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道走到黑（自序）

一个人一生中可能会面临两种精神困境：眼前无路可走是一种，眼前歧路纷出则是另一种。这两种精神困境都令人抓瞎和抓狂。对于找不到北的路痴而言，歧路纷出的情形还要更为糟糕一些。

在中国近现代，知识精英几乎都曾遭遇过这两种精神困境，有的最终找到了出路，或自以为找准了出路，有的则在那条迷途上走得两眼晕黑，直至失足坠入深不可测的渊谷，万劫不复，但也有人历尽劫波，找到归途，实现了自我救赎。

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组织强学会，都是为维新变法作必要的理论准备和干部储备。他以“素王”（有王者之风，而无王者之位）自视，国人也以当世之大儒待之。他若看清形势，抓住时机，集结一切可以集结的社会力量，顺乎天而应乎人，戊戌变法又何至于百日夭亡？他玩小臣架空术，挟天子以令诸侯，癫狂操切，疏远中间派，激怒满朝文武，甚至异想天开，罔顾实力对比，企图发动宫廷政变，不偾（f侉n，毁坏）事，不败事，才真叫奇怪了。康有为逃至海外，利用华侨的同情心，大肆敛财，他允诺资助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却食言自肥，致使二十多位同志白白牺牲。1917年，康有为不顾人心向背，支持张勋复辟，连他的大弟子梁启超都看不过眼，骂他为“大言不惭之书生”。在清朝末期，康有为确实抓到过一手空前绝后的好牌，却打得极烂，输个精光，很难令人释然。

杨度满腔热血，仗义慕侠，作《湖南少年歌》，高呼“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但他误入歧途，拜王闿运为师，修炼绝艺帝王学，奉之为金科玉律。时代变了，人心变了，国民对共和充满向往，袁世凯逆潮流而动，称帝就等于玩火自焚。杨度试图改造帝王学，使之成为君主立宪的幌子，他找到美国博士、中国通古德诺来操刀主庖，也无济于事。杨度坚信强梁中的强梁、猛人中的猛人袁世凯，能够将老牛破车旧中国拽出烂泥潭，其后，他轻举妄动，组织筹安会，终于万劫不复，一失足成千古恨。急功近利乃腐心蚀骨的毒药，他不幸中招了。杨度昧于大势而踏上歧途，结局黯淡不能算冤屈，梁启超、孙中山都曾高看他，视之为一流的宪政人才，轮到抉择时，他却弃共和，挑君主，与狼共舞，迷信强人专制，其宪政理想也就化为了梦幻泡影。

刘师培是另一种典型，他有出众的天资和学问，少年成名，得到过章太炎的赏识。在日本，他改名为“光汉”，以“光复汉室”的抱负骄人，信奉过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终因脚底无根，心中多欲，叛离同盟会，倒向清朝大臣端方的怀抱。端方在四川被杀后，刘师培受了惊吓，进了牢狱，并未吸取教训，后来又参加筹安会，为袁世凯称帝做吹鼓手，弄个参政的头衔，享受官福，讲究排场。刘师培自甘堕落，有人为他脱责，将几笔烂账悉数归在他老婆何震名下，这很不公平。蔡元培曾致书吴稚晖，分析刘师培中途颠踬（di佟n zh佻，被东西绊倒）的原因，称他“确是老实，确是书呆”，“未免好用其所短”，甚至不惜用最好的善意猜测刘师培，他投靠端方是想效仿徐锡麟，先做卧底，再伺机起事。这纯然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某些知识精英满腹经纶，书读得太多，结果脑袋不再是自己的了，刘师培就是这种典型。他走上歧路，是方向感太差，也是主见不明，被欲望穿住牛鼻子，精神已不得自由。

周作人要做北平的隐士，要做儒家的叛徒，这样的想法原本不赖。抗战期间，隐士不肯挪窝尚可理解，叛徒要投靠日寇就令国人难以接受。他辩护自己出任伪职是受命做卧底，他的贡献是保全了北大文学院和北平图书馆，救助了不少进步人士，但在很长时间内仅有寥寥数人愿意为他出具证词。周作人被日本文化所化甚至超过了被中国文化所化的程度，这朵“向日葵”不幸生活在那个中日交战的年代，尽管他没有作恶害人的主观故意，却与狼共舞，他走的歧路通向地狱。“文革”期间，周作人饱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他的遭遇和结果远比康有为、刘师培更为悲惨，他被定性为“文化汉奸”，乃是最难洗脱的耻辱烙印。

冯友兰是一位儒者，他有可能成为大儒，也有可能成为犬儒，多一点污迹就是不一样。他具备做大儒的资质，也有追求天地境界的宏愿，但他的弱点是：在逆境中，在高压下，只能“顺着说”，从被动迎合到曲学阿世。在非理性的年代，知识精英惨遭折磨和侮辱，落水凤凰不如鸡，这种悲剧见者有分。如果说“文革”的那条歧路是知识精英不得不走的绝路，冯友兰的遭遇是值得同情，应该原宥（yu佗n y侔u，原谅宽恕）的，毕竟他是在一台巨型绞肉机中寻找保命的缝隙。他被迫做犬儒，宿命难逃，他不曾抗争，这固然令人遗憾，他没有自杀，则不应受到苛责。冯友兰可贵之处是在耄耋高龄重写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把往日被迫颠覆的观点扳正过来，把未曾表述过的思想作明确痛快的表达。

真诚地忏悔和改过，这并不是中国知识精英的习惯动作。他们歧路亡羊，丢失的可能是良知，是人格，是思想，也可能是机会，是成果，是荣誉，不管是什么，真正的智者都应该像冯友兰那样，只要一息尚存，就实行自我救赎，尽可能将“亡羊”找补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