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田伯，法国著名学者、东方专家、比较文学泰斗，也是小说家、颇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家。艾田伯具有百科全书般的渊博学问，精通多种语言，是西方学术界最早倡导打破“欧洲中心论”的学者之一。本书汇集了作者十一篇论文。这些论文均是作者关于世界文学、总体文学的有代表性的论述，也是对比较文学的许多基本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

本书汇集了作者十一篇论文。这些论文均是作者关于世界文学、总体文学的有代表性的论述，也是对比较文学的许多基本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内容涉及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论、方法以及富有生命力的思想文化观念。

艾田伯夫人 有人曾经责怪过艾田伯，将来还会有个别人责怪艾田伯。那不仅是因为他的学问博大，而且是因为他的那些旨在让比较文学从陷入已经过时的做法和主题的泥潭之中再度凸显的主张及其使用过的方法。难道他的百科全书般的渊博学问，他的教学方法和模式不切实际，如同乌托邦一般? 其实，艾田伯从孩提时代起就已暗下决心，希望在智力方面要远远超出他所出生的那个阶层的水平。在那个一贫如洗的省份中，猖獗肆虐的各种迷信活动，特别是对社会等级的迷信主宰着一切。由于出身贫寒，在家庭和社会关系中，他被所谓的各种禁忌和偏见所禁锢。在小学、中学，他都是最优秀的学生。后来，他得到奖学金，跨入了位于巴黎于勒姆大街的高等师范学校的门槛。在学校，他有机会与出身名门望族的同学一比高低。他最初的志向是拿下很难得到的哲学教师资格证书。他认为，只有会中文，像研究欧洲哲学一样地研究中国哲学，那才算得上是研究哲学。在他的老师们看来，这种看法简直是无稽之谈。于是，他改读获语法教师资格证书的课程，同时继续研究中文和中国哲学。 当他刚得到语法教师资格证书，1937年世界上发生了许多事件，他不得不选择了别的道路。他曾在芝加哥大学和纽约大学执教，还在墨西哥教学，直至他踏上返回欧洲的路程。其间他在安得列斯群岛、北非停留，并在埃及亚历山大大学教学多年。 回国后，他被任命为蒙彼利埃大学教授，后被任命为索邦大学教授。他致力于比较文学的研究。只是在1968年他被任命为巴黎三大(原名索邦大学) 比较文学系主任之后，他在其他大陆积累的经验、他惊人的工作魄力及其学习其他语言的孜孜不倦的精神，才有了用武之地。在学校里，他与他的学生、弟子们一道检验他的语言知识，并不断完善其对该学科的设想。这些设想在他所组织的多语种研究中，特别是在关于翻译的研讨会中得以落实。精通稀有(或被认为是稀有)语种的弟子归附于他，给这些研讨会平添了巨大的热情和活力。① 他设计了一种关于“不变量”的理论。其中，不变量所指涉的，正是各种形式的(非洲的、远东一亚洲的，含日本文学、菲律宾的、马尔加什的)文学，特别是口头形式的文学。 他在其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比较不是理由》中阐述了他的理论。后又将其理论在《面向全球的比较理论》、《(真正的)总体文学论文集》、《世界文学新论文集》等著作中进行了提炼、升华。 他曾固执己见，写了一篇不提任何作家名字的有关法国文学的长篇文章。用以证明，如果没有各大洲不同作家给予法国文学各种养分的话，便无法国文学可言。 他怀着强烈的求知欲学习了一种澳大利亚的土著语言，以便让人了解澳大利亚土著的文学。他从澳大利亚土著文学中，在变化无穷的生活条件、社会条件、经济条件，乃至殖民条件中，又发现了一些隐藏着的上述的不变量。 希望在中国即将出版的译文，能给未来的比较理论带去一些来自欧洲的富有生命力的东西。 他模仿世上流行的有英文癖的人们之提法，以讥讽的口吻大胆地提出了： 由比较文学构成的后艾田伯时代。 不过，他本人比其所表现出来的样子要谦虚得多。他在晚年，经常对我说：“我真的一无所知，”并常常补充道：“我对自己的语言绝非了如指掌。” 但是，谁也不会像中国人期望的那样，活到一万岁。我们应该感谢他在其九十二年的生命旅程中，已经为各国人民的文化与交流，做了许多许多。 如果说他仅给我们留下其文化宏愿的一个印记的话，除了他所写的著作，他所教授的课程之外，那就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下，他在法国完成的创举，即他主编的《东方名著丛书》。该丛书现在由雅克·达尔继任主编。 2003年12月