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爾·波普爾，被稱為舉世無雙的最偉大的科學傢，一些諾貝爾奬獲得者公開承認從他那裏所受到的影響。神經生物學傢艾剋爾斯告誡道：閱讀和思考波普爾關於科學哲學的著述，並把它們作為科學生活的活動基礎。傑齣的數學傢和天文學傢邦迪也贊賞說：科學中最重要的就是方法，而方法中最重要斥是波普爾的方法。羅素則把他的曆史——社會學著作《開放社會》贊揚為“20世紀劃進代的巨著”。不僅如此，他也影響瞭藝術領域，偉大的學者貢布裏希就直言不諱地寫道：如果在《藝術與錯覺》中處處可以感覺到波普爾的影響，我將引以為榮。《通過知識獲得解放》為波普爾關於科學、曆史和藝術的論文選集。

《通過知識獲得解放》主要內容：一切活的事物都在尋求更加美好的世界。人、動物、植物，甚至單細胞機體永遠是積極主動的。它們在試圖改善自己的處境，或者至少避免它的惡化。即便在睡眠時，有機體也在積極維持睡眠的狀態：睡眠的深度（否則是淺度）是有機體積極創造的狀況，它維持睡眠（否則使有機體保持警覺）。每個有機體都永恒地一心想著解決問題的任務。這些問題産生於它自己對它的狀況和環境的評價；産生於有機體試圖去改善的狀況。

一種嘗試性的解決辦法常常誤入歧途，因為它把事情弄得更糟。繼之而來的便是進一步的對解決辦法的嘗試——進一步的試錯活動。

我們可以看到，生命（甚至在單細胞有機體的層次上）為世界帶來瞭某種全新的事物，前所未有的事物：問題和解決的積極嘗試；評價、價值［values］；試錯。

可以認為，在達爾文［Darwin］的自然選擇的影響下，是最積極的解決問題者，是尋求者和發現者，是新的世界和新的生活形式的發現者，得到瞭最大的發展。

每個有機體也力爭穩定它的內部生活狀況，保持它的個性——生物學傢稱其結果為“體內平衡”［homoeostasis］的活動，然而這也是一種內在興奮，一種內在活動：一種試圖限製內在興奮的活動，一種反饋機製，對錯誤的一種糾正。體內平衡必須是不完全的。它必須限製自己。假如它完全成功，那就意味著有機體的死亡，或者至少它的所有生命機能的暫停。活動、興奮、尋求，對於生活，對於永不安寜、永不完全，是必不可少的；對於永久的尋求、希望、評價、發覺、發現、改善，對於學習，對於價值的創造．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對於永久的錯誤，對反麵價值的創造，也是必不可少的。

達爾文主義教導說，有機體通過自然選擇適應環境。它教導說，它們在這整個過程中都是被動的。但是在我看來，強調有機體在尋求更美好的世界的過程中發現、發明、改造新的環境，這要重要得多。它們築巢、建壩、造起小山和高山。但是它們最重要的創造可能是改變瞭地球周圍的大氣層，增加瞭它的氧氣含量，這種改變又是對日光可食的發現的結果。對這種取之不盡的食品供應和無數捕捉光綫的方式的發現創造瞭植物王國；對植物可食的發現創造瞭動物王國。

我們自己是被獨特的人類語言的發明所創造的。如達爾文所說（《人類的起源》[The Descent of Man]，第一部，第Ⅲ章），人類語言的使用和發展“對心靈本身産生影響”。我們語言的陳述可以描述一種事態，它們可能是客觀上正確或錯誤的。於是對客觀真理的尋求纔可以開始，即獲得人類的知識。對真理的尋求，尤其在自然科學中，無疑被認為是生命在它對更美好世界的漫長尋求過程中所創造的最好、最偉大的事物。

但是，難道我們沒有用我們的自然科學毀壞環境嗎？迴答是：沒有！固然我們犯瞭一些重大的錯誤，但是，一切生物都犯錯誤。預見我們的行動的所有無意的後果確實是不可能的。在這裏，科學是我們最大的希望：它的方法是糾正錯誤。

我不想沒有談一談在我生活的八十七年的歲月中對更美好的世界尋求的成功就結束這篇前言，在這段時間發生瞭兩次毫無意義的世界大戰，齣現瞭罪惡的獨裁。盡管這一切，盡管我們遭到這樣多的失敗，我們卻生活在比有文字記載的曆史中的任何其他時期更好（因為它們更贊成改革）和更公正的社會秩序中。進一步的改進是當務之急（然而增長國傢權力的那些改進卻常常導緻我們所尋求的事物的反麵）。

我想簡短地提一下我們已改進的兩件事情。

最重要的一件是，在我的童年和青年時代仍存在的可怕的大貧睏現在已經絕跡。（遺憾的是，在諸如加爾各答之類的地方情況並非如此。）有人會反對這個觀點，說在我們的社會中有的人過於富有。但是，如果有充裕的資源——和善意－－與貧睏和其他

可避免的苦難鬥爭，那又為何使我們煩惱呢？

第二件是我們對刑法的改革。最初我們也許希望，如果減少懲罰，那麼犯罪也會減少。當結果並非如此時，我們仍然決定，我們自己，作為個人和集體，寜願忍受犯罪、腐敗、謀殺、間諜活動和恐怖主義造成的結果，也不采取試圖憑藉暴力根除這些事情的十分可疑的步驟，從而冒使無辜者成為受害者的風險。（遺憾的是，這是很難完全避免的。）

批評傢指責我們的社會腐敗，盡管他們也許承認腐敗有時受到瞭懲罰（水門事件）。也許他們未意識到另一種情況。我們喜歡這樣的秩序，它甚至對可惡的罪犯也保證充分的法律保護，若存在疑問，他們就不受懲罰。我們喜歡這種秩序，而不喜歡另一種秩序，在那種秩序中，甚至無罪的人也得不到法律保護，甚至當他們的無罪已無可爭議時也受到懲罰（薩哈羅夫[Sakharov]）。然而，在做齣這些決定時，我們也許還選擇瞭其他一些價值。也許我們很無意識地應用瞭蘇格拉底[Socrate]的極好的教導：“最好忍受不公正的行為，而不做齣不公正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