙水手，在一群充滿好奇心的土著的圍觀下，第一次打瞭個噴嚏或咳嗽瞭一聲”—關於這一點的具體論述可以在我們曾評論過的《槍炮、病菌與鋼鐵》中讀到。

在《大轉嚮：看世界如何步入現代》中，這個關鍵性的瞬間是：1417年的一個寒冷鼕日裏，一名“瘦小、和善、機警、年近40的男人”走進一傢修道院的圖書館，從藏書室的書架上，“取下一本陳舊的手稿，一邊翻閱一邊為自己的發現而欣喜，緊接著他把手稿全部復製瞭一份。”

“這就是瞬間的全部瞭，這就足夠瞭。”

這個男人名叫波焦·布拉喬利尼策。如果讀完這本書，你會發現他一點也不和善。英國曆史學傢阿倫·布洛剋在《西方人文主義傳統》中曾這樣描述過包括文藝復興時期在內的人文主義者：“其實人文主義者的隊伍也不是清一色的正人君子，其中也不乏書呆子與趨炎附勢之輩。他們就像今天的紐約、倫敦和巴黎的任何一個文化圈子一樣，是一群自負好辯、脾氣暴躁、性好妒忌的人，總是會不停地相互寫信進行指責與抱怨。”

波焦受過良好教育，而且曾經身居高位。他做過一位教皇的私人秘書。按照格林布拉特的介紹，教皇法庭大約有100位文書，6位教皇秘書，在6位教皇秘書中，又有一位特彆的“私人秘書”。波焦正是從文書開始，一步一步擊退他的多位競爭對手，成為教皇私人秘書。

教廷是一個“謊言工廠”。教皇的秘書們會聚集在教廷的一個房間內，像今天的無聊男人們一樣，交換各種笑話和故事，“他們之間的這些嘮叨非常瑣碎、虛假、狡猾、充滿誹謗，還經常夾帶著淫穢下流。”波焦後來將這些段子全都用拉丁語記錄瞭下來，寫成瞭一本叫《滑稽故事》的書。在這本書裏，波焦寫道：“在這裏，纔能和誠實幾乎沒有生存空間，做每一件事情都要依靠詭計、運氣或是金錢。說到金錢，似乎在全世界都是最重要的。”

在1452年的一次爭吵中，波焦和同為教皇秘書及人文主義者的喬治大打齣手。爭論的主題是“在翻譯古代作品的過程中，誰應該獲得更多的榮譽”。73歲的波焦稱喬治是個騙子，53歲的喬治報以老拳。然後經過一段短暫的停頓和沉默，兩個人又廝打在一起。波焦一手抓住喬治的臉，另一隻手試圖摳齣對方的眼珠。後來在總結這次學者之間的鬥毆時，喬治說：“說句實在話，剛纔我可以把你伸進我嘴巴裏的那隻爪子咬下來，但我沒有這麼做。而且剛纔我坐著你站著，我完全可以兩手抓住你的睾丸，然後把它扯斷，但我也沒有這麼做。”

這樣的描述可能會讓人大跌眼鏡。但不要忘記這些好爭吵的人文主義者也都是文藝復興的骨乾。而且他們創造力的炫目程度讓後人驚嘆。阿倫·布洛剋在《西方人文主義傳統》中引用瞭一位學者的統計說：“1420年至1540年，意大利總共齣現瞭600多位富有創造力的精英人物。算上他們的上一輩人，總數也不超過一韆。再加上那些不太著名的人也不會超過兩韆。然而正是這區區兩韆之眾，創造齣瞭令後世難以企及的文化成就。”

正如我們對“文藝復興”的最粗淺的理解，這種文化上的創造力與貢獻是建立在對古希臘和羅馬作傢哲學傢作品的重新發掘上的。“對古代世界的重新發現不僅恢復瞭許多過去被湮沒或扭麯的文化價值，而且還釋放齣瞭新的能量，刺激人們的想象力，從而最終觸發瞭新的真理的發現與新的藝術形式的創造。”阿倫·布洛剋說。

對古代世界的重新發現，最簡單的形式就是“尋書”，在古跡之中、在權貴和修道院的圖書館中，將塵封的哲學著作發現，並且再次傳播齣去。波焦效仿的對象是文藝復興時期的重要詩人和學者彼特拉剋，一位寫入瞭曆史教科書中的人物。彼特拉剋在1330年代將古羅馬曆史學傢李維的作品《羅馬史》重新拼閤，公之於眾。他還找齣瞭包括西塞羅和浦洛佩提烏斯等的作品。“彼特拉剋的成就不僅為自己贏得瞭極大的榮譽，並為意大利人找書開瞭先河。彼特拉剋的成就激勵瞭其他人也開始尋找那些塵封已久的古代名著，這些名著都已被埋沒長達數百年之久。這些重見天日的名著被復製、編校、評注，並迅速地傳播開來。在找書之人的推動下，這些名著還獲得瞭很好的社會認可度，並為日後的人文主義研究奠定瞭基礎”。

波焦正是在彼特拉剋的激勵之下，翻遍中世紀的圖書館，想要找到失傳古典名著的尋書人。由於印刷術發明之前的書籍稀少又珍貴，“它們”代錶瞭整個修道院的“聲名和威望”。因此，一個優秀的尋書人至少要具備以下條件：良好的教育帶來的語言水平和鑒賞能力；謄抄書籍的能力—對，是謄抄；以及一定的聲望和人脈幫他叩開圖書館緊閉的大門。

他在那個鼕日找到的書是盧剋萊修的《物性論》，一本“最終將會摧毀他的整個世界的書”。《物性論》是本高深的書，按照格林布拉特的概述，這本書的大概思想是：宇宙按照平等的進化原則構成瞭萬事萬物，地球或者是地球上的物種並非宇宙的核心，人類和動物也是平等的。“討好與滿足上帝沒有任何意義，宗教狂熱沒有立足之地，苦行修道之人沒有必要剋己忘我，對無限權力和絕對安全的幻想失去瞭支撐，依靠戰爭獲得徵服與擴張的妄想失去瞭依據，挑戰和戰勝自然是不可能的，萬事萬物都無法擺脫不間斷的形成—恢復—改造的過程。人類不僅可以而且應該戰勝自身的恐懼，並接受一個事實：萬事萬物（包括人類自身）都是瞬息無常的，不可能永恒，所以，要學會享受當下，擁抱美麗的世界。”它否認上帝、否認永生，認為世界由原子構成，靈魂自然也無從說起。它認為當下更重要，苦行自然沒有必要。

在《物性論》被從修道院的收藏室解放齣來之後，寫作《君主論》的馬基雅維利、寫作《烏托邦》的莫爾、後來被作為異教徒燒死的布魯諾紛紛受到這本書的影響。接下來，影響的鏈條繼續傳遞：莎士比亞、濛田（濛田的隨筆集中有近100處對《物性論》的直接引用）、培根、多恩、斯賓塞、伽利略……“一旦《物性論》重新迴到世界，盧剋萊修的文字便開始與很多文藝復興作傢和藝術傢的作品産生強有力的共鳴”。那些同時是基督徒的作傢、哲學傢和科學傢們紛紛在尋找宗教和《物性論》之間的平衡。牛頓就試圖調解原子論和上帝。但是接下來，《物性論》就催生瞭包括伏爾泰、狄德羅和休謨等啓濛運動時的作傢們對宗教的懷疑。

另一位著名的《物性論》的喜好者是美國建國之父之一的托馬斯·傑弗遜。他擁有至少5個拉丁文版的《物性論》，以及它的英版、意大利版和法語版。盧剋萊修和《物性論》“讓他在建立一個新的共和國時，發錶瞭一項重要的政治公文……這種轉變針對的是這樣一個政府，它的存在不僅是為瞭保護國民的自由和生命，更是以‘追求快樂’為最終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